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小勤:我为什么单挑奥美定?(3)
记者：这种题材风险成本是比较高的。
赵华：对这我们有充分估计，所以我们的节目是在很冷静的状态下完成的。所有细节都经过反复琢磨，都有可靠证据。我们还专门请了两个律师、一个医学博士来看片，从法律上推敲每一句台词。最后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客观的，让各方面的人都在镜头前说话。
记者：这里有一个问题，这么大量的采访不可能完全保密。那么你们在做这个节目以及可能播这个节目，人家就事先已经知道，相应的游说、公关就都展开了。你们是如何应对的？
赵华：播出的前两天，他们的公关就到了。但我们的主管领导很好，认为我们的立场是中立的，经得起考验，坚持播出。播出之后，富华更恼火，因为还有重播，他们就要把重播拦下来，想了很多招数，这里我就不说那么具体了。那两天观众的电话都打爆了，谁来的电话，什么时间来的电话，电话里讲些什么，每一条我们都做了记录。
国家药监局的反响特别好。刚播出，国家药监局法规司的张冀湘副司长就来电话，说明天我要去你们那里了解情况。果然第二天他就来了，说感谢媒体对国家药监局的监督，国家药监局没有自己的利益，维护消费者的利益是我们的最高利益，这点我们与媒体是一致的。他是代表新上任的国家药监局局长邵明立来跟我们谈，很诚恳。国家药监局后来还跟我们做了几次座谈，征求处理意见。我们把受害者名单和其他相关材料都给了国家药监局，请他们去质证。
其实在此以前，国家药监局就论证过这个事。2005年6月，他们就打算停掉奥美定，但因为内部有分歧，没停下来。
这次播出之后，药监局又开了一个听证会，请一些专家讨论，到底该不该停？与此同时，富华也在那座楼里开新闻发布会，调子跟国家药监局针锋相对。后来富华写了很多上告信，说我们的节目严重失实，影响稳定，如果不处理这个节目，就要天下大乱。
这个事能曝光，卓老师、浦律师，他们的推动当然非常重要，但我认为线人提供证据，受害者持续不断的投诉，这些更重要。媒体的职业良知也举足轻重。否则，如果我没有责任感，这个事我报不报题都无所谓，因为我们遇到的事情太多了，说实在话，很容易良知疲劳，很容易松懈。只要一松懈，这个题材就从手中漏掉了。当然，我们这个团队，负责调查的记者组人员，职业精神非常好。
再次，我觉得社会的健康力量需要彼此呼应。国家药监局最后叫停奥美定，与多种声音互动是有很大关系的，包括受害者的联名起诉，浦律师的几次法庭激辩，电视与平面媒体的互动，形成了一种舆论场。应该说国家药监局有很多官员能正视问题，但如果没有外部压力，恐怕也很难突破。
记者：没有外部压力，某些职能部门就可能关起门来自己玩，这时秋菊再怎么告状都没用。
赵华：这种情况我想也不少见。有些投诉材料怎么送上去，还会怎么转回来，无非公文旅行而已。其实投诉者反映的问题，主要得靠它的内部体系来处理，在内部消化解决。但有些部门有时候不做应该做的事，很令人悲哀。
记者：这种情况下，媒体的介入往往是一个拐点。媒体介入的主要作用，就是把整个事件变成公共事件。而一旦变成公共事件，进入公众视野，整个事件的进程就完全不一样。原来秋菊走到哪都是坎，就像遇到橡皮墙，怎么都推不动，但变成公共事件就不一样了。
赵华：其实媒体也只是媒体，不可能包打天下。我们也经常有困惑的时候。有些事件一方面没有进入媒体视野；一方面或者报不出来，或者报出来也没有结果。像这次奥美定的叫停，应该是多种社会力量合力的结果。当然，媒体的力量不容忽视，只要大家一起努力，很多事情是可以改变的。
滕彪：需要重建社会安全机制
记者：香港一家媒体把奥美定事件称作“新南京大屠杀”，因为受者者刚好也有可能高达30万。在你看来，为什么会有这种事情？
滕彪：奥美定泛滥成灾，根子在违规审批，而其他机制对违规审批造成的严重后果，起初不仅没有起到遏制作用、纠错作用，反而不断放大其恶果。就好比破堤，如果辅助性的拦截机制起作用，哪怕只有一次起作用，破堤的社会危害都会减少一些。但在奥美定的泛滥中，我们看不到一次成功的拦截，媒体被摆平，受害者被监控，专家被威胁甚至被买通，几乎所有拦截机制都失效了，几乎所有救援机制都没能为受害者提供应有的救济。只要有一个环节纠错，就不会有今天这些事。
记者：但奥美定终究还是输了，说明我们仍有理由乐观？
滕彪：我们当然应该乐观。如果说奥美定的泛滥是体制的综合性弊端造成的，那么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奥美定的倒掉也是各种健康力量共同起作用的结果，正所谓天时地利人和。受害者的不屈抗争，浦律师的勇敢介入，《新闻调查》的盘根问底，这中间缺了哪个环节，都不可能打败富华。但结果是哪个环节都不缺。而且这并非刻意的安排，而是不谋而合、水到渠成。这看似偶然，实际上也昭示着一种必然。
来源：南方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