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民为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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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黄书元 主编
出 版 社： 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8-11-1字数：版次： 1页数： 236印刷时间：开本： 大32开印次：纸张：I S B N ： 9787010075082包装： 平装编辑推荐
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透视历史……为政之道，以顺民心为本，以厚民生为本，以安而不扰为本。
历史事实是相对稳定的，历史的意义却历久常新，众多知名学者撰文，以详实的资料，生动的表述，为广大领导干部，提供一部可资借鉴的历史文化读本。
内容简介
民本思想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渊源。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时期，管仲就在《管子霸业》中指出：“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孟子则提出“民贵君轻”的著名论断：“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而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更是体现了古代贤人安民为天的伟大情怀。
古代明君贤臣也认识到民众的重要，在政治上都致力于安民。汉文帝为固本安民，实施劝农务本的政策，他本人则“夙兴夜寐，勤劳天下，忧苦万民，为之恻怛不安，未尝一日忘于心”。周代西门豹到邺县上任，整治了危害百姓的三老、廷掾、巫祝，解决了河伯娶妻的问题，组织治理漳水的工程，根治了漳河的水患，使百姓安居富足。宋朝名臣富弼以“济世安民”为志向，在赈灾过程中采取各种切实可行的措施，克服救灾流于形式的弊端，方法简便周至，被“天下传以为法”。明代苏州知府况钟在苏州奏免勾军，减免重赋，抵制宦官扰民，保卫了一方百姓的平安。
朝代的兴衰与统治者对民本思想的重视和治国安民的政策措施密切相关。当统治阶层本着民本思想治理国家，政策有利于民生时，社会矛盾就会趋于缓和，社会生产力得到发展，人民生活趋于安定，国家走向稳定强盛；当统治阶层忽视民众的重要性，政策不利于民生时，社会矛盾就会激化，社会生产力遭到破坏，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国家则会动荡不安。
党中央提出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强调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把以人为本提到了战略指导思想的高度。以人为本既继承了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又与它存在着实质上的区别。我国古代民本思想中的“民”，是相对于统治者而言的，民本思想的本质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者的统治地位；而我们党所倡导的以人为本则坚持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历史地位。
目录
拨乱求治
皋陶议安民
管仲说安民
孟子议安民
萧规曹随
周勃安定西汉王朝
贾谊过秦论安民
汉文帝务本安民
平定七国之乱
董仲舒对策论安民
汉武帝思富养民
霍光知时务之要
盐铁之议问民疾苦
龚遂安民治渤海
诸葛亮安定南中
唐太宗为政清静
魏征安辑河北
李惠登随州兴利除弊
朱元璋安民平苏州
明太祖许拿扰民官
明太祖的《教民榜》
胡广安民之请
清政府安抚青海
袁承宠力革土司积弊
毛竣德下安民榜
赈灾济民
大禹治水
屯田安民
隋文帝设义仓救灾民
隋文帝率民就食洛阳
陈君宾储粮赈邻郡
唐玄宗修常平仓法备荒济民
卢坦不抑米价
富弼赈灾法传天下
毕仲游“虚张平粜”
文会上疏，原杰殉职
姚少师放粮
周忱抚江南
张沐捐资赈灾民
郑板桥救灾抚民
张吉安力除民瘼
李赓芸尽力赈灾
魏源救稻安民
广施惠政
汉文帝尊老礼高年
汉宣帝与良吏共治天下
颜斐使吏不烦民
仓慈护送西域杂胡经商
羊祜使吴边民悦服
薛大鼎沧州兴水利
刘晏理财以养民为先
刘随永康施惠政
董文用以安民为己任
盖苗以爱民安民为本
王克敬除弊惠民
方太守的民约
李湘与东平之治
况太守施惠苏州府
松江太守“明日来”
清初“轻徭薄赋”
陈瑸治台知恤民
“滋生人丁，永不加赋”
雍正实行“摊丁入地”
治霸惩恶
西门豹治邺
王猛除豪右以安民
刘栖楚京城除恶少
胡顺之火烧臧氏宅
杨景行除暴安良
徐九经治旬容
于成龙惩恶恤民
施世纶摧抑豪猾
张巡检怒杖太监
刘衡力除病民者
治境安民
文翁重教化民
兒宽治民务得人心
黄霸宽和治民
韩延寿厉善移风
召信臣为民兴利
班超抚定西域
杨使君有千里眼
郭元振治凉州
张全义保河南
吕思诚劝民敦睦
戚继光保境安民平倭寇
骆钟麟以安民为本
宋必达守宁都
陆在新建“问苦亭”
陈汝咸治漳浦
言如泗爱士恤民
乾隆安置土尔扈特
书摘插图
拨乱求治
皋陶议安民
传说禹、皋陶、契、后稷、伯夷、夔、龙、任、益、彭祖等人，从帝尧时就开始得到任用，但“未有分职”。尧辞世后三年，帝舜与各部落长商议，才任命了百官，禹为司空，皋陶为大理，契为司徒，其余的人也都各有专职。
司空主管土木工程；大理又称士，主管司法，都是舜手下的重要官员。舜经常与禹和皋陶讨论一些重大问题。一次，当他们讨论如何继承尧的事业、把社会治理得更好时，皋陶提出了“安民”的问题。这是我国文献记载中最早的“安民”的提法。此事载《尚书-皋陶谟》，后又被司马迁采入《史记•夏本纪》中：
皋陶曰：“允迪其德，谟明弼谐。”禹日：“俞！如何？”皋陶日：“都！慎厥身，修思永。悖叙九族，厥明励翼，迩可远在兹。”禹拜昌言，曰：“俞！”皋陶日：“都！在知人。在安民。”
皋陶认为，只要按照先王的道德处理政务，就能使谋略实现，大臣之间就能同心同德。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从自身做起，提高品德修养，从大处着眼，从长远考虑，由近及远，就能把社会治理好。禹赞同皋陶的意见。于是，在这个基础上，皋陶提出了“知人”和“安民”的问题。
禹认为，皋陶的意见很好，只是怕帝尧也未必能完全做到。他进一步发挥说：知人善任，只有大智大慧的人才能做到；“安民则惠，黎民怀之”，自己有智慧又有德于百姓，那就没有什么可以惧怕的了。于是皋陶以安民为中心展开了论述。
要使民安，为官者就得首先有德。皋陶说，大凡人的德行有九种：一是态度豁达，毫不拘束，又能恭敬谨慎；二是性情温和而又有主见；三是谦逊而又严肃认真；四是有才能但办事仍不马虎疏忽；五是能接受别人的意见又不为意见纷纭所迷惑，而能刚毅决断；六是行为正直而态度温和；七是能从大处着眼又能从小处着手；八是刚正而不鲁莽；九是勇敢而又善良。并不是从表面就能断定谁具有美好的德行，必须有事实作为依据。有了正确的判断，才能任用这种有德行的人。这样，才能指望各方面的负责人都办好分内的事。
皋陶特别强调不能任用私欲膨胀而贪图享受的人承担一方的重任。一方之主，日理万机，绝不容许尸位其职。这种职位是代表上天行事的，怎么可以让那些不称职、无所作为的人来代表上天呢？
要安民，就要建立秩序。皋陶认为，“天叙有典”、“天秩有礼”、“天讨有罪”，所以建立秩序要从两方面做。第一是稳定等级关系。他说，上天既然安排了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的伦常次序，便应当按照上天的意旨整顿和巩固这种关系。天子、诸侯、大夫、士、庶人这五个等次各有礼法，这对维护社会的既有秩序是有很大作用的，天子应当大力推行，使人们各安其位、互相尊重、协力同心办好事情。为了表明各个等次人员的德行，上天还制定了与他们相应的服饰制度，以表彰道德高尚的人，为政者也应按上天的意志办事，以劝善崇德。第二，要打击犯罪。上天为了惩罚有罪的人，便制定了五种刑罚，以惩办五种罪人，为政者也应坚决执行。
关于皋陶的事，现在我们知道得很少。但他是一位有见识有作为的人却是可以肯定的。传说“帝禹立而举皋陶荐之，且授政焉”（《史记•夏本纪》），不幸他过早地辞世了。
皋陶“作士以理民”，从司法的角度议安民，提出来的却是一个全面治理的方案。其中所说的加强官员的自身修养、任用有德称职的人、严厉打击犯罪，对后代都是有启发意义的。他自己为这一目标奋斗了一生，以致数百年后，灭亡夏朝的商汤还从这个角度肯定了他的功绩：“古禹、皋陶久劳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史记•殷本纪》）
管仲说安民
史称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都是“管仲之谋”（《史记•管晏列传》）。而“安民”则是管仲之谋的一个重要内容。
管仲对“民”与“国”的关系有充分的认识。他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因此，能处理好“民”的若干大问题，就是政治中最可宝贵的：
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能佚乐之，则民为之忧劳。能富贵之，则民为之贫贱。能存安之，则民为之危坠。能生育之，则民为之灭绝。故刑罚不足以畏其意，杀戮不足以服其心。故刑罚繁而意不恐，则令不行矣。杀戮众而心不服，则上位危矣。故以其四欲，则远者自亲；行其四恶，则近者叛之。故知予之为取者，政之宝也。（《管子•牧民》）管子所说的“顺民心”，就是要顺其“四欲”；“逆民心”就是统治者“行其四恶”。要做到“四顺”、不行“四恶”，统治者必须首先懂得顺于民就是为了取之民的道理。如果不懂得这个道理，统治者肆其所欲，用刑罚和杀戮来压制人民，结果只能是“刑罚不足以畏其意”，“杀戮不足以服其心”，国家的政令就无法施行，统治者的地位就危险了。
据《国语•齐语》说，齐桓公计得管仲之后，管仲就提出了一个治天下的纲领：“参其国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陵为之终，而慎用其六柄焉。”其中心问题，也是处理好与“民”的关系。
“参其国”是三分国都以为三军，“伍其鄙”则是五分其郊野以为五属；治理“五属”的重点，就是“民”。管仲回答齐桓公问“五鄙若何”的问题，在短短一段话中，就用了五个“民”字，一个“百姓”：
相地而衰征，则民不移；政不旅旧，则民不偷；山泽各致其时，则民不苟；陆、阜、陵、瑾、井、田、畴均，则民不憾；无夺民时，则百姓富；牺牲不略，则牛羊遂。（《国语•齐语》）
合理的赋税、清明的政治，才能使人民生活安定，调动他们的生产积极性，使国家强盛起来。这里强调的是政治对于老百姓从事正常生产劳动的保护。在管子看来，“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牧民》），能够保证人民的“衣食足”，才能建立起和谐的社会秩序；如果物质生活问题得不到较好的解决，就无法对其进行道德的规范，而专恃刑罚又是不能实行全面有效的控制的，所以管子视“务在四时、守在仓廪”为有国者的根本任务，它能使民“不移”、“不偷”、“不苟”、“不憾”而使其“富”。在管子所说的“四顺”中，这是他最为强调的。
所谓“定民之居”，就是使人安居。在管子看来，把各种居民归入相应的行政管理系统，就会秩序井然，不相混乱。“管子于是制国以为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三乡为县，县有县帅；十县为属，属有大夫。五属，故立五大夫，各使治一属焉；立五正，各使听一属焉。是故正之政听属，牧政听县，下政听乡。”（《国语•齐语》）
所谓“成民之事”，就是使民“乐业”。当时将民划为士、农、工、商四类。管子认为，这四类民，若“勿使杂处”，把他们划归在以上的各乡中，不仅可以减少管理上的繁乱，而且可以使他们便于传授技艺， “不见异物而迁”，使“士之子恒为士”，“工之子恒为工”，“商之子恒为商”，“农之子恒为农”（《国语•齐语》）。
从富民的目标出发，使人民安居乐业，是国家稳定、富强的基本条件。管仲说：“滋民，与无财，而敬百姓，则国安矣。”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谈“正卒伍，修甲兵”（《国语．齐语》），才能强化国家的武力。
管仲还认为，人民中间的不安定因素都是施政不当所造成的。他说：“不务天时，则财不生；不务地利，则仓廪不盈；野芜旷，则民乃菅；上无量，则民乃妄；文巧不禁，则民乃淫……不明鬼神，则陋民不悟；不敬宗庙，则民乃上校；不恭祖旧，则孝悌不备”（《管子•牧民》）。只有统治者大力发展生产，使国家富足，并为进一步扩大生产创造了条件，人民才会乐于？留处”，才会吸引别国的人民前来归服。
春秋前期，政治的动荡造成了人民经常大规模的流动，争取民众就成了统治者富国强兵的首要问题。管子为齐桓公谋称霸之道而首先提出“顺民心”，并把人民中的不安定因素归罪于统治者绝非偶然。“齐国遵其政，常强于诸侯”，说明他确实抓住了问题的关键。顺民心则国兴，逆民心则国亡；富民、“定民”、“成民”，无一没有一个“安”字在。
孟子议安民
孟子活动在战国诸侯变法革新的时代，当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诸侯东面朝齐”（《史记•孟子旬卿列传》），而孟子则以承禹、周公、孔子“三圣”自励，以“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的当仁不让的气概，奔走于诸侯之问，宣传他“仁政”的政治理想。
在孟子的“仁政”理想中，摆正民众的地位是其重要内容之一。他认为，在整个社会政治中，“．民”是最主要的。他说：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牺牲既成，粢盛既絮，祭祀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
稷。（《孟子•尽心下》）在民、社稷和君主三者中间，后二者都无法与“民”的地位相
比：因为一个诸侯国的政权是否巩固，国君是否有威信，其关键问题则是他是否得民心。所以，只有得到了百姓的支持才可以做诸侯王和天子。孟子这一论点是商周以来在这方面最为大胆、新鲜的意见。
在上一引文中，似乎诸侯只要得到天子的欢心便可稳稳当当地做诸侯了。诸侯就可以轻视人民了吗？不是的。孟子认为，诸侯的宝贝不是珠玉，而是“土地、人民、政事”三宝（《孟子•尽心下》）。
为什么人民这么重要？孟子认为，“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上》），所以“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孟子•离娄上》）。他用历史事实证明说，尧舜能得天下，是因为能得其民，桀纣所以失天下，是因为失其民，而“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不甚则身危国削，名之日幽、厉”（《孟子•离娄上》）。
那么，什么叫“得其民”呢？孟子很明确。他说：“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孟子•离娄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