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行山上的军事工业：为新中国军工打下良好基础
为了抗击日本帝国主义，我们从敌人手中缴获武器，回击敌人；同时运用自己的知识和物质条件，设计制造抗日武装所需的武器弹药。我们的军事工业在配合游击战、运动战到攻坚战中，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土到洋，一步一步地发展壮大起来。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总部在太行山区创建了拥有十几个工厂的军事工业。它是根据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决议中，关于“提高军事技术，建立必要的军火工厂。准备反攻实力”的精神，于1939年前后在各部队修械所的基础上陆续创办起来的。创办初期。八路军总部从延安中央军委军事工业局、抗日军政大学、总部机关和一二九师各部门陆续抽调了近千名优秀干部和技术工人到军工部和兵工厂工作。
我是1940年5月，从抗日军政大学培养无线电通讯等特种技术人才的特科大队调到军工部从事军工生产工作的。当时，彭德怀副总司令、左权副参谋长、杨立三后勤部长亲自从总部送我到几十里外的军工部机关所在地山西省黎城县上赤峪村就任军工部部长。一路上几位领导同志谆谆教导我，要克敌制胜，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发动群众，二是要有武器。敌人之所以敢于发动侵华版争，主要是凭着他们有精良的武器装备，企图用武力来征服中国。我们共产党人从来认为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不是武器而是人，但武器却是战争胜负的重要条件，如果我们每个为正义而战的抗日战士都有武器，有好武器，就可以用较小的损失，较短的时间，取得最后胜利。
武器从哪里来？靠国民党政府发给，当时希望渺小。靠缴获敌人的，代价太大，住住为夺取一支枪要付出重大牺牲。最好的办法是自己制造。首长们再三叮咛，殷切嘱托我一定要抓紧把军工生产摘起来。我虽然在国外学习过一些工业技术知识，又在闽浙赣根据地的洋源兵工厂担任过一段领导工作，但总的来说，对军工生产并不懂行。作为一名革命的学生，我抱着学着做、做着学、边做边学的态度，和同志们一起从战争的实际需要出发，结合根据他的物质条件，为改善我军的技术装备，全力以赴。
从修理、制造枪械起步
我到军工部以前，先来的同志们遵照首长的指示，已集中各部队的随军修械所，在黎城县水窑山建立了兵工一所（所即工厂，下同），在平顺县西安里村建立了兵工二所，在辽县高峪村建立了兵工三所，这三个所主要是修理枪械，生产步枪。还接收了武乡县工会办的（左革右卑）山工厂，改建为柳沟铁厂，生产手榴弹。总部首长对这几个兵工厂视若“掌上明珠”，在筹建水窑兵工厂时，朱总司令、彭副总司令、左权副参谋长亲自勘察地形，确定厂址，调兵遣将，解决疑难，工厂落成后。又派总部特务团担任警戒。总部首长的足迹走遍了各个工厂所在的村落。朱总司令对工人谈笑风生的讲话，与职工同吃一锅饭的简朴作风，给做出突出贡献的工友的题词在职工中广为流传。当时兵工厂的设备很少，多数生产工序是手工作业。从豫西来的手工造枪工匠技艺较高，凭虎钳、锉刀等简陋的工具就可以造出枪来，1939年阳城豫晋游击支队修械所韩忠武等人用手工抠出几支手提式冲锋枪。朱总司令看了十分赞赏，亲切地接见了他们，还派人送来大米、腊肉以表慰问。可是用手工造的枪，尺寸不规则，许多零件不能互换，各厂造的枪型号、规格不尽相同，性能各异，产量少，质量差，成本高，常常在战斗中发生故障，甚至伤害自己。怎摔把各种规格的枪支统一起来，实现步枪制式化，这足当时必须解决的一件大事。在解决这个问题上，刘伯承同志曾给我很大的启示。那是二十年代在苏联东方大学学习时，有一次他向我讲述有一些国家单纯追求步枪的射程，把枪管搞得很长，很笨重，结果是射程越远，命中率越低。刘伯承同志认为：步枪是一种近战武器，只要能在二百米以内射击准确，越轻越灵巧越好。我们本着这个战术技术要求，又根据山地游击战争的特点，提出了新的步枪设计方案，卤水窑一所副所长刘贵福组织设计试造。刘贵福原是太原兵工厂的技术工人，1938年投身革命，曾在延安茶坊兵工厂参加过无名式步枪的设计与制造，是一位造枪能手，1939年冬调到太行。1940年8月1日，我们终于造出了第一支自己设计的新步枪。这种枪吸取了“捷克式”、“三八式”、“无名式”以及“汉阳造”等步枪的优点，它的长度比一般步枪略短，比马枪稍长，取名为“八一式”步马枪。枪的刺刀紧紧连在枪筒口部，平时折伏在枪杆七不会丢掉，肉搏时能迅速脱钩弹出展开。全枪重3.36公斤，口径7.9毫米，射击准确，刺刀锋利，枪体轻巧、坚固。外形美观。我们背着新枪到总部汇报，彭副总司令、左副参谋长见后十分高兴，拿着枪边看，边作刺杀动作。特别是在场的徐向前同志背上枪不肯放下，笑着说：我当兵能背这种枪，不吃饭也高兴！彭副总司令当即责成军工部迅速组织批量生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