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时中共驻港秘密电台：红色电波直通延安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英军接收了香港。中共中央南方局于1945年12月派林青、马绍同志到香港重建秘密机要电台。该秘密电台于1946年2月与延安党中央机要总台沟通了通信联络，一直工作至1949年12月撤离香港返回广州中共中央华南分局。
4年来，香港秘密电台全体同志在马绍台长的领导下，利用五瓦小功率电台与延安党中央机要总台以及“外派”电台等六个机要电台沟通了通信联络。通过周密安排，采用灵活巧妙的方法避开香港英军巡逻电子侦察车的侦察、测向、定位，在机要联络工作中，没有发生过任何差错。在艰难险恶复杂的社会斗争环境中，克服了种种困难，努力工作，保证机要通信联络的顺畅进行，圆满完成了中共中央南方局、香港分局、华南分局交给的机要通信联络任务。
奉命重建香港秘密电台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宣告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为了加强对华南地区开展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武装斗争和对统一战线的领导，为了加强对东南亚地区和港、澳地区对敌斗争的需要，中共中央南方局指派电台负责人林青和马绍从重庆去香港重建秘密地下电台。
林青是长期在蒋管区和香港秘密电台工作的，他曾于1937年7月，奉命从西安到香港筹建秘密电台，工作直至1943年1月，因太平洋战争爆发才离香港回重庆八路军办事处。马绍长期在中共广东省委（韶关）、南委秘密地下电台和延安机要总台、重庆办事处机要电台工作。林青和马绍于1945年12月和李静（女）等三人化装为做生意的商人，从重庆经广西省梧州到达香港后，即与中共中央南方局香港侨委负责人连贯、伍治之、蔡楚吟（女）等取得了联系。党组织在香港西环山道向居民租到了一个单元第四层（顶层）一厅两居室的房子作为秘密电台的工作住地，同时调来了革命烈士龚昌荣的家属张美香（女）和其女儿陈竞雄、小儿子陈竞球到秘密电台来与马绍组成一个家庭作掩护工作。我曾经作为这个秘密电台的一员，经历了那惊心动魄的日日夜夜。
五瓦电台通延安
林青和马绍同志到香港后，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工作，通过各种关系，采购到装配收发报机所需要的电讯器材，如发报机用的电子管、电源变压器和电容、电阻等，他们就凭着过去的工作经验，采用自己动手绕线圈、焊线路，装配好了一部五瓦特的哈特莱式小功率的发报机，利用普通家庭用的电子管收音机改装成电子管收报机，经过多次反复的试验，证明收发报机机器工作是正常的。利用延安新华社电台广播和国民党中央社电台广播的频率校准了工作所需的波长，然后，马绍同志按照上级规定的波长、呼号和联络时间进行认真的呼叫和守听，终于在1946年2月一天凌晨与延安党中央机要联络总台沟通了机要通信联络。
香港秘密电台所使用的发报机是五瓦单管的功率哈特莱式的发报机，发报机使用的是6F6或6V6型发射管；收报机是利用普通家庭用的电子管收音机加装一些金属设备改装而成的收报机；收报机所需的电源是自己装配的交流电源；发报机用的天线是利用平时收音机用的倒“L”式的单根天线。为了提高电台通信联络的工作效率，采用了“双工”的联络方式（“双工”，即在一面收听对方讯号抄收对方电报的同时，可以一面用电键呼叫对方或叫对方重复拍发电报）。电台在室内临时增挂了一条室内天线，专门供收报机工作时使用。
在香港要用五瓦特的小功率发报机与相距1700多公里的延安党中央的机要电台沟通联络，我们在工作中遇到了不少困难。由于我们电台发报机功率小，输出的讯号弱，加上我们所处的是在香港英军控制下的秘密环境中工作，对天线架设首先要考虑到掩蔽安全以防止暴露，所以我们只能架设像普通收音机使用的单根天线，而不能架设双极式的“T”式发报天线，这样就影响了发射机性能的发挥。我们在与延安党中央的机要电台联络中，对方经常告诉我们说：你们的“讯号太小”，要我们“增加电力”，我们只能在机上顺意地回答对方说：“好。”但是我们实在是无能为力的。在收听对方的讯号时，因为我们收报机是接用室内架设的天线，同样也常影响对对方电台讯号的接收效果。有时讯号小得比蚊子叫声还要小，我们电台值班报务员只好全神贯注集中精力去收听对方电台的讯号，认真辨别对方电台报务员的手法与讯号变化的规律，确保抄收对方电台的电码不错不漏。
我们也常遇到地球上空的电离层的变化对电波的影响，特别是在黎明时刻，在工作时会感到收听对方电台的讯号骤然变弱变小，甚至消失听不到。这时，我们只有继续守听，从天空繁杂的讯号中去寻找对方的讯号，有时未找到对方电台的讯号时天又快亮了，我们得尽快收拾好电台工作的机器，把它掩蔽藏匿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