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保密工作轶事(图)
不管是在政府机关，还是在生意场上，甚或是个人的工作生活，人一辈子总有些秘密要保留。为此，保密与窃密的斗争，总是无处不在。一段时间来，荧屏上关于谍战、潜伏一类的电视剧此起彼落、接连不断，足见这类题材，是如何勾起人们观瞻的兴趣。清朝的保密工作，也有许多有趣的地方。
清朝从关外入主中原，要确保政权的稳固，自然要想出种种控制手段。这些手段，有些是不能让外人知道的，保密工作就要做得严实。刚开始，由于一切处于草创阶段，这方面做得并不好。连军机处这样的核心机密生成地，也经常有泄密的事件发生。“时有部院官以启事画稿为名，侦探消息传播街市，目为新闻”。这么容易就能获得秘密，实在是很好玩的事情。当然，这些刺探消息的官员并不是什么好鸟，他们把一些政府机密传播给大众，除了满足大众的猎奇心理外，根本没有其他好处。但，这对于清廷政局的危害是严重的。大概是意识到后果的可怕，军机处自嘉庆皇帝开始，保密规章变得严厉起来。比如，军机大臣只准在军机处处理当日所奉谕旨(皇上的指示)，其他部委机关的文件不准在军机处处理，一般的官员不准到军机处报告事情，甚至，军机处的章京(专职办事官员)办事处，一般官员都不得窥视。这是对保密场所的严格管理，对文件的办理也逐渐完善。当时每天的奏摺，是在寅卯二时(约现在通常的早上上班前)发下，由军机章京分送各军机大臣传阅。凡是在奏摺上批有“另有旨”、“即有旨”的奏摺，由军机处章京用专门的保密匣子装好，请军机大臣到皇帝处请示，军机大臣再根据皇帝的意思，指导章京们起草圣旨，再报经皇帝亲笔改定后，交各机关办理。至于文件的传输，大多交由兵部承担，要层层签字画押，责任到人，确保万无一失。(《养吉斋丛录》)保密工作的细致，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清廷的稳固和中央集权。
可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尤其是随着信息新技术的采用，保密工作不断遇到新的挑战。特别是到了晚清时期，电报开始广泛运用，但这项传自外国人的技术，我们并没有熟练掌握，导致失泄密的事情常有发生。1894年6月22日，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给清朝驻日公使汪风藻发了一封函件，商量有关事情。第二天，汪风藻就给国内的总理衙门拍了一封长长的口令电报，其中就包括陆奥宗光函件的内容。日本人是具有强烈的“密战”意识的。当时负责监听的日本电信课长佐藤爱磨截获了这份电报，因为加了密，一时还破译不出来。但这位佐藤通过分析清政府平日发给汪风藻的电文，很快发现了清廷密电码的编排规律，掌握了破译方法。自此后，日方通过监听，完全掌握了清廷的政治、军事等重要情况。甲午战争期间，日方把清国陆军、海军的一举一动，都收入眼底、了如指掌。在这种情报不对称的情况下，这场著名的海战成为中国的耻辱之战，就不足为怪了。
保密工作要做得好，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根子上，还是保密工作意识要强。据载，晚清时有一朝廷重臣手中掌握着一个重要文件，这位老兄把文件藏在靴子中，以为这样就万事大吉了。哪知，他家里有位家庭教师刚好是个“秘密”贩子，用钱买通了大臣的孙子，让其在爷爷睡觉的时候，把文件偷了出来，抄了个复本，卖了一大笔钱。还有一位大臣更是可笑，他是张之洞的接任者，张之洞在任时，选派了两个“情报员”出国留学，结果，这两人，一个侦探得法国海军秘密，一个探听到了日本的秘密。这两个人探得秘密后，马上向当局作了报告，可那接任张之洞的大臣却十分愤慨：“我们每年费这么钱，没想到培养了两个‘贼’出来！”(《汪穰卿笔记》)这些，大概是保密工作的大笑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