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贾阶层实业救国:短暂的黄金时代(图)
张謇
卢作孚
抱残守缺的满清王朝
清末民初，特别在中华民国建立以后，中国的读书人开始从以仕进为目标的传统文人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型。在他们的积极参与下，中国商人第一次以新型资本家的卓越姿态出现了。他们以实业救国为宗旨，以振兴民族经济为号召，主动吸纳西方先进思想，胸怀强国济民的伟大抱负，在叹的才能，迅速成为各地的民众领袖。在他们的努力下，人们纠正了“士农工商”这种带有歧视性的社会分层，努力追求以“工农商学兵”为代表的全民平等与团结。民族资产阶级的兴起，迎来了中国商人第一个黄金时代，可惜的是，这个黄金时代来之不易，却又转瞬即逝。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兴起，实在是经历了一个艰难而漫长的过程。
十九世纪中叶，在中国农民和西方列强的双重压力下，集权专制的满清王朝终于露出了破败之相。太平天国、捻军和两次鸦片战争使这个统治集团切实感受到了“内忧外患”，为了应对国内的“心腹之害”和国外的“肢体之患”，他们被迫采取了一系列以自救为目的的“新政”，也就是所谓“办洋务”，史称洋务运动。
和一切只是为了死死保住政权，却不想从根本上进行文明更新、政治改革的“新政”一样，这场由官僚主导的“洋务运动”在三十多年后即宣告失败了。然而，它对传统观念的冲击却是不容否认的。尽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维方法在本质上还是抱残守缺，但它毕竟隐讳地、部分地承认了西方文明的先进性。从结果上说，这场运动也确实催生了中国工业的萌芽：曾国藩的安庆内军械所，李鸿章的江南制造总局、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天津电报局，左宗棠的甘肃织呢总局、福建船政局，张之洞的汉阳铁厂……一大批工业实体相继产生，为民族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必要的基础，也积累了可供借鉴的经验。更具历史意义的是，为适应“办洋务”的需要，已经沿袭了数千年的人才培养制度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862年8月，同治帝批准成立“京师同文馆”，学员除学习汉文外，主要学习外文。1867年同文馆增设算学、化学、万国公法、医学生理、天文、物理、外国史地等现代教育科目，1902年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西式教育的引进使中国人开始摆脱蒙昧状态，他们总算能够睁开眼睛窥望遥远而新奇的世界了。
遗憾的是，满清王朝这个皇家统治集团仍然是昏聩的，既没有看清世界，也不敢正视自己，权欲熏心，一心只想着关起门来继续骑在中国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结果甲午一战，立即被打回原形，把大臣们“办洋务”三十多年来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家底赔了个精光。不到五年之后，又不顾国际行为准则，误判形势，横生事端，引得八国联军开进了北京城。在被迫支付巨额赔款之后，竟然靠四处举债度日了。
在国民经济已经濒临崩溃边缘的时候，压倒满清这个病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也是经济因素：由于朝廷出尔反尔，突然要从地方收回铁路经营权而引发的“保路运动”，成了点燃辛亥革命的导火索。
中国第一代企业家张謇：
中国须兴实业，其责任须士大夫先之
经过晚清的变局，开启民智，富国强民成为这个民族重新奋起的必然选择。中国最优秀的一批知识精英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纷纷主动投身到政治、经济，以及思想观念的全面维新当中。中国的新型商人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了。大约五十年后，毛泽东在回顾我国民族工业发展时曾说，我国实业界有四个人是不能忘记的，他们是“搞重工业的张之洞，搞化学工业的范旭东，搞交通运输的卢作孚和搞纺织工业的张謇”。
张謇和卢作孚，一个曾是前清状元，一个曾是投身国民革命的热血青年，他们从不同的方向走上了实业救国的道路，也都有过骄人的业绩。结果张謇在七十三岁那年(1926)忧病而终，卢作孚在五十九岁那年(1952)自杀身亡。张謇的命运揭示了实业救国的艰苦卓绝，卢作孚之死则宣告了那个黄金时代的结束。
张謇字季直，号啬庵，是中国文人士大夫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型的标志性人物之一。1853年(清咸丰十三年)，他出生在江苏南通一个富裕的农民家庭，五岁入私塾，十六岁中秀才。1874年开始外出谋生，最初在江宁发审局，后来到浦口成了清军庆字营统领吴长庆的幕僚，那时他就已经是誉满江南的才子了。1881年，在家里无所事事的袁世凯率领一伙小兄弟投奔吴长庆，张謇曾经作为老师教他习文，发现此子胸怀大志，终非辕下之驹，便帮他在庆字营营务处谋了帮办的职务。1885年张謇参加顺天府乡试，中举人。在此后的十年里，他主要掌教于各地书院。中法战争后，鉴于“国势日蹙”，在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影响下，张謇有了“中国须兴实业，其责任须士大夫先之”的思想。1894年4月，张謇再次赴京参加会试，考取一甲一名进士(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同年7月，甲午战争爆发，清军惨败。张謇目睹国事日非，满朝官僚不足为谋。于是，这个新科状元毅然决定放弃仕进，另走兴办教育和实业的新路，“以为士在今日是，固宜如此。”
1895年初，张謇受两江总督张之洞委派，在通州海门地区主办团练。同年4月中日签订《马关条约》，除割让台湾、辽东外还有允许日本人在内地设厂的条文。为在外资输入前抢占先机，在张之洞的支持下，张謇招商集股在通州创办纱厂。他把筹建中的纱厂取名“大生”，隐含了有救亡图存的寓意。
从1896年9月开始规划厂基，到1899年5月纱厂建成，张謇在这近三年的时间里备尝艰辛。大生纱厂投产后，很快站稳了脚跟，经受住了洋货洋商的竞争，年年盈余。从1899年到1913年，大生纱厂净获利五百四十万两，发展成为拥有资本两百万两和纱锭六万七千枚的大厂，是“欧战以前华资纱厂中惟一成功的厂”。
在大生纱厂取得成功之初，张謇就开始陆续兴办了一系列相关企业：为增加棉花来源，办通海垦牧公司；为解决棉籽出路，办广生油厂；为保证原料和产品运输，办上海大达外江轮步公司、天生港轮步公司；为维修和制造机械设备，办资生铁冶厂……他以纱厂为龙头发展多种产业，走上了集团化、规模化的现代企业经营之路。
作为一个具有社会责任感的现代知识分子，张謇兴办实业的理想是以实业兴教育，再以教育改进实业，从而实现全民族的振兴。他利用大生纱厂的部分盈余以及劝募所得，1902年创办了国内第一所师范学校——通州师范，随后又办了女师、幼稚园、小学和中学。他还开办了十所职业学校，其中以纺织、农业和医校较为有名，后来将三校扩充为专科，1920年合并为南通大学。此外，由他倡议或资助的学校还有：复旦学院，吴淞商船学校，吴淞中国公学，龙门师范，扬州两淮小学、中学及师范，南京高等师范和南京河海工程学校等。
张謇是一个对当时中国的现状及文化传统有着深刻了解的思想者和改革者，他知道，仅仅依靠兴办实业和教育还不足以建立一个现代、文明的社会，毕竟学校对人的教育是有限的。所以，他又在通州创办了图书馆、博物苑、气象台、盲哑学校、伶工剧社、剧场、公园和医院等等。
状元张謇、实业家张謇、现代知识分子张謇，在中华民族的生死关头向我们展现了一个民族“资本家”的别样风采。从士大夫到民族资本家，张謇对世界发展潮流，对国情、民情肯定又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因此，他成了立宪运动的积极推动者。但是，1911年5月清政府成立的责任内阁，竟然还以满清皇族为主体，企图借立宪之名加强皇族专制的真实面目暴露无遗。他在失望之下愤而指责清政府“举措乖张”，使“全国为之解体”。
辛亥革命后，张謇重新看到了实现民主政治的希望，转而拥护共和，并被推选为江苏省临时议会议长。到1915年8月，袁世凯要恢复帝制，张謇辞职南归，悻悻而去。他又一次对政治失望了。
张謇回到南通后继续办他的实业、教育和地方自治。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列强无暇东顾，张謇经营的那些企业因此获得了短暂的发展机会。可惜好景不长。自1920年开始各盐垦公司连续三年遭灾，加之军阀连年混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列强对华经济压迫，导致民生凋敝，百业衰退，到1923年，就连一向盈利的大生纱厂也转为亏损。为挽救民族工业，张謇多次呼吁取消不平等条约，要求国际税法平等，停止内战，实现国内和平。这呼吁表达了全体人民的心声，但是，在我们这个国家，任何事情都不是以人民的意愿为转移的。到1925年7月，大生一、二两厂已经负债一千余万元。过了不久，上海、金城等四家银行联合到南通清查账目，正式接管大生旗下各厂。大约一年后，1926年8月24日，张謇被病魔缠身，抑郁而终。
从标准的文人士大夫，到振兴民族经济的实业巨子；从专制政权的策士谋臣，到追求宪政民主的改革先驱；从坐而论道的思想者，到现代社会文明的实践者、开拓者；从传统书院的掌教，到西式学校的创办人……张謇用自己的一生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在日常生活中，他当然经历过迷茫、体验过痛苦、感到过失望、产生过悲愤……同时，他也肯定享受过快乐！然而，对于这样一个以民族兴亡为己任，以改造社会为人生目标的理想主义者来说，大概已经把个人的快乐与否置之度外了。
中国第二代企业家翘楚卢作孚：
推广教育以开民智，振兴实业以苏民困
实业家张謇的时代过去了，实业家卢作孚的时代来临了。在中华民国成立前后的那数十年间，中国的读书人前仆后继，自觉地走上了向现代知识分子过渡的艰难里程。关于卢作孚，著名学者张鸣曾经作过这样的介绍：
跟张謇相比，卢作孚只能算是中国企业家的第二代，不过，他却是第二代中的翘楚。
卢作孚是重庆合川人，青年时代投身国民革命。1910年，他刚刚17岁便参加同盟会，参加四川保路运动。1913年第二次革命失败后，离开成都去上海。翌年，结识著名教育家黄炎培，黄赞赏其学识和抱负，称他为“一个自学成功的人”，主动出面介绍他去商务印书馆当编辑。但他执意要回成都，决心做一个改造中国的鼓动者、实践者。
1915年起，他相继担任成都《群报》、《川报》记者、编辑和主笔，1919年接任《川报》社长兼总编辑。积极讴歌“五四”运动，参加少年中国学会，主张“教育救国”。1921年任泸州永宁公署教育科长，积极开展通俗教育活动，聘请中国少年学会成员王德熙、恽代英、肖楚女等出任教职，开展以民众为中心的通俗教育与新教育试验，影响全川。因军阀混战，中途夭折。1924年，到成都创办通俗教育馆，建起了各种陈列馆、博物馆、图书馆、运动场、音乐演奏室等文化场所。然而红火一时，又蹈教育实验的覆辙。由此，他转而产生了“实业救国”的念头。
从此，“推广教育以开民智，振兴实业以苏民困”成为卢作孚身体力行的社会改革之道。1925年秋，他回合川创办了民生实业公司，设想以轮船航运业为基础，兼办其他实业。和张謇的“大生”纱厂一样，“民生”实业这个公司的名字，就包含了振兴民族经济的理想。
卢作孚以8000元资本、一艘浅水铁壳小船(民生轮)起家，于1926年开辟嘉陵江渝合航线。他们除了总揽岸上事务外，竭尽全力改善经营管理，卢作孚本人亲自上船接待旅客，并提出“一切为了顾客”的口号，很快就得到了社会好评，班班客满，第一年就获利20000余元。到1929年，民生公司又新增了“民用”、“民望”两艘轮船，航线从嘉陵江渝合线扩大到长江渝涪、渝沪线。当年，卢被刘湘任命为川江航务管理处处长。
1930年起，在川江航线上以民生公司为中心，开展了“化零为整”统一川江航运的活动。不到一年，民生公司合并和收买华商轮船28只，积聚了与外资轮船公司展开竞争的实力。 1935年，美国捷江公司在竞争中垮台，11只大轮船为民生公司收购。日资公司由盈转亏，太古、怡和见事不妙，亦悄悄退出川江航运。这时，民生公司已经拥有轮船42艘、吨位16884吨、职工增到2836人、股本120万元、资产730万元，经营了川江航运业务的61%。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1938年，上海、南京相继沦陷，武汉危在旦夕，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刚刚发展壮大起来的民生公司，面临着有史以来最艰巨的考验。一向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的卢作孚说：“国家对外战争开始了，民生公司的任务也就开始了。”他临危受命，担任民国政府交通部常务次长，负责指挥、调度长江上的全部民用船只抗战。我国抗战史上著名的宜昌大撤退，从此开始了。当时的宜昌如同一个大仓库：三万以上待运人员、九万吨以上待运物资拥塞于此。学者徐友渔在他的《卢作孚与宜昌大撤退》中这样写道：
……1938年10月25日，武汉失陷，为了坚持长期抗战，大量的军队、人员、武器、设备、物资以及工厂机关必须撤退转移到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问题在于，以民生公司的运力，搬运这些人员和物资需要一年的时间，但枯水断航期40天之后就要来临，更何况，凶残的日军正挥师西进，而他们的轰炸机已经在长江航线上实施轰炸。
卢作孚和民生公司的船长们、水手们是在频繁响起的、刺耳的防空警报声中，在敌机的狂轰滥炸和疯狂扫射中，像蚂蚁搬骨头一样，把堆积如山的物资和成千上万的人员从长江中下游搬运到上游地区的。在这场艰苦卓绝的战斗中，他们付出了极大的牺牲和代价：轮船被炸沉，人员伤亡惨重，但他们以自己的血肉之躯构建了一条挽救民族危亡的钢铁航线。
民生公司以鲜血和生命的代价为国出力，他们收取的运费只是正常价格的十分之一，问题在于，这不是政府军政部的船队，而是一家民营企业，一切燃料、维修费用和工资都得自己筹措。所以，在任务结束之时，民生公司几近破产，其船队已经千疮百孔。
从张謇到卢作孚，民国时代的新型“商人”们以思想与行动改写了中国商人的历史，开创性地树立了救国济民、勇于担当的崇高形象！
令人无限惋惜的是，由传统读书人觉醒为现代知识分子而引发的这个中国商人的黄金时代，因为外敌入侵、政权更迭过早地结束了。中国又一次失去了向现代文明国家转型的机会，中华民族又一次陷入集权专制的周期性轮回。
先秦之后，中国消灭了贵族；民国之后，中国消灭了以民族资本家为代表的现代绅士。此后，从政者遗失了高贵，经商者错失了品格。借用龚自珍的话说，就是“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有的只是政治和经济暴发户。暴发户或许能暂时得到他们所追求的浅薄的快乐，却始终无法建立起让人尊敬的人格。这个比官场政治更自由的空间里展现了让人惊叹的才能，迅速成为各地的民众领袖。在他们的努力下，人们纠正了“士农工商”这种带有歧视性的社会分层，努力追求以“工农商学兵”为代表的全民平等与团结。民族资产阶级的兴起，迎来了中国商人第一个黄金时代，可惜的是，这个黄金时代来之不易，却又转瞬即逝。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兴起，实在是经历了一个艰难而漫长的过程。
十九世纪中叶，在中国农民和西方列强的双重压力下，集权专制的满清王朝终于露出了破败之相。太平天国、捻军和两次鸦片战争使这个统治集团切实感受到了“内忧外患”，为了应对国内的“心腹之害”和国外的“肢体之患”，他们被迫采取了一系列以自救为目的的“新政”，也就是所谓“办洋务”，史称洋务运动。
和一切只是为了死死保住政权，却不想从根本上进行文明更新、政治改革的“新政”一样，这场由官僚主导的“洋务运动”在三十多年后即宣告失败了。然而，它对传统观念的冲击却是不容否认的。尽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维方法在本质上还是抱残守缺，但它毕竟隐讳地、部分地承认了西方文明的先进性。从结果上说，这场运动也确实催生了中国工业的萌芽：曾国藩的安庆内军械所，李鸿章的江南制造总局、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天津电报局，左宗棠的甘肃织呢总局、福建船政局，张之洞的汉阳铁厂……一大批工业实体相继产生，为民族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必要的基础，也积累了可供借鉴的经验。更具历史意义的是，为适应“办洋务”的需要，已经沿袭了数千年的人才培养制度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862年8月，同治帝批准成立“京师同文馆”，学员除学习汉文外，主要学习外文。1867年同文馆增设算学、化学、万国公法、医学生理、天文、物理、外国史地等现代教育科目，1902年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西式教育的引进使中国人开始摆脱蒙昧状态，他们总算能够睁开眼睛窥望遥远而新奇的世界了。
遗憾的是，满清王朝这个皇家统治集团仍然是昏聩的，既没有看清世界，也不敢正视自己，权欲熏心，一心只想着关起门来继续骑在中国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结果甲午一战，立即被打回原形，把大臣们“办洋务”三十多年来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家底赔了个精光。不到五年之后，又不顾国际行为准则，误判形势，横生事端，引得八国联军开进了北京城。在被迫支付巨额赔款之后，竟然靠四处举债度日了。
在国民经济已经濒临崩溃边缘的时候，压倒满清这个病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也是经济因素：由于朝廷出尔反尔，突然要从地方收回铁路经营权而引发的“保路运动”，成了点燃辛亥革命的导火索。
中国第一代企业家张謇：
中国须兴实业，其责任须士大夫先之
经过晚清的变局，开启民智，富国强民成为这个民族重新奋起的必然选择。中国最优秀的一批知识精英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纷纷主动投身到政治、经济，以及思想观念的全面维新当中。中国的新型商人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了。大约五十年后，毛泽东在回顾我国民族工业发展时曾说，我国实业界有四个人是不能忘记的，他们是“搞重工业的张之洞，搞化学工业的范旭东，搞交通运输的卢作孚和搞纺织工业的张謇”。
张謇和卢作孚，一个曾是前清状元，一个曾是投身国民革命的热血青年，他们从不同的方向走上了实业救国的道路，也都有过骄人的业绩。结果张謇在七十三岁那年(1926)忧病而终，卢作孚在五十九岁那年(1952)自杀身亡。张謇的命运揭示了实业救国的艰苦卓绝，卢作孚之死则宣告了那个黄金时代的结束。
张謇字季直，号啬庵，是中国文人士大夫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型的标志性人物之一。1853年(清咸丰十三年)，他出生在江苏南通一个富裕的农民家庭，五岁入私塾，十六岁中秀才。1874年开始外出谋生，最初在江宁发审局，后来到浦口成了清军庆字营统领吴长庆的幕僚，那时他就已经是誉满江南的才子了。1881年，在家里无所事事的袁世凯率领一伙小兄弟投奔吴长庆，张謇曾经作为老师教他习文，发现此子胸怀大志，终非辕下之驹，便帮他在庆字营营务处谋了帮办的职务。
1885年张謇参加顺天府乡试，中举人。在此后的十年里，他主要掌教于各地书院。中法战争后，鉴于“国势日蹙”，在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影响下，张謇有了“中国须兴实业，其责任须士大夫先之”的思想。1894年4月，张謇再次赴京参加会试，考取一甲一名进士(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同年7月，甲午战争爆发，清军惨败。张謇目睹国事日非，满朝官僚不足为谋。于是，这个新科状元毅然决定放弃仕进，另走兴办教育和实业的新路，“以为士在今日是，固宜如此。”
1895年初，张謇受两江总督张之洞委派，在通州海门地区主办团练。同年4月中日签订《马关条约》，除割让台湾、辽东外还有允许日本人在内地设厂的条文。为在外资输入前抢占先机，在张之洞的支持下，张謇招商集股在通州创办纱厂。他把筹建中的纱厂取名“大生”，隐含了有救亡图存的寓意。
从1896年9月开始规划厂基，到1899年5月纱厂建成，张謇在这近三年的时间里备尝艰辛。大生纱厂投产后，很快站稳了脚跟，经受住了洋货洋商的竞争，年年盈余。从1899年到1913年，大生纱厂净获利五百四十万两，发展成为拥有资本两百万两和纱锭六万七千枚的大厂，是“欧战以前华资纱厂中惟一成功的厂”。
在大生纱厂取得成功之初，张謇就开始陆续兴办了一系列相关企业：为增加棉花来源，办通海垦牧公司；为解决棉籽出路，办广生油厂；为保证原料和产品运输，办上海大达外江轮步公司、天生港轮步公司；为维修和制造机械设备，办资生铁冶厂……他以纱厂为龙头发展多种产业，走上了集团化、规模化的现代企业经营之路。
作为一个具有社会责任感的现代知识分子，张謇兴办实业的理想是以实业兴教育，再以教育改进实业，从而实现全民族的振兴。他利用大生纱厂的部分盈余以及劝募所得，1902年创办了国内第一所师范学校——通州师范，随后又办了女师、幼稚园、小学和中学。他还开办了十所职业学校，其中以纺织、农业和医校较为有名，后来将三校扩充为专科，1920年合并为南通大学。此外，由他倡议或资助的学校还有：复旦学院，吴淞商船学校，吴淞中国公学，龙门师范，扬州两淮小学、中学及师范，南京高等师范和南京河海工程学校等。
张謇是一个对当时中国的现状及文化传统有着深刻了解的思想者和改革者，他知道，仅仅依靠兴办实业和教育还不足以建立一个现代、文明的社会，毕竟学校对人的教育是有限的。所以，他又在通州创办了图书馆、博物苑、气象台、盲哑学校、伶工剧社、剧场、公园和医院等等。
状元张謇、实业家张謇、现代知识分子张謇，在中华民族的生死关头向我们展现了一个民族“资本家”的别样风采。从士大夫到民族资本家，张謇对世界发展潮流，对国情、民情肯定又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因此，他成了立宪运动的积极推动者。但是，1911年5月清政府成立的责任内阁，竟然还以满清皇族为主体，企图借立宪之名加强皇族专制的真实面目暴露无遗。他在失望之下愤而指责清政府“举措乖张”，使“全国为之解体”。
辛亥革命后，张謇重新看到了实现民主政治的希望，转而拥护共和，并被推选为江苏省临时议会议长。到1915年8月，袁世凯要恢复帝制，张謇辞职南归，悻悻而去。他又一次对政治失望了。
张謇回到南通后继续办他的实业、教育和地方自治。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列强无暇东顾，张謇经营的那些企业因此获得了短暂的发展机会。可惜好景不长。自1920年开始各盐垦公司连续三年遭灾，加之军阀连年混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列强对华经济压迫，导致民生凋敝，百业衰退，到1923年，就连一向盈利的大生纱厂也转为亏损。为挽救民族工业，张謇多次呼吁取消不平等条约，要求国际税法平等，停止内战，实现国内和平。这呼吁表达了全体人民的心声，但是，在我们这个国家，任何事情都不是以人民的意愿为转移的。到1925年7月，大生一、二两厂已经负债一千余万元。过了不久，上海、金城等四家银行联合到南通清查账目，正式接管大生旗下各厂。大约一年后，1926年8月24日，张謇被病魔缠身，抑郁而终。
从标准的文人士大夫，到振兴民族经济的实业巨子；从专制政权的策士谋臣，到追求宪政民主的改革先驱；从坐而论道的思想者，到现代社会文明的实践者、开拓者；从传统书院的掌教，到西式学校的创办人……张謇用自己的一生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在日常生活中，他当然经历过迷茫、体验过痛苦、感到过失望、产生过悲愤……同时，他也肯定享受过快乐！然而，对于这样一个以民族兴亡为己任，以改造社会为人生目标的理想主义者来说，大概已经把个人的快乐与否置之度外了。
中国第二代企业家翘楚卢作孚：
推广教育以开民智，振兴实业以苏民困
实业家张謇的时代过去了，实业家卢作孚的时代来临了。在中华民国成立前后的那数十年间，中国的读书人前仆后继，自觉地走上了向现代知识分子过渡的艰难里程。关于卢作孚，著名学者张鸣曾经作过这样的介绍：
跟张謇相比，卢作孚只能算是中国企业家的第二代，不过，他却是第二代中的翘楚。
卢作孚是重庆合川人，青年时代投身国民革命。1910年，他刚刚17岁便参加同盟会，参加四川保路运动。1913年第二次革命失败后，离开成都去上海。翌年，结识著名教育家黄炎培，黄赞赏其学识和抱负，称他为“一个自学成功的人”，主动出面介绍他去商务印书馆当编辑。但他执意要回成都，决心做一个改造中国的鼓动者、实践者。
1915年起，他相继担任成都《群报》、《川报》记者、编辑和主笔，1919年接任《川报》社长兼总编辑。积极讴歌“五四”运动，参加少年中国学会，主张“教育救国”。1921年任泸州永宁公署教育科长，积极开展通俗教育活动，聘请中国少年学会成员王德熙、恽代英、肖楚女等出任教职，开展以民众为中心的通俗教育与新教育试验，影响全川。因军阀混战，中途夭折。1924年，到成都创办通俗教育馆，建起了各种陈列馆、博物馆、图书馆、运动场、音乐演奏室等文化场所。然而红火一时，又蹈教育实验的覆辙。由此，他转而产生了“实业救国”的念头。
从此，“推广教育以开民智，振兴实业以苏民困”成为卢作孚身体力行的社会改革之道。1925年秋，他回合川创办了民生实业公司，设想以轮船航运业为基础，兼办其他实业。和张謇的“大生”纱厂一样，“民生”实业这个公司的名字，就包含了振兴民族经济的理想。
卢作孚以8000元资本、一艘浅水铁壳小船(民生轮)起家，于1926年开辟嘉陵江渝合航线。他们除了总揽岸上事务外，竭尽全力改善经营管理，卢作孚本人亲自上船接待旅客，并提出“一切为了顾客”的口号，很快就得到了社会好评，班班客满，第一年就获利20000余元。到1929年，民生公司又新增了“民用”、“民望”两艘轮船，航线从嘉陵江渝合线扩大到长江渝涪、渝沪线。当年，卢被刘湘任命为川江航务管理处处长。
1930年起，在川江航线上以民生公司为中心，开展了“化零为整”统一川江航运的活动。不到一年，民生公司合并和收买华商轮船28只，积聚了与外资轮船公司展开竞争的实力。 1935年，美国捷江公司在竞争中垮台，11只大轮船为民生公司收购。日资公司由盈转亏，太古、怡和见事不妙，亦悄悄退出川江航运。这时，民生公司已经拥有轮船42艘、吨位16884吨、职工增到2836人、股本120万元、资产730万元，经营了川江航运业务的61%。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1938年，上海、南京相继沦陷，武汉危在旦夕，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刚刚发展壮大起来的民生公司，面临着有史以来最艰巨的考验。一向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的卢作孚说：“国家对外战争开始了，民生公司的任务也就开始了。”他临危受命，担任民国政府交通部常务次长，负责指挥、调度长江上的全部民用船只抗战。我国抗战史上著名的宜昌大撤退，从此开始了。当时的宜昌如同一个大仓库：三万以上待运人员、九万吨以上待运物资拥塞于此。学者徐友渔在他的《卢作孚与宜昌大撤退》中这样写道：
……1938年10月25日，武汉失陷，为了坚持长期抗战，大量的军队、人员、武器、设备、物资以及工厂机关必须撤退转移到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问题在于，以民生公司的运力，搬运这些人员和物资需要一年的时间，但枯水断航期40天之后就要来临，更何况，凶残的日军正挥师西进，而他们的轰炸机已经在长江航线上实施轰炸。
卢作孚和民生公司的船长们、水手们是在频繁响起的、刺耳的防空警报声中，在敌机的狂轰滥炸和疯狂扫射中，像蚂蚁搬骨头一样，把堆积如山的物资和成千上万的人员从长江中下游搬运到上游地区的。在这场艰苦卓绝的战斗中，他们付出了极大的牺牲和代价：轮船被炸沉，人员伤亡惨重，但他们以自己的血肉之躯构建了一条挽救民族危亡的钢铁航线。
民生公司以鲜血和生命的代价为国出力，他们收取的运费只是正常价格的十分之一，问题在于，这不是政府军政部的船队，而是一家民营企业，一切燃料、维修费用和工资都得自己筹措。所以，在任务结束之时，民生公司几近破产，其船队已经千疮百孔。
从张謇到卢作孚，民国时代的新型“商人”们以思想与行动改写了中国商人的历史，开创性地树立了救国济民、勇于担当的崇高形象！
令人无限惋惜的是，由传统读书人觉醒为现代知识分子而引发的这个中国商人的黄金时代，因为外敌入侵、政权更迭过早地结束了。中国又一次失去了向现代文明国家转型的机会，中华民族又一次陷入集权专制的周期性轮回。
先秦之后，中国消灭了贵族；民国之后，中国消灭了以民族资本家为代表的现代绅士。此后，从政者遗失了高贵，经商者错失了品格。借用龚自珍的话说，就是“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有的只是政治和经济暴发户。暴发户或许能暂时得到他们所追求的浅薄的快乐，却始终无法建立起让人尊敬的人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