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海权意识觉醒漫长 不思进取食恶果[图]
北洋水师铁甲舰“定远”号
海军衙门制定的《北洋海军章程》
第一次鸦片战争海域图
鸦片战争后期，林则徐、魏源相继提出了较为长远的海防大计。
同治七年，江苏巡抚丁日昌草拟了一份《海洋水师章程》，首次规划了建立中国近代海军海防的方案。
同治十三年，清廷进行了中国近代第一次海防大讨论，左宗棠的“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的观点为清政府所采纳，此后由李鸿章、沈葆桢分别主持北洋与南洋防务，开始成规模地筹建近代海军。
光绪十一年，清廷进行了第二次海防大讨论，得出了“目前自以精炼海军为第一要务”的结论，决定成立“总理海军事务衙门”。
光绪十五年，美国的一份报告中称中国的海军实力列世界第9位，这也成了清政府不思进取的借口。
光绪二十年，在李鸿章“保船制敌”“避战保船”的战略思想下，甲午海战以北洋舰队的惨败而告终。
面向海洋，是近代世界强国发展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而近代中国海洋意识的觉醒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中国是世界海岸线最长的国家之一，海洋也是中华文明赖以成长、发展的一个要素。中华民族在造船航海方面曾取得伟大成就，明代郑和七下“西洋”，堪称世界航海史上的空前壮举。但由于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历朝历代基本上采取“重农抑商”政策，商品经济受到人为的阻碍；加上明、清两代推行“海禁”，使闭关自守、重陆轻海倾向占据主导地位，因此迟迟未能形成海权意识。直至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爆发，面对西方列强用武力叩关破门，才开始萌发了近代海防观念。
海防意识的萌发
鸦片战争(1840-1842)后期，林则徐、魏源相继提出了较为长远的海防大计。林则徐强调“船炮水军断非可已之事”，“有船有炮，水军主之，往来海中，追奔逐北，彼能往者，我亦能往”；魏源则明确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要学习西方先进的船炮，建立一支新式海军，“集于天津，以创中国千年水师未有之盛”。
“自强新政”兴起后，刚刚萌发的近代海防意识得到进一步发展。李鸿章呼吁：“外国猖獗至此，不亟亟焉求富强，中国将何以自立？”同治五年(1866)，左宗棠更上疏清廷，阐明加强海防的重要性。他说：“自海上用兵以来，泰西各国火轮、兵船直达天津，藩篱竟成虚设，星驰飙举，无足当之，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左宗棠认为当西方列强争雄海上、争夺海权之际，中国不能自甘落后、无动于衷，他形象地比喻说：“彼此同以大海为利，彼有所挟，我独无之。譬犹渡河，人操舟而我结筏；譬犹使马，人跨骏而我骑驴，可乎？”他已经认识到建设一支近代海军不仅是加强海防、抵御外侮的需要，也是“防海之害而收其利”的需要，这无疑是近代中国人逐步树立海洋意识的一个新突破。虽然左宗棠当时对“海洋之利”的内涵认识还比较肤浅，但应该说已经有了初步的海权意识。
同治七年(1868)，江苏巡抚丁日昌草拟了一份《海洋水师章程》(直到6年后才经代奏转达朝廷)，提出要建立北洋、东洋、南洋三支新式海军，“每洋各设大兵轮船六号，根钵轮船(炮艇)十号”，并各设提督统辖，彼此呼应，联成一气。三洋各设三座制造厂，“水师与制造相互表里”。丁日昌的条陈，首次规划了建立中国近代海军海防的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