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的日出(中国现代教育的20世纪)/文汇原创丛书|报价￥15.00|图书,文化、教育与信息传播,教育,中国教育事业,杨东平
品牌：杨东平
基本信息
·出版社：文汇出版社
·页码：355 页码
·ISBN：7806764186
·条码：9787806764183
·版次：1
·装帧：平装
·开本：0开 0开
内容简介
当我们在为建设先进文化努力的时候，文化创新自然成为我们最为关注的课题。文化原创力是文化创新的核心所在，如何发掘、发扬和保护文化原创力，如何赞成一种能使文化原创力蓬勃发展的文化生态，必须提上我们的议事日程了。把这套丛书命名为原创丛书，只是表明我们的一种态度，一种呼吁，一种要求和一种愿望。
20世纪中国现代教育风云激荡的历史，形成了一些可以辨识的价值和特点。对本民族文化传统的态度、对外来教育文化的态度，以及对自身教育改革的态度，或许可以成为理解这一历史的简明线索。由于现代教育——当时称为新学或新教育——本身是反叛陈旧传统的产物；因而，对封建文化传统的批判改造成为现代教育的出发点和基本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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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世纪回首：中国的教育现代化之梦
杨东平
几年前，当我们即将“跨世纪”时，人们从不同的方向总结“告别20世纪”的意义，经常有“蓦然回首”的惊异和感慨。人类社会的变化，在古代是以几百年为一阶殴的，近世以来，百年便有沧桑之变。20世纪中国社会的变化，说“天翻地覆”是毫不过分的，而且翻覆了不止一次。
这是在世界范围的现代化运动之中，中国由传统走向现代的世纪，也是中国现代教育建立、生长和发展的世纪，可以说，是一部中国教育“激荡的百年史”。以1904年建立第一个现代学制(癸卯学制)、1905年废除科举为起点，一个世纪以来，现代教育历经数次转型嬗变，几代教育家筚路蓝缕，薪火相传，达到今天的教育规模和教育水平。目前，中国建立起了堪称世界最大规模的教育体系——3．2亿在校学生和1570万教职工；2000年，中国基本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全国6岁以上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达到7．62年；接受各类高等教育的学生总数达一千万人。上一个世纪之交，中国人孜孜以求的富国强兵、使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理想已经基本实现。
自然，一个贫穷落后、人口众多的农业大国，向以工业化、城市化、知识化等为主要特征的现代社会的转型，其道路漫漫、艰险诡谲，如黄仁宇言“犹如走兽之蜕变为飞鸟那么难”。当我们深入到20世纪的教育史中，不仅深感历史的深沉和传统的强大，深感这一“蜕变”之难：也深感认识和理解历史之难。这是一部被过多地结构和解构的历史，充满了否定和误读。在超越了简单的因果论和单纯的政治评价之后，不禁感到对于历史固然需要器识和洞见，但是，也许首先需要破解理性的自负和狂妄——正象面对自然一样。对这么一部起伏跌宕、错综复杂的现代教育史，是什么和为什么同样重要，过程与目的同样重要。在主义的大潮和宏观的理论背后，曾遮蔽了多少不凡的人生、艰辛的探索，而正是每一代人，每一群人在各自不同方向上的追求、他们的努力所包含的独特性、创造性和复杂性，显露了历史的肌理和质感。教育的进步，尤有赖于点滴的积累和改善、具体的实践和实验。因而，抱一种尊重和理解的态度，尽可能地去触摸、体味和感悟历史，从而较多地接近和还原真实的历史，成为一种境界。这是一个基本事实：我们今天的所作所为，大多是前辈曾经做过的，我们今天的所思所想，也大多为前人所思想——而且我们的思想和作为未必比前人更好。正如钱穆所言：“所谓对其本国以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至少不会对其本国以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以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
在传统向现代的社会转型中，教育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它的实际状态和地位却十分特殊。作为新文明强有力的杠杆，变革教育成为每一场社会革命的当务之急，作为既往文明的载体，教育又具有内在的保守性，而成为每一场社会变革的众矢之的。以至于在复杂的社会变迁中，教育究竟是社会进步的自变量，是社会变革的推进剂、加速器，还是社会变革的因变量，是社会进步的自然后果，成为扑朔迷离的难题。教育的这种两重性，由于教育作为社会的文化系统，肩负传承和创新的两重使命；而且，由于教育是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组成部分。教育改革于是成为涉及文化变迁、社会变迁、制度变迁的复杂系统工程，是在国家能力和社会力量消长，中央与地方关系、国家意识形态变化、政治权力与教育、学术的关系，教育现代化的动力集团和动力结构、外来文化与民族文化等格局的变动中，诸多因素的互动和合力的结果。因而，在教育学本体的视角之外，加入文化研究和社会研究的视角，多角度，多方位地审视中国现代教育的历程，是我们的另一个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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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引言：世纪回首：中国的教育现代化之梦
第一章 废旧立新：20世纪初的教育变革
一、新教育的萌发
二、中体西用：洋务派的文化纲领
三、新教育的建立：从“百日维新”到清末新政
四、新教育的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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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
书摘
一、新教育的萌发
晚清新教育的传播和萌动，大致有几个不同的层面，一是洋务运动中举办的新式学堂、新式教育，在大一统的封建教育之体上打开了一个缺口，一是外来的西方教育、教会教育作为一种新的实践和示范，产生了广泛影响，一是维新人士改革教育的呼吁呐喊和教育实践，开辟了新的阵线。它们在不同的方向上推动着新教育的发育。
在内忧外患、风雨飘摇的晚清，朝廷内外的有识之士一致把救国之道转向了教育，将兴新学、办学堂作为重要的救国方略。新式教育首先是在洋务运动中建立的。洋务派的官员李鸿章、张之洞等以“师夷长技以制夷”、“变通自强”为旨，创办了一批培养实务人才的新式学堂。
一般认为，1862年创设的京师同文馆，是中国第一所按照西方教育模式建立的学校。学堂以培养从事洋务的翻译和外交人才为旨，从八旗子弟中挑选学生，早期设置的课程主要是外文与中文。1869年聘请美国传教土丁韪良担任总教习后，同文馆从教学体制、教学内容和方法各方面学习西方教育，增设了近代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学科，如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学、机械学、航海学及国际法学、政治经济学等，同时引进班级授课制，实行分班分级教学；采用实验法，注重实习，学堂设有天文台、图书馆、博物馆和实验室等新式机构。同文馆在创办的过程中经历了强烈的文化冲突。1866年，奕沂提出在同文馆增设天文算学馆，大学士倭仁等上书反对，引起能否“采习西学”的激烈争论，为中西教育文化的第一次直接交锋。倭仁攻讦的理由是很典型的：“立国之道，尚礼义而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今求之一艺之末，而又奉洋人为师，无论夷人诡谲，未必传其精巧，即使教者诚教，学者诚学，所成就者不过术数之士，古今来未闻有恃术数而能起衰振弱者也。”奕訢以采西学、制洋器为自强之道，师法西人并不为耻，“天下之耻，莫耻于不若人”等为由驳斥辩解，争论持续半年之久，天文算学馆终于开设。同文馆是中国官办教育引进西方文化的开端，也是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的肇始。如丁韪良所言：“它影响了中国的高级官吏，由中国的高级官吏又影响了中国的教育制度。”
此后，所谓“同治中兴”名臣如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陈宝箴、张之洞、刘坤一、盛宣怀等在各地陆续兴办了30多所新式学堂。它们大致分为三类。一类为方言（外国语)学堂。除京师同文馆外，还有上海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新疆俄文馆、台湾西学馆、珲春俄文书院、湖北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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