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抗战捐款：1937年四川“救国公债”发行初探
为抗战募捐的中国妇女
随着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一声炮响，中国的全面抗日战争揭开了序幕。全国各地民众群情激愤，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而地处国民政府统治后方的四川人民不甘落后，纷纷慷慨解囊。他们以实际行动投入到抗战洪流中，正所谓“抗战八年，川军牺牲相当大，抗日卫国之功，殊不可没”。曾有学者将四川人民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概括为“四出”即出兵出将、出钱、出物资和出力。一言之“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一、“救国公债”的发起
1937年8月17日，国民政府电告全国拟发行公债，由于“爱国民众毁家纾难之热忱，自当加以鼓励”，故定名为“救国”公债。对该公债的定性，宋子文说：“纯为供给政府一般经费，与其他公债性质类似，皆在予各人以报国之机会共同建立强固国家之基础，抵抗侵略，免受敌袭犯”。“当此国难极度严重关头，凡我国民，对于政府，希望尽其份内之职，殆为同一心理”[4]。同年8月24日，上海成立了救国公债劝募总会，会长一职由宋子文担任，副会长为陈立夫。总会下设江苏、南京、浙江、安徽、四川等26个分会，各省分会下设各县支会。是年9月1日，国民政府发行救国公债五万万元，均按照票面十足发行，票面有万元、千元、百元、五十元、十元和五元六种，凡个人或团体以现金或有价物品缴充救国之用者，按照其缴数额以本公债给予之。本公债年息四厘，自民国27年起，每年8月底一次付给，分30年付清。
二、四川分会劝募政策的制定
1937年9月18日，四川救国公债分会在省政府大礼堂举行成立大会。刘湘任主任委员，刘航琛任副主任委员，委员由何北衡、胡文澜等12人担任。该会的任务是在三个月内，即在12月份底募足1700万元交与中央财政部。为了统一部署起见，川分会制定四川救国公债办事大纲，规定“各县市设支会，以县长为主任委员，征收局长，地方财政委员长为副主任委员，并由主任委员遴聘地方正绅九人为委员”，同时对各个县市及各个行业实行了分配计划。计划将全省150个县按富裕程度分为14等，每等级的摊额从4000元到16万元不等。
四川分会还对各个行业进行了细节规定。对租谷，以新斗计，自一百石起为标准摊购，不及者自由认购；对房地产，无论在一处或数处，与用一个名字或数个名字登记，应合并算，以五千元为限，进行摊购；对银钱业及其他商业，“本省银行钱庄照实收资本百分之五，摊购公债”；至于其余公司工厂商店娱乐场饭店旅馆澡堂等，资本在一万元以上，按千分之三，三万元以上，按千分之六摊募之，五万元以上者摊购千分之十，不及者自由认购；对存款，也以五千元为限；还规定公务员或其他薪给人员，每月薪额实得一百元以上者，应以一月所得，承购公债；至于不在摊派公债之人民，应激发抗战救国之热忱，各尽其力，无论多寡，自由购买；对于特别殷实官绅，应由各地长官邀请尽量特别承购；各校学生，应由各校执事提倡募集；各界妇女，应由军政界妇女，提倡组织团体，劝导将各项金银饰物自由换购救国公债。其实这些条例不尽翔实，故又对公务员，实得薪额在一百元以下者，将原来自由认购改为“九十元以上者，应购四十元，八十元以上者，应购三十五元，七十元以上者，应购三十元，六十元以上者，应购二十元，五十元以上者，应购十元，并分四个月摊扣”；以及对于银行钱庄业以3000元为起点，进行摊购，并提高了摊派数额。如成都分会摊募80万，其中商会承担30万，房产业认购50万。由于资本在3000元以上者很少，故也有所调整，无论资本是多少，一律摊派。而对于商店娱乐场饭店澡堂等业的摊购金额有所调整，“对商店，资本自三百元起，以百分之二累进摊募，不足者概个摊购；对于房产，五千元以上者，照省分会原定之千分之二，……每十万摊购一万四千元”。四川分会实行了奖惩并用的原则，除了中央颁布的奖励法规外，另制定了各个县市劝募救国公债奖惩规则，将奖励分为五等，分别是升等、晋级、记大功、记功和嘉奖；与此同时也实行了惩处如撤职、降级、记大过、记过和申斥五等。在此规定下，四川省政府在该时期对璧山、綦江、北川县长记大功一次，对彭县、新都、永川、遂宁、筠连县长记功一次，对绵阳、绵竹等33个县的县长及征收局局长进行了嘉奖。也有被处罚的，如前川军师长包晓南因抗粮不纳，被第八区财政警察处长甘绩勋查出，对其罚购2000元救国公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