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时中共驻港秘密电台：红色电波直通延安(2)
工作时间总是在深夜
香港秘密电台的工作住地是与老百姓在同一幢楼房里，若工作稍有疏忽就很容易暴露。所以我们秘密电台的工作时间选择在邻居群众熟睡的深夜时刻，一般是在凌晨零点开始一直工作到黎明前五六点钟。
在工作前，首先用黑、红色两面的厚布帘把电台工作用房的窗户严严密密遮掩好，不让半点微小的灯光外露，我们把工作用的小台灯用纸壳和布包扎起来，不让灯光向外照。我们把临时改装的收报机收听讯号的音量调小，不让声音向外传播，我们把发报机的电键用书和布垫牢，把电键接触点调松调低，使发报的敲击声减到最小。
针对香港英军不断加强对香港地下电台的搜查和经常派出电子侦察车到各区、各街道进行巡逻侦察、测向、定位的情况，我们电台值班报务员在工作时，将戴在头上的两个收听耳机，一个紧贴耳朵收听联络电台的讯号，一个则不紧贴耳朵，以便用另一只耳朵注意寻听电台工作房外的邻居与附近街道上的动静，当听见街道上有临近的汽车声音时，我们就立即停止发报，使电波停止向空中传播，防止遭香港英军电子侦察车的测向、定位，待汽车声远离住地后，我们才继续与对方电台联络拍发电报。有时在工作中正在与对方电台联络拍发四个电码一组的电报时，刚发了一个或两个电码时，当我们发现室外有可疑情况时，我们就立即停止拍发电报，正和我们联络的对方电台感到很奇怪，不理解，对方电台立即连续呼叫我们，要我们“立即回答”，要我们“继续拍发电报”，而我们只有守听着对方电台，听其呼叫，不敢按电键回答对方，待下次与对方电台沟通联络时，对方追问上次为什么中断拍发电报时，我们只能回答说“因机器故障”，表示歉意。
我们进行联络工作时，也很注意邻居的动静，有一次在黎明前，我们与对方电台联络正在拍发电报时，而邻居正好开收音机听广播，我们拍发电报一按电键时，就听到邻居的收音机有“噗、噗”的反响声音，我们就立即停止发报，这份未发完的电报一直到第二天与对方电台沟通联络后才继续拍发完毕。
当我们电台联络工作结束后，我们就立即把那个电台工作房收拾好，恢复原来的样子，使人一看又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卧室。我们的工作程序是：首先把临时架设的室内天线拆下来；将装到电子管收音机中放级的金属线拆下来，使收音机恢复原状，把收音机摆放到大厅的原来位置上；将发报机的发射管拆下来用布包好，把发报机和电源等设备用布包好，把这些重要设备掩藏到大厅“麻将”台下面的木框支架内（这是专门制作供掩藏发报机和电源用的）。然后，我们把遮盖窗户的布帘取下，清理好工作时用过的纸、笔等工作用具，使其不暴露出电台工作过的任何痕迹。
革命家庭明确分工
为了掩护香港秘密电台的工作，党组织已于1945年12月调张美香同志母子三人到电台来与马绍同志组成一个家庭。根据工作的需要，又于1946年5月，将我和温健从东江纵队司令部调来参加香港秘密电台工作，1947年采用以师傅带徒弟的方法，我们将张美香同志的女儿陈竞雄培训为电台报务员。这样，香港秘密电台就组成了一个六人的革命家庭。
因为在香港英军控制区做秘密地下电台工作，随时都有被捕的可能。为了确保党的机密，对付香港英军的审问，平时我们就编好了一套假“口供”，要求每个家庭成员都要牢记，以便随机应答，应付出现的特殊情况。根据我们香港秘密电台的实际情况，我们规定了这个家庭成员的相互关系，明确了工作的分工。张美香同志为户主，是家长；马绍同志是其女婿，平时叫“老马”，是在香港做生意的；陈竞雄是马绍的妻子，平时叫“阿雄”，陈竞球是张美香的小儿子，叫“阿球”，在香港读书；我和温健是张美香的外甥，是来香港投靠舅母家的，我叫“阿基”，温健叫“阿英”。与邻居街坊的联系分工由“家长”张美香同志负责处理。
电台收发的电报的传递由马绍和张美香两同志负责。他们每天将电台抄收来的机要电报藏到饼干盒等不为人注意的东西里，按照事先约定好的时间、地点和林青或李静同志接头见面交接，同时，从对方那里带回来要由香港秘密电台向延安党中央机要总台和其他机要电台拍发的机要电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