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奇平：以品种测度国民幸福总值(2)
二、品种测度的可行性
迪克西特与斯蒂格里茨1977年提出的D-S模型，在经济学中第一次实现了品种与收入、均衡关系的内生化。由此解决了在均衡水平上计量品种的技术性难题。
均衡条件下，品种不可以通过主观意愿增减。不像满意度那样容易造假或出现样本偏离。因此比满意测度更为客观。原因在于，统计测度的品种，一定是供求平衡，市场结清后的品种，是客观的。人为从供给方增加品种，提供虚假的选择多样性，会受到市场惩罚。同时，供给受生产方式的制约。小批量多品种的生产方式，一定是发展方式转变的结果。一般规律是，在规模经济条件下，品种多样化会提高生产成本（迪克西特、斯蒂格里茨，1977）；在范围经济条件下，品种多样化会降低生产成本（潘泽，1982）。
从需求方看，人们会为差异化产品更多付钱，因为差异化会带来更高的幸福感。但这要受到收入条件的限制。经验规律是，人均收入3000美元-5000美元以上，或总收入中可自由支配收入占到60%之上，是多样化需求开始跃过同质化需求的临界点（这两种需求对应张伯仑的双需求曲线，多样化需求曲线即垄断竞争中为差异化支付溢价的那条需求曲线），特定情况下（如体验经济、成瘾性行为）甚至出现需求曲线向上。
联系均衡进行品种测度，有助于克服满意测度的根本局限。多数满意指标，都与均衡无关，与经济只有外在关系，不可能（在初次分配内）通过经济本身的调节作用，与幸福相互作用。实质问题是，幸福等于欲望减去满足。联系均衡，欲望就会受到供给（实质是为获得幸福肯不肯付出劳动）的制约。而不联系均衡，包括满意测度、主观幸福（SWB）测度，难以区分正常欲望（有支付和劳动付出保障）与贪欲（只索取不付出），会鼓励不正常攀比。
品种测度本身也有局限，它只在经济范围有效，不涉及“快乐水车”（hedonic treadmill）等联系于心理、社会因素的现象。如果要超出经济范围测度幸福，就需要有心理类指标（如满意测度、SWB测度）及社会类指标，进行全面分析。但品种测度结果，会为心理、社会测度中的超常欲望，提供一个正常欲望的“自然率”参照系。政策含义是一旦超出自然率，为提高国民幸福总值，就需要考虑采取文化手段（例如印度通过印度教降低欲望水平）、宏观经济手段（例如通过二次分配调节基尼系数）、社会手段（例如“等贵贱、均贫富”）进行调节。而品种测度的直接政策作用，是提供数量信号指示，通过市场手段，利用供求关系，使欲望与满足达到平衡，并在均衡中使幸福值上升（以自由看待发展）；通过微观机制，在一次分配中解决幸福问题；仅在市场失灵后，再求诸宏观和社会手段。
三、国民幸福总值的聚焦问题
选择品种这个指标，可以同时兼顾国民幸福总值指标选择上的四种聚焦的考虑：
——是不是经济指标：国民幸福具有经济和社会双重性，在经济指标外，附加社会指标，无疑是可操作的办法。但这意味GNH外生于经济。容易造成GNH与GDP的对立，排斥幸福的经济内生因素。而品种测度是经济自身指标，它与收入有内生联系。
——是不是事实判断：满意测度与SWB测度诉诸价值判断。品种测度只是事实判断，同HDI一样，客观参照性强。二者可以结合。
——是否是累积性指标：品种测度利于形成时间序列的累积值。而满意测度与SWB测度难以进行时间序列中的基值比较。
——可否从微观推导宏观：卡尼曼的日重现法，包括英国的方法，以快乐值推幸福值，暗含了微观宏观同构假设，是否准确高度依赖于样本代表性。品种测度虽也是微观测度，但可全面统计，直接得出宏观数据。（文/姜奇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