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签订《金门协议》台前幕后：两起惨案促会谈(4)

与此同时，中国红十字会和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也在密切联系中。红十字会及时地将每次电话内容转告国务院台办。我当时具体负责与红十字会联络，并将有关情况报告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副主任孙晓郁。孙副主任多次召集会议，分析研究各方面的情况，经过慎重研究，权衡利弊，大家一致认为遣返不是单方面的事情，要双方配合才能进行。为此，必须进行见面商谈，且商谈的时机渐趋成熟，我们必须做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

双方同意在金门会谈

1990年8月24日晚，常松茂与韩长林通电话时提出，面谈地点可选在第三地，如日本、菲律宾，总之找个办手续方便的地方。香港也可以，但怕时间慢。8月25日上午，常松茂来电话询问对提出的面谈地点的反应。韩长林回答：“关于第三地会商，日本、菲律宾不妥，此两处均不在中国领土内，谈自己的问题为什么要跑到别人的地方去？台北我们去不了，福州陈先生又不能来，金门是否可行？”常松茂听后说，如有必要可以向上反映。据陈长文回忆，最早提出在金门商谈的是郝柏村。陈长文向郝柏村汇报了有关情况后，郝柏村说：“为什么不到金门来谈呢？”陈追问：“金门可以吗？”郝很肯定地反问：“为什么不可以？”他说他还要与有关人士沟通一下。大概第二天即确定了商谈在金门进行。以上联系的情况，韩长林很快向我报告，请示在金门商谈的可能性。得到这一消息，我的直觉马上反应，金门是个极特殊的地方，如能在金门商谈，不失为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地方。我立即报告了孙晓郁副主任，他十分同意我的看法，认为这是台湾方面伸出的触角，也是个难得的机会。中央的精神是先谈起来再说，我们要不失时机地促进两岸直接接触，直接谈判，直接往来。根据孙副主任的意见，我起草了给国务院领导的报告，提出建议于9月初在福建福州进行正式商谈，赴金门、马祖谈亦可。双方均以个人名义参加。由于是首次直接商谈，我办将派人指导。1990年9月1日晚，台湾方面传来信息，表示双方可以在金门会谈。常松茂打电话给韩长林，希望两岸在9月8日至10日在金门会谈，陈长文参加。事后才知道台湾红十字会请示了郝柏村、李登辉后，台湾“总统府”、“行政院”决策层在考量后决定，同意大陆红十字会人员前来金门进行会谈。

9月2日晚，常松茂来电话特别嘱咐：此次金门会谈，事先要绝对保密，会谈以后再发消息。9月3日，常松茂又来电话，希望尽快提供赴金门的代表名单。我们立即与有关方面一起研究了赴金门商谈的人员。由红十字会派人去金门是无疑的，但是由总会去还是由福建分会去，几种意见都有。台方坚决反对与福建谈，认为有矮化之嫌。我们考虑再三，商定了一个兼而有之的人选方案，初步定为：红十字总会秘书长韩长林、红十字总会理事乐美真、红十字总会台湾事务部副部长张希林、福建红十字会副会长计克良。双方还约定，商谈时不邀请记者参加。有关领导很快就批准了报告。为了争取时间，我们预订了飞往福州的机票，9月5日，韩长林、张希林和我一行三人飞到福州。根据福建方面的建议，将福州市红十字会副会长方庆云也纳入赴金门的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