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战火中诞生：从延安走向北京(3)
11月试播前的一天下午，朱德来到王皮湾视察，鼓励电台的同志们狠狠地揭露敌人的阴谋诡计，团结全国人民，一心抗战到底，夺取最后的胜利。
延安电台的广播稿由新华社编辑科提供，向仲华兼编辑科长，先后担任编辑工作的有刘志刚和李伍。1939年4月到1941年5月，新华社在中共中央所在地杨家岭办公，后来迁到清凉山上，成立广播科，李伍任科长，先后调来陈笑雨、王唯真做编辑工作，秘书陆果木也参加编稿。他们每天要编出一套文字广播稿和一套口语广播稿，各约8000字，由通信员送往王皮湾。
延安电台最早的播音员，是从女子大学调来的徐瑞璋和姚雯，后来接替她们的是肖岩。1941年1月22日下午，通信员按时把稿件送到王皮湾，那是中共中央军委为国民党当局制造的“皖南事变”发表的命令和谈话，都是毛泽东撰写的。小徐和小姚立即反复阅读，连晚饭都顾不上吃，就点亮油灯，每人播出一遍，揭露了事变的真相，声讨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滔天罪行，在全国人民面前显示了我们坚定的立场、严正的态度、鲜明的观点和战斗的风格。
延安电台的广播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恐慌，下令各有关单位进行侦测、监听和干扰，并且阴谋加以破坏。他们把这称为“海陆空三条战线之外的第四战线”。然而，真理的声音是封锁不住的，延安的声音每天飞向万里长空，不仅在各根据地，而且在大后方和沦陷区，都有很多人收听，不少地下党员冒着生命危险，收听和记录下来，印成传单和小报，秘密散发。有些听众把延安广播誉为“黑夜里的一盏明灯”。
党中央十分关怀和支持处于幼年时期的人民广播事业。1941年3月至6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和中宣部连续向各地党委发出文件，要求他们加强对宣传工作的领导，强调指出，广播是“近代宣传鼓动的有力工具”，发展广播事业是“非常重要的”。这年夏天，毛泽东听说延安电台有一部手摇留声机，就派人把自己保存的20多张唱片送去，嘱咐延安电台的同志努力把广播办好。周恩来派人把自己乘坐的汽车上的引擎拆下来，送到九分队，以便轮换使用，保证文字广播和口语广播的电力供应。
为了宣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形势，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罪行，教育日本士兵反对非正义的战争，延安电台在1941年12月3日开办日语节目(每星期五广播半小时)，这一天成为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诞生日。先后担任编译工作的有刘愚、王文庶、张纪明，播音员是已经加入中共的日本女青年原清志。
延安电台早期的文艺节目只是由播音员和机务员吹口琴、唱歌和放唱片。为了丰富节目内容，他们约请材料厂的同志们来演播过郭沫若的《屈原》和《棠棣之花》的片断。还约请总政文工团来演播，由于合唱队和乐队的人数很多，窑洞里挤不下，只好排列在山坡上，把话筒移到外面，向着山峦和溪流、夜空和星光，使那嘹亮的歌声和雄壮的乐曲，飞上云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