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易代与中华帝国衰落：中国艰难的近代化转型
明代中晚期，传统经济充分发展，新的经济因素大量涌现。商品经济的活跃和重商主义的抬头使根植于小农经济的一切传统观念受到挑战。明政权用以控制人口和土地的手段--户籍、黄册、赋役制度渐渐失灵。经济的发展水平和人身的解放程度是衡量社会进步的主要尺度。就明朝中后期的情况而言，中国社会已经明显地表露出向近代转型的征兆。
清代高压导致固步自封
在科学技术上，明代同样处于近代化的前沿，虽然当时还没有发生工业技术革命，但一些重大的科技成果表明中国科学技术在原有轨道上的发展和走向成熟，正向新的突破点逼近。正因为有这样的成就，在中国知识界中有一种将其向前推进的动势，能够以开放的、平和的心态去接纳异质的但较为先进的科学技术。西学东渐是中国科技在相对开放的政治环境大背景下的逻辑发展。这时出现了一个中国学术与世界科技同步发展的机会。
但到了清代，情况发生了逆转。与明代后期科学技术的开放态势不同，清代的科学技术在政治高压干预下，倒退回"西学中源"的故步自封之中。明代中外科技交流是由民间推动的，是自下而上并得到朝廷鼓励的。顺治、康熙时期，清朝与西方传教士的科技交往仅限于朝廷，他们限制普通士人与西方传教士的接触。"西学中源"说颇可使"天朝大国"的骄矜心理得到满足，但它却导致故步自封，导致对新事物的蔑视和拒斥。
康熙三年七月，爆发了汤若望教案。徽州府县民杨光先上书攻击汤若望，甚至极端地说"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乾隆三十八年，罗马教廷解散了耶稣会，由传教士传入西学的过程也随之中断。乾隆五十年，耶稣会的活动得到了恢复，但"西学东传"却一直没有恢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