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中国和西方在火药领域的分水岭(4)
“但是从武器发展的角度来看，我们的火炮还是落后了。”黄一农向本刊记者分析，“西方的火炮不仅都有准星和照门，还有两个‘耳朵’，可以支在炮车上，发射时调整仰角，其射程和准度都比较高。另外，其炮管设计前薄后厚，可以有效避免膛炸。”
只可惜，“满洲人用先进的火炮打下了江山，却没有再进一步发展。朝廷担心汉人的火器制造威胁其统治地位，禁止地方官自行研制新炮，甚至禁止百姓学习火器铸造技术”。黄一农告诉本刊记者，“康熙统一全国后一直到鸦片战争，清朝有关火药的著作屈指可数。以至于200年后英国人再打过来时，发现我们用的火炮尚不及明末时的水平”。反观西方世界，意大利数学家塔尔塔利亚于1537年所出版的《新科学》一书，首次提出了抛射体理论，成为近代弹道学的重要奠基著作。此后，经过数学、力学、物理学等近代自然科学的进一步发展与应用，西方的火器技术取得了突飞猛进。
“历史常常充满了造化弄人的意味，我们拥有一流的铸造技术和工匠，却没有将科学知识应用上。”黄一农教授向记者感慨。到了清代中后期，朝廷一味追求火炮的重量，但真正影响战斗力的瞄准、发射以及火药配制技术却没有提高。以至于鸦片战争时，西方火炮的炮弹早已实现空心爆炸、碎片杀伤，而我们使用的炮弹仍旧是实心的。同样感慨的还有潘吉星教授，他告诉本刊记者:“中国人在火器上停滞不前，一落千丈，但在民用烟火方面却发展得有声有色，从来没有落后过。”
从火器到烟火
虽然火器与烟火孰先孰后的问题，由于史料有限，已很难考证，但在中国军事科学院研究员钟少异看来，自南宋时民间用于杂耍的“五色烟”应用于军事开始，他告诉本刊记者，“中国的火药技术必然是在火器和烟火的交互影响中向前发展的”。
与民众常常将“火树银花不夜天”理解为古代烟火表演不同，根据史学家的考证，这里所谓的“火树银花”实际上是对树上所挂灯笼的一种诗意化描写。据冯家升先生的考证，真正的烟火出现在1163至1189年(南宋孝宗年间)，当时已有炮仗、屏风、地老鼠等形式。史书有记载，宋理宗初年上元日，理宗和杨太后在庭中看焰火，“地老鼠”直闯至太后座下，太后惊惶而走。理宗心里不安，打算惩罚承办焰火的人，后来因为杨太后觉得放焰火的人不是出于敌意才作罢。
按照中央民族大学民俗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陶立璠教授的解释:“中国的春节习俗很重，正月初一到十五是一个很大的节日，要制造欢乐和喜庆的气氛。另外，辞旧迎新的主题，和中国年节的习俗结合起来，就是希望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普天同庆。这种情况下，烟花既有驱邪纳福的意思，又能制造出欢乐的气氛，自然受到朝廷和百姓的喜欢。”除了在宫中燃放，当时的烟花也深得达官贵人们的喜爱，吴自牧在《梦粱录》中就说当日杭州有“市爆仗、成架焰火之类”。明代理学家朱熹的朋友陈亮托他在台州太守唐仲友面前说情，想代一个官妓脱籍，唐仲友没有答应，朱熹在后来状告唐仲友的理由里，其中之一就是说他浪费公财，为了放烟火，花了几千两银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