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银帝国》——仁者不忧
有一个著名的评价：在国外，区别中国人和其它东方国家的人的方法很简单——中国人的眼睛往往是焦虑的。
这是一句让人难过的话，它让人想起兰晓龙在《士兵突击》里，让袁朗说出那句类似的话：这是一个焦虑的时代，我喜欢不焦虑的人。
在这样一个时代里，不知有多少人还记得那句我们祖先留下来的，中国历史与文化中最重要的话——仁者不忧。
忧，就是焦虑。哲学家冯友兰这样解释说：一个有信仰的中国人，如果他的所作所为是正确的，是符合“道”的，那么他就不忧，因为他这样做本身就是目的，做了这件对的事，已经是成功，而事情本身的成败，他是不会放在心上的。所以仁者不焦虑，换言之，他有着信仰的力量。
历史上，文天祥被元朝政府部杀害，他并不会以自己的失败为意，因为他知道自己做了正确的事，所以他不焦虑。在中国的历史上，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陈凯歌在《刺秦》结尾让荆柯刺秦失败后却面对卑劣的秦王轻蔑冷笑，也是同样的原因。
而《白银帝国》的结尾，当康三爷违背父命拿出全部家产救济穷人时，他一并取出了那张祖训，只有两个字：仁义。他喃喃说：我做对了。康三爷同样是不焦虑的。
《白银帝国》并不仅仅是拍摄一部史诗而已——在我看来，它更多想要表达的，是对中国文化复兴的希冀。
《白银帝国》更类似于宗教电影，表现的是一个民族的信仰和文化精神力量，电影表现了这种力量所在，虽然它拍摄的是清末的颓势乱世，聚焦的是一贯被人看作寡情薄义的商人群体，但这种中国气度，这种精神力量仍然让人感动和敬慕。而这样的力量在一次次的文化革命之后，早已不为我们所有。它让我想起中国当代最成功的商人李嘉诚常常引用的孔子的话：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还有他曾说：在工商管理，商业运作方面，我们要多学习西方的知识，经验。而在商业的为人处事方法，行为准则方面，我们要多学习东方儒家文化，学习其中的诚信和谦恭。
我一直很同意王小波的话：“罢黜百家之后，中国失去了很多机会”，但是绝不可以因此而否定儒家文化千余年来，作为中国文化的核心，对于中华文明，甚至整个东南亚文明之巨大贡献和影响，没有这种文化上的凝聚和向心力，中华文明早已分崩离析，中国人寄身天地的精神支柱早已崩塌。就像生于台湾，长于美国的李安，在被问起自己的身份时回答说：“我是文化上的中国人”。这是一句很了不起的话——我们不是因为政治或者所谓的外压存在才是中国人，我们是因为这个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而是中国人。
自清末中华文明遭受西方压迫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学习西方，否定传统文化，否定儒家，百余年来的奋斗，我们走了无数弯路，付出巨大的代价。今天，在继续学习西方文化的同时，同样重要的，是中国文化精神的复兴。中国儒家文化对富民强国，走向世界的阻碍已不存在，相反却是要重新将中国文化取精去粕，找到对现代中国的积极影响，重新找回中国人作为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和身份认同。这样的历程是许多民族都要经历的，比如日本，明治维新时也曾全盘西化，连军队的服装和指挥刀都转为西洋式，后来国家崛起，直至打败俄国，成为世界强国，遂重新找回民族自信，本国文化重新复兴，直至今日。今天的中国，也不过是一次迟来的重复——虽然我们付出的代价更大。
在这样的一个时候，我们看到了《白银帝国》这样一部电影，至少我自己，无法抑制我的巨大感动。
有人说，康三爷的仁义与康老爷的虚伪是矛盾的，但其实这正是影片的意义所在。
《白银帝国》的好，在于它并未一味地表现儒家文化的正面价值。它同时表现了儒家千年所形成的最大症结：虚伪。康老爷以礼教和诈计骗娶儿子的爱人，不正是与《大红灯笼高高挂》与《菊豆》同样的描写吗？“那历史没有年代，每页都写满了‘吃人’！”
电影中的年轻人，正是以自己的生命，来反抗这个礼教。郝蕾的角色拒绝做丈夫的生育工具，手术拿掉了自己的子宫，康三爷在实际上是爱人的继母的灵位前不顾礼法的召唤，长跪不起。
但电影并不是否定，而只是要否定那个躯壳。康三爷去掉了这个礼教，而留下了它的精神，正如康老爷是去掉了那个精神，而留下了那个仪式。就像《射雕英雄传》(胡歌版 李亚鹏版 黄日华版)中至今让我感动不已的一段描写，一向蔑视孔孟之道的黄药师，却向一个讲忠孝的儒生的头颅参拜，欧阳峰笑他也是拘于礼法的俗人，黄药师则正色道：忠孝乃人之大节，岂是礼法？！
某种程度上来说，《白银帝国》采取的也是一个经典的主题：一个大家族在衰败的过程中，本来最不受重视的那个后辈，临危受命，被迫承担起家族的责任：父子两代的对立，也是电影的重要矛盾，比如《教父》亦是，康三爷其实有些类似迈克尔，同样也是最不被看好的一个，而危难关头，被迫承担，然后成长、背叛，只不过，迈克尔是背叛了父亲的原则，而康三爷则是背叛父亲的虚伪。
我们看《东周列国志》，对于贯穿始终的“春秋大义”，实际上有两种人，一种是真正的信仰“春秋大义”，重义轻生，另一种不过是把“春秋大义”当成工具，挂在嘴边，为我所用。《白银帝国》也是。张铁林饰演的康老爷，他的“至诚至信，大义参天”云云，不过如他口中的“制道有三，利名威”一般，只是行商的工具。他一面以邱掌柜“借春耕放高利贷，犯了晋商大忌”之罪，将其“逐出票号，永不录用”，但自己却眼见灾民哀鸿遍地，却囤积居奇，大发横财。这是中国电影中最成功商人形象之一。他对手下两个掌柜的制驭最有意思，戴掌柜德才兼备，然而他却怕他功高震主，极力压制；又深恐这一人才不能掌握，认义子一段最是精彩，挤出一份虔诚说：“不如我认你做义子吧？”那一刻这诡诈的商人心中隐藏的虚弱和恐惧被张铁林拿捏得恰到好处好。戴掌柜明白用意，跪下说：“老爷不必如此，无论怎样我都会对你忠心到底的”。然而以己之心度人，戴掌柜的真诚打动不了康老爷。他转而起用被自己逐出票号，才德都不足的邱掌柜，以为可以用“怀惭术”驾驭此人。然而现实却跟他开了一个大玩笑，邱掌柜最终还是叛变，给了日薄夕山的康家票号以致命一击。
邱掌柜叛变那一场，是也整个电影乐章中的一段华彩。那个白发苍苍的老镖师，路遇匪徒，说一声“邱掌柜往后站”，甩起发辫，提刀向前，正奋勇搏杀之际，身后却一声枪响，整队护镖人马死亡殆尽，只留下被大雨浇刷的大地，那一刻分明看到了黑泽明，《七武士》中剑客久藏在大雨中被火枪打死的悲情一刻。
这样的悲剧感，贯穿于整部电影之中，特别是随着国势的衰微，现代革命预示着的西方文化的输入，国家衰败了，晋商衰败了，文化也衰败了，然而，正如电影旁白所说的，“人只有到了艰难选择的时候，才会面对那个真实的自己”。电影结束在辛亥革命之后，天成元票号的最后一次运送银两，押运的护卫所拿的从冷兵器变成了现代步枪，但精神没有变，“辫剪了，神留着！”（《神鞭》）这之后的历史，电影没有交代。晋商肯定是要消亡了的，民族资本会被举国经济取代，儒家文化将受到前所未有的批判。可是，可是这种文化精神是在的，犹如电影开始那一群小孩子，读书练拳，那一刻几乎可以媲美《黄飞鸿》(第一部 第二部 第三部 第四部 第五部 第六部)开头那场经典的海滩练拳，同样是，红日初升，其道大光，少年中国。导演在这里让观众看到并感受到，这种精神力量会暂时压制，但永不会消灭，有这种力量存在，中华民族的复兴，是早晚的事。
天地真大，人真小，人怎么自处。电影的第一句话。电影拍出了这种天地之博大，与人之渺小的对比，驼队，商旅，奔行于天地之间，蒙古、塞外......但在这渺小与博大的对比中，人的精神力量是无法压制的，让人想起祖先的吟咏：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
女导演姚树华让人惊喜，这个在电影界陌生的名字，之前一直是戏剧导演。安德烈•巴赞说，当代很多电影大师同样是戏剧大师，这不是偶然的，因为电影的调度是戏剧调度的延伸。当然《白银帝国》有很多缺点，远不是一个大师的作品，特别是原著的篇幅太大，在一部电影之中，取舍之间，格局显得有些逼仄，很多也交代不明。另外可能因为看重海外市场，有些台词有西化倾向，感情戏也稍显柔弱。但可以说，影片的水准，情怀，气度，均非绝大多数国产电影能比拟。它拍出了中华文明的精神力量，拍出了一个商业家族帝国的兴衰，它用宏大的视界和描绘了晚清乱世的中国，笔触凝重如油画，拍出了世态人情，商业政治手腕的诡诈；小里说，它也拍出了人类情感的力量，如康三公子在坚持自己的选择时说的：我曾经负过一个女人，我希望再见她的时候，能够抬得起头来。
作为一个女导演，姚树华有着让人惊叹的掌控力（相信制片人，电影理论研究者焦雄屏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她拍出了让中国大多数男导演都为之惭愧的宏大格局的作品，同时毫无匠气卖弄，以及女导演常有的见小不见大的贪图过。同时她又在这部电影，在商业和艺术层面上做到了很好的平衡，媲如康三公子和邱掌柜在塞外遭遇狼群那一场戏，既是中国电影特效运用的经典，亦是非武打类的动作场面的经典，调度自如，惊心动魄。谨在此期待姚树华导演的第二部电影作品。
电影的最后，一个孩子诞生了，他在康老爷和康三爷的怀中辗转着，睁着大眼睛看着这个世界：新生的生命诞生在世纪的转折点上，他会像谁更多一些呢？是父亲？还是三哥？或者反是更像外人？或许这也是我们这一代需要面对和回答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