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中国和西方在火药领域的分水岭(6)
从利玛窦到马戛尔尼
其实，让人感慨的又何止于此？“细读历史，会发现充满了戏剧性，但背后或许都有其必然。”黄一农教授的感觉可能更为强烈。致力于研究明末清初中西火器科技交流史的他，多次向本刊记者感慨，“实际上，中国错过了很多次可以进一步发展火药的机缘”。
根据黄一农的考证，在明末清初这一十字岔口上，西方来华的传教士阶层在火药技术交流方面扮演着至关重要的桥梁角色。“传教士们掌握着西方最先进的科学技术，不管出于什么目的来到中国，在科技交流方面，他们的条件得天独厚。”正如李约瑟所言:“由于历史的巧合，近代科学在欧洲崛起与耶稣会传教团在中国的活动大体同时，因而近代科学几乎马上就与中国传统科学相接触了。”
明朝万历年间来到中国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便是这一阶层的杰出代表。他对中国文明非常称赞:“中国不仅是一个王国，中国其实就是一个世界。”他甚至感叹，“柏拉图《理想国》中作为理论叙述的理想，在中国已被付诸实践。”但是，他在称赞中国人对“医学、自然科学、数学、天文学都十分精通”的同时，也发现“在中国人之间，科学不大会成为研究对象”。
但也有部分有识之士想做出努力。1606年，利玛窦开始向已加入天主教的明朝进士徐光启讲授西方数学理论，所用教材为公元前3世纪左右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的著作《原本》。第二年，由徐光启翻译的《几何原本》出版，成为我国近代数学的奠基之作。但是，夹杂在中西文化缝隙中的这种努力，多少总带有一些悲剧的色彩。根据黄一农教授的考证，徐光启的入室弟子孙元化在任登莱巡抚时，曾在天主教人士和葡萄牙军事顾问团的帮助下建立起当时最先进的一支火器部队，可最终其部下孔有德却因士兵偷了一只鸡而兵变吴桥，导致刚刚成立不久的火器部队即告夭折。
黄一农教授告诉本刊记者，明朝末年，西方现代科学知识通过士大夫和传教士阶层中的同门、同年、同社、同乡乃至同教等关系广泛散播，却没有延续下去。至清朝初期，“文字狱”盛行，刚刚兴起的思想解放又被扼杀，甚至连《几何原本》这样的科技书籍都遭禁。1720年，因“礼仪之争”，康熙宣布对基督教实行“禁教”，传教士们便更少谈论科学了。
但也有历史学家提出了不同观点。以研究中国近代科技史而著名的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教授艾尔曼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指出:“中国科学与科技在16世纪已有相当成绩，之所以在18、19世纪时发展缓慢，不是因为中国人本身封闭，而是由于当时作为中西交流的主要桥梁──17、18世纪的耶稣会士和19世纪的基督教传教士，通常因为自身的宗教信仰与西方的科学有抵触，未能把当时欧洲的科学原原本本地输入。”他举例说，“法国耶稣会士利用1742年出版的《历象考成后编》向中国介绍牛顿，但该书只提及过牛顿的名字，并没有系统地介绍他的学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