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第九兵团驰骋川滇黔边：长征的“战略骑兵”(2)
红九军团顺利完成掩护中央红军主力南渡乌江的任务后，即按照中革军委的指示，随红五军团南进，准备抢渡乌江，与主力红军会合。不料国民党军已经封锁了渡口，浮桥亦被敌人破坏，红九军团孤军遂被阻于乌江以北地区，处境十分危险。红九军团为了摆脱被动的局面，军团首长罗炳辉和何长工立即召开师团以上干部会议，讨论了敌情和军团的处境，决定部队立即转移。黔军尤国才部一直紧紧尾追在后，红九军团几次阻击都未能甩掉敌军。为了摆脱敌人的追击，军团长罗炳辉决定在老木孔附近以有利地形伏击敌人，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歼敌有生力量，鼓舞战士们的士气。红九军团经过一天一夜的隐蔽急行军，提前在鼓新场的老木孔以南20里处设伏，以逸待劳，准备痛击黔军尤国才部。黔军尤国才部一路追击，未曾遇到红九军团大的抵抗，误以为红九军团不堪一击，压根没想到红军会设下埋伏。待黔军大摇大摆地走进红军的伏击圈，军团长罗炳辉一声令下，埋伏在周围的红军枪炮齐发，子弹和手榴弹成片地飞向黔军，黔军尤国才部猝不及防，在红九军团的突袭下，乱作一团，死伤惨重。罗炳辉乘势率部队猛冲猛打，此役共击溃黔军尤国才部5个团，俘其副团长以下官兵1800余人，缴获步枪1000余支。这一仗打出了红军的威风，极大地威慑了黔军，打击了国民党军的嚣张气焰，是红九军团单独行动中转危为安的关键一次战役。
1935年4月下旬，红九军团离开黔北，向川滇边境进发。4月29日不费一枪一弹，顺利地进占宣威城，红九军团把缴获的大量驰名中外的宣威火腿和粮食分发给广大的贫苦百姓。接着，红九军团又攻占东川县城，召开全县万人群众公审大会，处死了百姓深为痛恨的东川县长杨茂章，并把没收来的积谷、盐巴和布匹等分给贫苦群众。共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迅速在川滇边界扩大，广大贫苦百姓也十分欢迎与支持红九军团，为红军筹办了大批粮食、猪肉和蔬菜，妇女帮助红军战士缝洗衣服，做布草鞋。在短短的一星期内，红九军团筹款达十几万余元，有1500多人加入红九军团。5月6日，红九军团由东川西北、蒙姑以南的因民和落雪坝等地顺利渡过金沙江。按照中革军委的指示，红九军团纠集在会东县城东北一带，构筑工事。并派出一个团在江岸机动，随时摆出渡江的架势，牵制九军团经披沙（今称宁南）北上，1935年5月21日于中央红军在礼州会合，结束了历时近两个月的单独行军和作战，胜利地完成中革军委赋予的任务，牵制和消灭大量的敌军，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主力行动，周恩来曾亲切称誉红九军团是长征中的“战略骑兵”。
编入右路军，被张国焘裹胁南下
红九军团掩护主力北渡金沙江后，继续跟随红军大部队北上。红军顺利通过彝区，跨过大渡河，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向懋功前进。1935年6月中旬，在四川理县、懋功一带，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毛儿盖会议后，中央决定红一、红四方面军分左、右两路北上。右路由红一方面军的第1、第3军(由原红一、红三军团改编)和红四方面军的第4、第30军组成，在毛泽东、周恩来等率领下，从毛儿盖出发，经班佑、包座，出腊子口到甘南。左路由红四方面军的第9、第31、第33军和红一方面军的第5、第32军(分别由原红五、红九军团改编)组成，在朱德、刘伯承和时任红军总政委的张国焘率领下，从卓克基出发，准备经查理寺、阿坝，到班佑、包座，与右路军会合后一同北上，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
8月底，毛泽东和周恩来率领的右路军已经走出草地，占领包座。但是左路军一到阿坝，张国焘就出尔反尔，百般刁难中央。他先是按兵不动，继而借口嘎曲河涨水，草地环境恶劣，不易通过，公然抗拒中央要他北上向右路军靠拢的命令，反而提出南下的错误主张。他又命令徐向前和陈昌浩率领右路军南下，并且妄图以武力危害中央，迫使党中央率领红1、3军脱离右路军先行北上。编在左路军的红32军(原红九军团)，在得悉党中央率领中央红军主力北上后，也强烈要求北进。张国焘为了稳定和控制这支部队，亲自出面与罗炳辉将军谈心，企图拉拢他，并派红四方面军参谋长李特到红32军进行煽动性的诬蔑宣传，攻击中央红军北上抗日是无止境的逃跑，不冻死也会饿死。但罗炳辉将军不为所动，义正辞严地拒绝了张国焘的拉拢，明确表示反对南下，要求北上抗日，并收回在张国焘在32军中散发的诬蔑中央的材料，全部销毁。张国焘见拉拢不成，便恼羞成怒，公然说红32军的干部中有机会主义分子，下令没收了红32军与中央联系的电台和密码，使红32军从此失去与中央的联系，并精心策划了对红32军指战员的所谓“改造”。先后以种种借口从红32军调走一些干部，再把其他部队的干部调入，设立自己的“耳目”，并把坚决反对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反对南下逃跑路线的红32军参谋长郭天民和政治部主任黄火青分别撤职和调出原部。不久，红32军重新进行整编，罗炳辉仍任军长，李干辉任政委，辖第94、96两师。罗炳辉将军此时实际上已被架空，失去了对红32军的指挥权。红32军被张国焘裹胁，被迫南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