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新革命－1980－2006年，从中关村到中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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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凌志军 著
出 版 社： 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8-7-1字数： 497000版次： 1页数： 445印刷时间： 2008/07/01开本： 16开印次： 1纸张： 胶版纸I S B N ： 9787216055529包装： 平装编辑推荐
本书从评述中关村1980年到2006年的历史入手，描绘了中国社会发展波澜壮阔的画卷。 中关村曾经被当作一个“试验区”。假如我们以为“试验区”的含义，仅仅就是发明新技术和推销新产品，那就小看它了。事实上，它更大的意义在于试验着新的社会思想和价值取向。因此，与其说中关村在技术上有什么贡献，不如说中关村最大的贡献，在于对旧体制的破坏和突破，从而激醒了中国人创造财富和融入世界潮流的热望。
在中国做记者和财经写作者，要找研究型的榜样，首选是凌志军。对上世纪90年代的细微观察、和评论，我没有看到比他更好的人了。
——吴晓波（著名财经作家、哈佛大学访问学者）
凌志军作为中国政论写作的里程碑式的人物，已经成为不是谦辞可以推却的事实。
——《人物》杂志
凌志军先生似诚实的态度让政论诚实地走进公众，影响着那些必将影响中国未来的年轻人。我们相信，他业已“尽可能地向读者说了心里想要说的话”，最大限度地保持着诚实的大勇之气。
——《南风窗》杂志1993年“年度人物奖”颁奖词
凌志军的选材多带有前沿性，他是属于使命感和责任感很强的新闻工作者。
——《凤凰周刊》
凌志军是中国当代报告文学界有独特价值的一个作家。凌志军的最大的价值在他的思考。在这个意义上，凌志军的著作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显现出它的历史价值。
——杨浪（财讯传媒集团副总裁）
前言
《时代》杂志的封面故事在大多数情形下都是撩人的。
它在2007年1月22日的一期上，用了一幅血红色的图片来展示中国：一个巨大的五星升起在万里长城之上，金光闪闪，在风起云涌的大千世界投下万道霞光。光芒中跳出一行字来：“中国：一个新王朝的出现”。(China:Dawn of a New Dynasty)。两位作者，《时代》杂志执行主编助理迈克尔艾里奥特(Michael Elliott)和《时代》北京分社社长西蒙艾里特(Simon elegant)，为这期封面写出的故事长达11页，按照他们的描述，在这个刚刚开始的世纪里，美国的力量会走下坡路，而中国的力量将上扬。中国正将它的经济影响转变为强大的政治威力。因此，“说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一点也不夸张”。
这是好几年来世界范围持续不断的“中国话题”的最新表述。在这个世纪的最初几年里，全世界的人都在涌向中国。他们面对这个急剧变化的国家，每天都在问：中国的崛起会成为事实吗？它是一个和平过程吗？它会成为国际化浪潮的一部分吗？它会威胁其他国家的利益吗？这个拥有强大经济实力和不同政治制度的国家会同西方发生冲突吗？
“你也要告诉我们一个中国崛起的故事吗？”在北京城中心一个写字楼的午餐厅里，玛萨艾梅霞(Martha Avery)这样问我。她是个美国人，一个作家和翻译家，也是我过去的一本书的英文版译者。她对世界富有责任感，对中国充满好奇。但是也像全世界一样，她只能站在很远的地方打量这个国家，所以才会有此一问：“你能否告诉我们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正在努力。”我回答，“但我必须用我自己的方式。”虽然我将着眼于整个国家的大历史，但是在描述这个历史进程的时候，我的重点仍将是具体而微的人物和故事，我将由内部而不是由外部来观察。这一回我选择的样本是中关村。
就历史来说，中关村是我们国家的一个缩影。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中国打碎了精神枷锁，战胜了饥饿，又让自己成为全世界最庞大的“制造车间”。在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它急切地渴望拿下新技术的高地，把“中国制造”变成“中国创造”。这是新一代人的梦想，激励着整个国家再接再厉，进而成为一个世界范围的话题。它拓展了中国和西方大国的合作，也增加着彼此间的疑虑。而中关村之所以值得注意，就因为它是这条道路上的先行者。它的迄今为止的历史告诉我们，这个国家之所以能够改变世界，是因为它改变了自己。
我从1998年开始接触中关村，但是存心把它写出，是过去两年的事。在这之前，我用了大约18个月跟踪微软亚洲研究院，又用6个月调查联想集团。这两个机构都在中关村，相距不到两公里。一个是典型的美国公司，一个是典型的中国公司。那时我希望从公司内部来观察时代的融汇演进，而把大部分中关村的故事抛诸身后。直到2005年的某一天，我忽然有了一些新的想法。当时我来到双清路上，在清华创业园A座302房看到一个场面，有如新世界的混沌初开。这间屋子装着38家公司，每家公司只不过占有其中一个方格，由一张简易电脑台和一把转椅组成，和大公司里那种员工座位没有什么差别，只不过，在通常镶嵌员工姓名的那些地方，贴着公司名称，一律由普通道林纸打印而成，凌乱一片，让我想起满天繁星。电脑台后面坐着的那些人，个个年轻。他们是老板，也是会计，还是自己公司唯一的员工。只要花500块钱，就能在这里坐一个月，而他们在这里的时间通常不会超过半年。很多人失败了，但总会有人成长起来，扩大队伍，搬到楼上。那里有单间办公室，沿着走廊排列，是为他们这些人准备的。室内空间略大，可以摆下四五张桌，门外挂着一块公司招牌。站在走廊里，可以看到两排公司匾牌分列左右，笔直地伸到尽头。12个月、也许18个月之后，这些公司中的大部分也会垮台，但必定有几家继续成长，它们将搬到更大的写字楼去，占据整整一层。我对公司的创业景象并不生疏，可眼前这一切竟是闻所未闻。像微软和联想，它们都是拥有数万员工的庞大公司，但是说老实话，它们都没有“A座302房”那样让我感到震撼。我看到智慧、激情、勇气，看到压力和不确定性，看到一种生生不息的力量，看到死亡和新生。
“一张桌”，“一间房”，“一层楼”，“一幢楼”。这个脉络直观地反映了公司的成长过程。然而新一代人的资本关系、技术路线和公司结构，已经和他们的前辈完全不同，节奏也更快。中关村的公司还是成者少，败者多。就像书中所描述的那样，它们中间有77%在3年内消逝，有90%在5年内消逝，有99%在10年内消逝。但这并不能阻止创业者前赴后继、一代接着一代地走过来。他们已经走了27年，直到今天。先行者为后来者提供了范例，既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所有这些构成了中关村的故事，也成为这个国家历史的一部分。
我意识到，我所看到的中关村的一些事情，为公众所不知，而公开舆论中很多深入人心的东西，又与它的本来面目相去很远。于是我便生出一个念头，想把这个故事的来龙去脉梳理清楚。很多朋友对我的想法不以为然，他们的第一个反应是：中关村有什么高科技？应当说，在对它的种种批评中，这是客气的。我们都知道，还有人坚定地认为，“中关村就要死亡”。这个说法比较专业的表述是，它“已无力领导中国的高科技走向”；比较浪漫的表述是，它“只是一次性喷涌的死火山”。这种舆论自2004年春天以来特别强大，以至引发一场激烈的讨论。赞成者和反对者全都理直气壮，实际进程中则充斥着相互对立的证据。这让我们的故事更加生动，富有冲突、悬念和戏剧性，但同时也增加了我们讨论问题的难度。这些问题有：我们国家为什么出了个中关村？中关村为什么变成今天这样子？它的精神源泉来自何处？究竟是民族主义的伸张，还是西方思想的产物？它的商业体系是如何形成的？它掀起的三次技术浪潮是怎样影响整个国家的？民间资本为什么能够战胜国家资本成为主导力量？它也经历了原始积累的阶段吗？它有原罪吗？有欺骗吗？有无法无天吗？有勾心斗角吗？它的疆域如何拓展？它的法律怎样递进？它究竟是个新技术的圣地，或者只不过是个大集市？它究竟是技术第一，还是市场第一？究竟是科学家更重要，还是企业家更重要？为什么中关村的公司总是长不大？好不容易长大了又为何不能避免盛极而衰的命运？政府应当介入吗？应当干预吗？应当凭借行政权力去支持或者阻止某些力量吗？如果不应当，那么怎样制止它的混乱和无法无天？如果应当，又该以怎样的方式介入？老一代已经过气了吗？“海归”将要成为它的主力军吗？当跨国公司纷纷进驻之时，它还是小公司的天堂吗？它还是新技术的发源地吗？它还是国家创新的一面旗帜吗？它将会成为一个世界创新中心吗？也许，它的历史已经中断，将被上海深圳这样的地方取代？
就中关村而言，要想把所有问题都解释清楚是一件困难的事。生机勃勃充满变化的新世界总是不容易理解和把握。像中关村这样的地区，不仅中国独有，而且全世界难能有二。它的时间延续至今，跨越我们国家全部改革历程。从官方立场上看，它作为科技园的历史是从1988年开始的，然而在一些民间研究者看来，自从陈春先1980年自行其是地创办了第一家公司，中关村的新革命就已经开始。它的包容性之大，是中国任何一个地方无法比拟的，以至它的人物太多，富人和穷人、博士和文盲，外来人和本地人、高官显贵和三教九流，都能在这里找到自己的位置，都有机会在这里谱写精彩篇章。它的事件纷繁复杂：经济问题、政治问题、技术问题、环境问题、社会问题、文化问题、传统问题、意识形态问题、人的本性问题。每个故事的结局都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然而最重要的是，它的故事还在继续，所有人物都是“进行时”。世界每天都在变化，谁也不能预见他们面对变化将会如何行动。即使你整天生活在这里，要想说清楚一些事情还嫌所知不足。描述和评论活着的人们非常困难，实在是因为他们距离我们太近的缘故。我常常想，也许叙述一段一千年前的故事会更容易些。我知道，如果我美化官方或者成功者，也许会失去公信；如果我迎合民间舆论，也有哗众取宠之嫌。总之，无论唯上还是媚俗，都会离开公正从容的立场，使得人们更加简单化和更夸张地估价某些问题。我并不期望本书的描述能和中关村的正史合拍，那是历史家的事。我本人的职业是记者，对于人物和事件的取舍，更多的是出于记者本能。需要说明的是，我只是描述了中关村的最主要也是最有代表性的行业——信息技术产业，而对于其他领域的故事只是一笔带过。我希望让读者了解这里曾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事，从中得出自己的结论。我想对读者说：“它在创新之路上蹒跚而行的曲折历程，大致上反映了中国崛起的真相。”这包括它的阳光和阴暗，包括它的英明之举和愚蠢行为，也包括它的混乱和秩序。
资料的来源是当事人的回忆、政府和公司的档案，以及公开出版物。中关村的色彩斑斓的历史既存在于人们心中，也存在于浩繁的文献中。为此我用8个月的时间在中关村调查。如果加上此前我对联想集团和对微软亚洲研究院的采访，那么我在这里已经花费了32个月。我采访了大约300个人，包括企业经理、科学家、工程师、销售人员、会计、商贩、教师、学生、留学生、农民工、政府领导者。这些采访几乎全是一对一的谈话。他们相当坦率和真诚，给了我那么多的故事和思想。尽管如此，我知道记忆通常夹杂个人情感，而且会因时间的推移而产生偏差，所以还用很多精力查阅原始资料。应当感谢中关村管委会和海淀区的领导者们，他们为我开放了两个政府档案室的全部文件史料。也应当感谢中关村园区志编写小组的那些专业人员，他们把自己掌握的资料毫无保留地让我使用。同时我还要感谢互联网以及日愈成熟的搜索引擎技术，它让我有可能高效率地掌握公开舆论中的有关部分。举个简单的例子，当我用“百度”搜索“中关村＋盗版”的时候，就会显示至少40万个网页。所有这些，都成为我的重要参照。
由于资料浩瀚，泥沙俱下，所以对于事实的选择和驾驭要比收集这些事实更加困难。这需要眼光，也需要一些基本的价值判断，而价值准则却在随着国家的进步不断变化。昨天的天经地义，今天也许就会贻笑大方。我只是尽可能地以忠实于历史原貌的方式组织和叙述这个故事。初稿的长度远远超出预期，后来又经二稿、三稿、四稿、五稿，压缩其中三分之一篇幅，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我不是整段整页地删节，而是逐字逐句地浓缩，为此用掉更多时间，只是希望读者在减少阅读负担的同时不至于丢失有用有趣的情节。
把这么多精力和热情投入这个话题，是我始料未及的。老实说，它影响了我的职业经历。我要学习很多新东西，还要让自己多年的阅历得到伸张，因此承担更多压力，获得新的表达空间。这在我本人也是一个成长经历。它很艰辛，但充满魅力。我希望自己成为一个独立的写作者。在采访和写作的整个过程中，没有任何人来告诉我应当做什么和不应当做什么。如果有人认为我的叙述只不过是以偏概全，有粉饰之嫌，或者过于刻薄，我只能说，依据目前可以获得的资料和开放程度，这是我能做到的最接近于事实的描述。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仍是有关事实的。本书所有的内容，包括细节、数据、人物对话和心理活动，都有确凿根据，而非我的杜撰。我把极大精力用在事实的校正上，以免发生错误，但我深知本书时间跨度之长，内容如此浩瀚，有些间接得来的材料无法一一核实确认，即使是事件亲历者的叙述也难免发生偏差，所以发生事实方面的错误也许是不能避免的。如果读者发现其中有任何错误，希望能够向我指出，以便我能修正。
作者
2007年1月30日
内容简介
本书从评述中关村（行情论坛）1980到2006年的历史入手，描绘了中国社会发展波澜壮阔的画卷。
中关村曾经被当作一个“试验区”。假如我们以为“试验区”的含义，仅仅就是发明新技术和推销新产品，那就小看它了。事实上，它更大的意义在于试验着新的社会思想和价值取向。因此，与其说中关村在技术上有什么贡献，不如说中关村最大的贡献，在于对旧体制的破坏和突破，从而激醒了中国人创造财富和融入世界潮流的热望。
本书描写的人物中，既有对中关村的事业大力推进或横加阻拦的高官，也有在中关村渡尽劫难甚至翻身落马的显要，还有在中关村功成名就的企业家、世界500强的超级大鳄；既有悲剧英雄，也有乱世枭雄，当然，更有那些怀揣梦想的新一代创业者。所有的这些雄心、野心、商战权谋、虚与委蛇和彻底疯狂，伴随着云谲波诡的政经风云，在中国的大地上起起落落。
因此，这不仅仅是一个地区、一群企业或企业家的历史。作者在这部作品中，试图将企业的兴衰沉浮，与个人品行、国民性格、政府行为、政治风云、世界潮流合并起来思考。这样一种对于历史的思考，也许更有利于我们的未来。
作者简介
凌志军，祖籍广东，1953年生于上海，长在北京。十五岁到工厂做工，十六岁做农民，十九岁当兵，二十五岁成为新华社记者。三十岁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三年后获得法学硕士学位，现为人民日报社高级编辑、资深记者。
凌志军是当今中国时政作家的代表性人物，被誉为“中国的威廉曼彻斯特”、当代中国记者的“标杆”。2003年《南风窗》年度人物。他的每一本书都引起巨大反响。他拥有广泛的读者。他在过去十多年间连续出版九部著作，全部进入畅销书排行榜。他的著作还以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
2007年出版的《中国的新革命》，被境内外媒体和研究机构评为当年“值得记忆的好书”、“年度商业书”、“最佳商业图书”。
2005年出版的《联想风云》，入选当年“最佳风云榜”，并获得“2005年度北京地区最佳版权输出图书奖”。
2003年出版的《变化》，被中国大陆媒体评为“年度图书”，同时在台湾获得“开卷好书奖”。
2000年出版的《追随智慧》，被媒体评为当年“最佳纪实文学”。
1998年和同事马立诚合著的《交锋》起轰动，也引发了激烈争论，成为当年“中国第一畅销书”。
1996年出版的《历史不再徘徊》，获得新闻出版署颁发的“优秀图书奖”。
目录
前言
第一部 白颐路（1980-1988）
第一章 黑夜漫漫 曙光在前——我看到了美国。
第二章 破裂的金字塔——我们失去的只是锁链，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
第三章 电子一条街——我的生活从此改变。
第四章 原罪——既是“倒儿爷”，又是“板爷”。
第五章 走进新时代——此事宜速作出决断，不可拖延。
第六章 曾是霜叶漫山时——到底往哪个方向走啊？我们也蒙了。
第七章 中南海和世界潮流——连宪法都要给改革让路，还有什么能阻止改革！
第二部 试验区（1989-1998）
第八章 昨夜风疾雨骤——能逃过这一劫，真是幸运！
第九章 转变的年代——我完成一个翻天覆地的革命。
第十章 出类拔萃之辈：第二代创业者——我没别的本事，只是玩儿命想办法满足消费者
第十一章 民族品牌！民族品牌！——如果这一关过不去，我们必死无疑。
第十二章 分裂之家——科学提供燃料，商业才是发动机。
第十三章 英雄末路——你可以得意，但不能糊涂。
第十四章 三次浪潮，潮起潮落——中关村这个环境，是个东西就能卖，是个好东西就会抢着卖。
第十五章 市场又在召唤——从现在开始，前10年是你的，后10年是我的。
第十六章 在信息时代的入口处——凭什么？就凭我们这帮人的脑袋！
第三部 科技园（1999-2006）
第十七章 争论国——抵制美国货，计算机除外。
第十八章 死亡和新生——企业有生有死，但轮到我们自己头上，总是很沉重。
第十九章 全速前进——它能成为下一个硅谷吗？
第二十章 互联网时代——冬天不是即将到来，而是已经到来。
第二十一章 新疆界——法无禁止不为过。
第二十二章 海归：改变中国的一代新人
第二十三章 蚂蚁雄兵——他们的单个是弱小的，但群体是强大的。
第二十四章 全球链——中关村就要死亡？还是刚刚开始。
第二十五章 殊途同归——我见过硅谷是怎么做的。我到中关村来亲自再做一遍。
尾声
书摘插图
第一章黑夜漫漫曙光在前——我看到了美国
在出现所谓“电子一条街”之前的两年里，白颐路被一种神经质的紧张气氛笼罩着。几乎人人都能看出，总有一些事情要发生了。这种预感就像瘟疫一样，在这条狭窄的街道缓慢而又坚定地弥漫开来。
紧张气氛来自那个闻名遐迩的大院子。用今天的京城地图来比照，这是靠近四环北路的一片土地，高楼林立，巨大的玻璃幕墙构成一幅幅夸张的几何图形，在蓝天的衬托下散发出炫目的光芒。而在当时，这里还是一片灰色建筑，被农田分割包围。它在行政上隶属于中国科学院，包括计算所、物理所、数学所和电子所。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它一直都是这个国家的某种象征，神圣，宁静，单调，犹如一潭深水。而现在，也即1982年冬，竟由于两个人的冲突，荡起层层涟漪。
陈春先和他的上级管惟炎，成为这场冲突的两个极端的代表。前者是个理论物理学方面卓有成就的科学家，可惜他的热情已经背离既定道路。当时他正在倾心尽力地经营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公司，自诩为“科技游击队”。作为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管惟炎一点也不喜欢他的这个同行和下属，这种情绪在过去两年渐渐积累，直到开始怀疑陈春先的人品。他先是指控陈在牟取金钱方面的私利，乃至玷污神圣的科学殿堂，接着又要求审查陈的公司账目。审查行动在1982年3月开始，到年终还是没有一点停下来的迹象。
在这个命运攸关的冬天，关于陈春先和他的公司，白颐路上谣言纷纷。这些谣言每句话都是一项严重指控，在当时也并非没有一点根据，可是按照今天的条律和实情，却又是荒诞不经和可笑的。有的谣言说，这个人正在收买中国科学院的研究人员，其基本方法就是恣意发放“红包”，数额超过国家工资，又全部隐匿不报。有的谣言说，这个人把国家科研经费窃为私有。还有人声称，已经看到一份非法获取收入者的名单，牵涉至少二十个科学家和大学教师。攻击的矛头无一例外地指向陈春先和他的两个合伙者，纪世瀛和崔文栋。1983年元旦前后的几个星期，这三人躲在物理研究所院内那间蓝色的木板小屋里，个个神情紧张，坐立不安。“科技游击队的指挥部搁浅了”，纪世瀛在后来撰写的一篇回忆录中说，“蓝色板房坠人紧张而窒息的气氛之中……”
陈春先尽管神情沮丧，仍然坚定不移，期待他的时辰很快到来。他一直在公开和私下的场合对抗管惟炎所长代表的力量，可惜无法稳定自己的队伍。公司员工不是大学教师就是科学院的研究员，只在八小时之外投入进来，所以被叫做“星期日工程师”。对他们来说，职业的稳定是天经地义，辞职跳槽是不可想象的，区，统一意志高于一切，个人只是一部大机器上的螺丝钉。不仅党的领导者这样教育别人，而且那些从事科学研究的知识精英也都具有这种信念。
但是直到这时，“中关村”无论是作为一个地理概念还是行政概念，都还不存在呢。一个名叫邓启祥的老人曾经很精确地证明了这一点。邓家世居此地，到他已经延续四代。他在1948年成为保福寺乡的乡长，中关村正是属于他的辖区。那时候并没有“中关村”这名字，他喜欢把它叫做“西边的小村”。根据他的回忆，它一直叫“中官儿”，是当官那个“官”不是机关那个“关”’。邓启祥说，把它叫“中关村”，“是科学院来这里盖楼以后的事。”有个叫丘宝剑的人，记忆中的情形与邓启祥不约而同。他是来到这里的首批科学院官员中的一个，还记得曾看到一堵石灰墙上有“中官屯”三字。只不过是一个粗心大意的下级官员，偶然地把“中官屯”写成“中关村”，这才导致进这个名称沿用至今。
这一情节颇有偶然色彩。作为自然村落的“中官屯”消失了，作为科学城的代名词，“中关村”就此形成。就像它在极为偶然的历史机缘中成为一个梦想的开端一样，它的名称也是因为一次偶然的误会而生。多年以后有个记者写道，中关村“在错别字中诞生”，应当说这并非虚妄之说。但是，若非有一种强大的外来力量，则一个偶然的误会便没有可能变成一个人人接受的现实。中关村之所以能够生生不息，发扬光大，乃是由于一种历史的必然。将偶然化作必然的过程一经展开，日后还将层出不穷，这正是这块土地的神奇之处。
除了一部浮华悲凉的历史和一些偶然与必然交织而成的特色，中关村还有一点与众不同，那就是，它是中国唯一的被古老村落分割包围起来的科学城。
在经过50年代后期的大跃进和60年代早期的大饥荒之后，这块土地以惊人的速度繁荣起来。它是当时远东地区最集中也最庞大的科研教育中心和军事驻地，拥有四十二个研究所、六十七所大学和至少三十五个军事机关。它们全部集中在半径四公里的范围内。它促使中关村的人口迅速膨胀。按照保存至今的户籍档案，可知中国科学院当时人口已有一千九百七十一户、七千五百所以他们在所长的压力下很容易地被瓦解了。现在，陈春先面前只剩下纪世瀛和崔文栋。三人相顾无言，彼此心照，谁都不知道怎样超越那个无形屏障。根据纪世瀛后来的回忆，当时场面“冷清得怕人”。最后还是陈春先打破沉默：“我说要干下去，你们俩也说要干下去。我们态度一坚决，就会有第四人、第五人。”
不幸的是，这个冬天陈春先期待的“第四人”始终没来。如果有人再次走进蓝色小屋，那也是偷偷来告别的。保存至今的公司档案中有一些文件，表明员工们纷纷退还津贴。这些钱原本只是他们辛勤工作的报酬，其数额为每人每月30元。但现在人人都说，这是“非法所得”，难免贪污之嫌，倘若不能如数退还，说不定什么时候警察就会拿着手铐出现在门口。
1983年1月25日是个星期二。破晓时分，物理所大院的西北角上忽然一片喧哗。声音涌进88号楼，穿过狭窄漫长的走廊，不出所料，是朝着纪世瀛家来的。他听到人声、掌声、脚步声，接着是敲门声，当即“吓了一跳”，而他的妻子则是“心里一紧”。这两年让这夫妻俩心惊肉跳的事情太多了，“天晓得又发生了什么事情！也许真的是警察来了！”
慌张中的纪世瀛听清了几句话：“快打开收音机，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电台里说，你们是对的。”“这下子你们翻身了！”
他夺门而出，回到两个风雨同舟的伙伴中间。三人相拥一处，眼里挂着泪，就像噩梦醒来，互相询问这消息是不是真的。
千真万确，这是真的！大家终于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彼此祝贺，看着同事们围拢过来，时而拱手，时而大笑，脚下踏着有力的节奏，齐声高喊：“懈放了！解放了！”
日后那些研究中关村的历史家们，是应当为这个早晨留下一页的，因为它是一场新革命的无数转折点中的第一个。情势急转直下。陈春先，这个圆脸、小眼、面相柔和、没有棱角的南方人，这个在童年时代挨过饿的穷光蛋，这个在中国和苏联的蜜月时代赴莫斯科大学专攻核物理的留学生，这个衣衫不整、扣子常常扣错的邋遢鬼，这个在东方和西方的冷战时代为国家原子物理科学作出杰出贡献的科学家，这个对抗上级因而被冷落的倒霉蛋，这个挂着研究员头衔却在捣腾小买卖的不务正业者，这个已有三十年共产党党龄却挥舞着金钱引诱科学家红杏出墙的叛逆者，就从这时起，成了中关村的英雄。
然而当时没人想到他会成为英雄，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只不过感到阳光回到心里，阴云一扫而光。这种感觉，只有在1976年10月6 13那一天有过一次。可是他们对于骤然发生的变故还有疑问，不知究竟出了什么事。中国科学院正在流传一个新故事，说中南海知道了陈春先的遭遇，指斥惟炎的行为是在压制科技人员的创新激情。在这个传言的散布者看来，媒体都是党的“喉舌”，国家电台既然敢于出头露面，那么这传言就算经过添油加醋，也必然会有根据。
陈春先回到家里，已是深夜，虽然很累，但很快活，心中唯有一个悬念挥之不去，彻夜不眠：“难道真是什么有来头的人说话了？”
这个早晨发生的事情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是我们将要讲述的这个故事的起点。在后来那些回顾历史的人们中间，陈春先常常被说成是“中关村第一人”。他的那个根本不像公司的公司一共存在五年，在技术方面乏善可陈，在管理方面一塌糊涂，但是在中关村迄今为止的历史上，它的确产生了一种颠覆性的力量，虽然是缓慢地扩展着它的影响，但其性质和强烈程度都是前所未有。它把科技人员送到一个他们从未见过的境地，让他们的热情和智慧在金钱、物欲和普通人的需求中得到满足，就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里说的，是“一条新路”。
成为“第一人”的这个人，那年四十八岁。这个在中国科学院的一潭死水般的院子里扔进一块石头的人，肯定是个见异思迁的天才。表面看来，当时的情况似乎是，一个技术人员怀才不遇而又不甘寂寞，所以背叛自己的上级和曾经信守的道路，自行其是。但实际问题是，这个社会蕴藏着一种不满足于现状的冲动。吞噬一切的国家主义传统和神秘顽强的个人主义欲望交织在一起，把世界上这个最庞大的人群塑造成如此这般。大多数人在深陷苦难之时都会逆来顺受，把自己的智慧和激情销蚀在没完没了的牢骚和抱怨中。只有这个人试图以一己之力来激发内心欲望，把它变成颠覆旧时代的力量。如果没有陈春先，古老的中关村当然也会瓦解，但那完全可以在另一个时间以另一种方式展开。他并非创业天才，经营和管理一个企业的能力也被证明相当拙劣。他的公司从来没有成功过。但他具有对新事物的感悟、杰出的奇思怪想、百折不挠的意志、惊人的对世界潮流的判断力。他是一个破坏旧世界的先锋，只是当整个国家都在大步前行开创新世界的时候，他才被无情地抛在后面。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说明了，在我们一向把帝王将相作为主旋律的历史生活中，小人物有时也会产生不可限量的影响。在此后二十多年的风风雨雨中，中关村，甚至整个中国，都在这个人曾经指出的道路上前行，但当时好像只有他感觉到这一点。
陈春先开创的历史，始于1980年10月25日。这一天，他创办了一个别出心裁的组织——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很难说它是一个企业，因为它在当时既无工商注册，也无法人代表，甚至连他的上级也被蒙在鼓里。纪世瀛说它是“偷偷成立的”，这并非故作神秘。因为当时他们如果报告上级，可以肯定不会获得批准。创业的动议最初只在三人之间商讨，性质类似于密谋。其中最富戏剧性的情节，是整件事情完全在中关村88号楼酝酿而成。这座建筑因为住着众多成就非凡的科学家而在当日中国享有盛名，其中包括陈景润、杨乐和张广厚。纪世瀛一家人住在一层最东头的房间，门牌“103”。那是一个以“振兴中华”号令全国的年代。记者们频繁出入此楼，把这群科学家弄到报纸电台电视台上去张扬，当做为国奉献的榜样。他们居然没有发现，这楼房里正在进行一项对抗国家体制的计划。
密谋者的队伍渐渐扩大，到1980年秋天已有十人。为首者陈春先是物理所一室主任、中国科学院里最年轻的研究员、还是中国有机半导体和原子能受控热核聚变研究领域的领先人物。此外还有纪世瀛，自诩为“严济慈的关门弟子”，如果这话有些夸张，那么他的“第一批参加原子弹设计的大学生中的一个”，以及“中国科学院里最年轻的工程师”，则是真的。那年他三十八岁，喜欢张扬，花样百出，夸夸其谈，而且还将随着年龄的增长更加偏执和疾恶如仇。有崔文栋，他是物理所高压电气技师；有曹永仙，力学研究所工程师；有陈首燊，电工研究所研究员；吴德顺，电子研究所工程师；罗承沐，清华大学讲师；刘春城，物理研究所技师；潘英，物理所会计；还有汪诗金，他是北京等离子体协会秘书长，也是这支队伍中唯一不属于中国科学院的人。
这天晚上，十个人相聚在物理所，宣告成立“服务部”。因为是个周末，院子里空无一人，没有张灯结彩，没有鲜花，没有贺词，没有鞭炮齐鸣，甚至连个公司的牌子也没有。他们经过办公楼，再绕到核聚变实验楼的东北角上。这里有个小屋子，木板结构，铁门，原本是个堆放废旧实验物资的库房，现在经过一番打扫，就成了“服务部”的第一个办公地点。
根据学者们后来的考证，这是中关村第一个民营科技企业。当时的一切都像是美国硅谷学生创业故事的翻版：几个文化人，举债五百元，还有一间旧仓库。仓库的窗户挂着一块蔚蓝色的塑料布，权作窗帘。从外面看去分外显眼，所以被他们叫做“蓝色小屋”。多年以后，“服务部”早已不复存在，陈春先已不在人世，“蓝色小屋”也在中关村的大规模拆建中被夷为平地，在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了，只有纪世瀛仍旧对它一往情深。就在小屋将被拆除的那一时刻，他跑去为它留下照片。他还清楚地记得那一天是1991年2月5日。“没想到它会成为历史”，他逢人就说。遇到喜欢听他说话的人，他就绘声绘色地描述这个“历史”。
所谓“中关村第一个民营科技企业”，其实也是中国第一家民营科技企业。当日我们国家的科技企业数以千计，不是“国家的”，就是“集体的”，还没有哪一家是属于私人的。多年以后中关村声誉鹊起，每年一度在白颐路举行盛大“庆典”成为惯例。在那些情绪激昂、如痴如狂的日子里，我们在这里看到人流如织，熙熙攘攘，他们是来自全国的官员、学生、工程师、经销商、消费者和媒体记者。大街小巷彩旗招展，巨大的条幅横跨在马路上方，上面写的是，“中关村——伴您进入信息时代”。因此中关村不仅被描绘成一个电脑乐园，而且还是一个把整个国家引向新世界的开拓者。陈春先的别出心裁是中国历史的合乎逻辑的延伸，这一点暗示对中关村不是没有影响的。甚至“中关村”这个名称本身，也是借助于这种逻辑才超越了地理的局限。
中关村偏居京城西北一隅。好几千年以来，这块介于汉族聚居区和北方游牧民族之间的土地，一直置身于中国经济发展和文化主流之外。它在行政上隶属于北京市海淀区，地理位置则是永定河冲积而成的一片小平原。河水经年累月切割而成的宽广河谷，把它造就成洼地和台地两种地貌，自南向北渐次沉浮。根据已经出土的文物记录，这里在五千年前便有人居住，一直都是古代中原通向塞外的一个驿站，只是由于紧邻北方强悍好战的部落，少有人烟。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公元17世纪，发轫于东北的满人爱新觉罗家族挥师南下，确立了自己对汉族人的统治。他们本来只是些优秀的军事征服者，现在却向被征服者学习农耕文明，削高就低，开垦稻田，拓展湖泊，雇用汉族工匠建起规模庞大的皇家园林。经过至少一百年的刻意扩张，国家出现一片繁荣，也即所谓“康乾盛世”。海淀进入它的鼎盛时期。后世所谓“三山五园”初具规模，又经历代皇朝修缮，日渐辉煌。这些皇家园林在京城西北角上依次展开，融于农家景色，形成田中有园、园中有田的风光。帝王把自己的很多时光消磨在这里，甚至敕令朝政随之移来。内阁索性在海淀另立办公中枢，官员们在御苑附近租屋居住，遂使此地成为皇家第二权力中心，世人把它与京城中心的紫禁城并举，称为“双城”。19世纪中期之后，中国在同西方人的战争中屡战屡败，元气尽失。导致国势衰微，军阀混战，京西皇家园林日渐破败，昔日的辉煌与奢华一去不返，其惨淡之象直到今天依然保留在圆明园中。中关村逐渐沦为京城官僚和太监的坟场，其间散落着三五守坟人家。
中关村似乎已是历史的弃儿，只在偶然情形中成为胜利者的匆匆过道。就像三百多年前的农民领袖李自成挺进皇城一样，解放军也是踏着这片土地到达京城中心。毛泽东进入北京后的第一个居所，为香山脚下的“双清别墅”。这位党的领袖还曾想把自己的权力中枢建立在这里，只是因为属下力劝，这才搬进城市中心。
中关村距离这个国家的政治心脏——天安门广场，只有十四公里，而在心理上的距离却要遥远得多。1949年10月，当广场上万众欢呼共和国的成立时，这里仍是一派冷清荒凉。大多数追溯这段历史的人认为，那时候中关村的人家不过二十余户，以农为生。村落明显保留着世代守坟的格局，房屋散漫，依坟而建，生死相依，百废待兴。这局面恰是当日整个国家的写照。
共产党成为国家的领导者，但是它没有西方国家政府那样的行政经验。当日国家人口众多，没有大城市，没有大工业，没有资本，没有技术，工厂和机器都是从资本家手里没收过来的。农民虽然有了土地，但却食不果腹。除了发愤图强的雄心、万众一心的献身精神之外，那时候我们的国家什么也没有。然而靠着坚定意志和支配资源的绝对权力，中央政府开始推动国家去追赶西方列强。党的领袖毛泽东号召人民“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他说了无数鼓舞人民斗志的话，有“自力更生”，有“超英赶美”，有“人多力量大”，但是所有这些都比不上一句话那么经典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特征。当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时，他说，他希望放眼望去四围是一片工厂的烟囱。不用说，这话里充满了那时中国人的雄心和梦想。从那以后的三十年间，这座城市的执政者有过无数愚蠢的决策，比如拆除老城墙，肢解老社区，把摩天大楼一座座插在四合院中，让城市一圈一圈地向外扩张，这一切都给后来的政府和百姓带来无穷烦恼。但是有一件事他们做得异常英明，那就是坚定不移地把大学和科研院所集中在中关村以及它周围一片土地。
作为“强国梦”的一部分，共产党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成立中国科学院，进而在京城西北的城乡结合部建设起一座“科学城”。“科学城”从一开始就是军事行动、政府计划和“乌托邦式理想”的奇特混合物。那时候老城之中居民稠密，稍有空隙，便被军队和政府机关占据。中央政府决定把“科学城”和“大学城”放在这个人口稀少的地区，设想有朝一日把这里的人口增加到六万人。政府想出这个主意，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里原本已有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
由于一次奇特的历史机缘，中关村成了这场圈地运动的中心。在新政府的鼓动下，大学校园纷纷挺进京城西北。一条狭窄的马路上迅速崛起八所大学，这条马路也就当之无愧地被更名为“学院路”。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借机扩张自己的领地。科学院有了政府的支持，也圈进来四千五百亩。如今中国人视土地比黄金还要珍贵，那时候不是这样，圈地者无须花费一分钱，只要进入中央政府计划序列，便万事大吉。到了1953年，第一批研究所建成了，陈春先从属的物理所也在其中。我们以当日地图对照，可知这块土地位于北京大学以东、清华大学以南，它的东北端正是作为农家村落的中关村。
这样就人为地出现了一个“科学城”。它不是民间力量的产物，也不是一种思想的产物。它的诞生和维持，是依靠政府的权力和理想，依靠一批忠实执行命令并富有献身精神的官僚。他们之所以拥有权力，不是由于他们的知识和创造能力，而是因为他们的军功。用统帅一支军队那样的纪律与效率来统治这个地成为当时有机会观察西方的少数中国人中的一个。
1979年陈春先访问美国。他穿了一身特意为这次访问购置的西服，越过浩瀚的太平洋，进入这个在中国人眼中荒淫腐朽的国度。这是他在一年中第二次访问美国，身份是民间访问者。当时他不可能知道，这是一趟改变自己毕生命运的旅行。他有机会访问波士顿附近的“128号公路’，还有加利福尼亚的“硅谷”。这位中国科学家从美国的东海岸跑到西海岸，从一个城市跑到另外一个城市，根据他的好友王缉志的回忆，他“交了很多朋友”。因为没有官方代表团的约束和应酬，他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美国人，让他眼界大开。看来美国人不是在向中国人展示他们的技术，而是要使中国人了解他们的“把技术迅速变成产品线”的能力。陈春先后来回忆说，他在“128号公路”很自然地联想到北京的二环路。公路两侧的几百家高技术小工厂让他震撼。那里的科学家对他谈了许多动人的技术创业史，包括住在波士顿郊区的王安。后者是当时世界计算机领域里公认的成功企业家。陈甚至有机会走进其中的一家专做超导磁体的小公司，去验证他听到的故事，结果惊讶地发现，公司负责人汤姆克原是波士顿大学的物理学教授。“我们有技术有想法，另外一些人有钱，”昔日的教授而今天的经理对他说，“二者结合起来，就可以创造先进产品。”
这成为他的美国之行的一个高潮，但是还有更大高潮在后面。在硅谷，他完全被那些由教授和学生创办的小公司给迷住了。硅谷原是太平洋东岸和旧金山湾之间的一片生长柑桔的地带，后来成了全球最大的微电子工业中心，同时也是最为典型的新技术扩散区。斯坦福大学的老校长泰曼是个有远见的科学家，当年他决定把校园的一些土地租给师生去办高技术公司。两个学生在一个车库搞出第一台高频振荡器。而在另一个车库，世界上第一台微型计算机出现在又一个年轻人手中。作为这些技术的副产品，车库中诞生了后来驰名世界的两家公司——惠普和苹果。
这些故事令陈春先折服，在他的饱受压抑和混乱的头脑中引起共鸣。他后来说：“这是很有启发性和激动人心的参观。”他一直在试图理解“为何美国核聚变实验的效率那样高、周期那么短？”此前他以为美国人的“实验技术先进，制造设备的工厂水平高”。但现在，他开始理解所谓“技术扩散区”的概念，这是他新结识的美国朋友一路上喋喋不休的话题。他终于明白，真正的关键还在于一个“把工厂、学校、研究所密切联系起来”的体制。他把这些思想的启示根植在心里，带回国内。假如事情到此为止，那么后来他就不会遭受那么多大悲大喜。历史之所以能够继续前行，还因为恰好在这时发生了另外一个偶然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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