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川谅解：张学良秘密地与中共和红军达成了妥协(3)
据此，彭德怀电告王以哲称：
（一） 克农回，手书欣悉。我兄坚贞为国，情见手词。
（二） 据报载，日帝在天津举行武官会议，继续增兵华北，并拟推进华中。国民党要求中日在南京会议，日方以为时尚早公开拒绝，证明国事危机益深，将见黄河以北即非我有。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集合全国之力，统一抗日战线，为目前救亡图存唯一策略，务请我兄从各方面鼎力斡旋，以期迅速实现。
（三） 全国红军在共产党领导及中央革命委员会统一指挥下，诚意推张副司令出任抗日联军总司令。抗日者需之枪械弹饷，共产党中央和苏维埃可设法接济。此意请转达汉卿先生。
（四） 为求得各种问题更进一步了解，深望与兄在延安一晤。如何请复。
毛泽东这时在中国共产党里大概是最重视枪杆子的，其成功的经历中，很大部分也突出地表现在军事方面。因此，毛泽东多半也是最了解所谓“实力原则”的中共领导人之一。很显然，谈判不过刚刚进行，毛泽东就主动推举张学良出任未来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首脑，他所根据的正是所谓“实力原则”。既然红军数量少、装备差，而东北军十倍于红军，又有较好的装备，占有重要的地区，一旦两军共同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作为实力最强一方的张学良，自然没有屈居人下的道理。因此，与其到时候再来谈这种问题，不如预先向张学良交个底，这也可以清楚地表明*和红军的诚意。同样，关于帮助东北军解决“军饷、械弹”之类的说法，其意虽仅在使张学良放心离蒋，但内中也明白地暗示中共日后定有办法从苏联那里解决经费及装备问题。此言外之意，张学良自然可以清楚了解。事实上，在与李克农谈话中，张学良已经谈到红军最有利的发展条件，就是夺取宁夏、绥远，背靠外蒙、苏联。
无须说，李克农谈判所得与毛泽东的期望有相当大的距离。但不管张学良、王以哲的主观动机如何，也不管中共领导人对他们的行动怎样去理解，一个不容争辩的事实是，正是从这时开始，越来越多的国民党人开始来找共产党和红军寻求妥协甚至合作了。就连阎锡山也四处“找国际及（中共）党的关系”，并三次与中共北方局代表秘密交换看法。而驻守太白镇的东北军106师师长沈克，这时也背着张学良秘密地与中共和红军达成了妥协，允许中共中央利用106师防地作为与西安及华北地下党联系的交通线，甚至主动借给处于经费困难中的中共北方局一千元。而杨虎城这时也在积极寻找中共关系。只不过杨虎城过去长期与中共北方局特科系统有联系，因此虽见到汪锋和汪带去的毛泽东的信件，也见到中共西安党组织提出的谈判条件，却都不信任，而是再度派人去把北方局特科系统负责人王世英找来，要求王世英向中共中央说明，他一贯都是革命的，也赞同中共的抗日救国主张，但目前他只能做到：（一）联络东北军中上层将领，要求南京抗日，先由合法运动再变为不合法运动；（二）整顿内部；（三）与*的关系是：（1）维持原防，互不侵犯；（2）交通运输上在可能范围内可以帮助；（3）不哗变他的军队；（4）绝对保守秘密，包括不给他写信或派人，但可以建立电台联系。
杨虎城的态度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这时乃至此后相当一批试图与共产党保持秘密联系的国民党人的特点。他们大多不是蒋介石的嫡系，处处受蒋系排挤，与蒋系有明显的矛盾；但他们为了各自的利益，相互之间又很难联合起来，因而根本不是蒋介石的对手，只能臣服于蒋介石南京政府之下并受其宰制。正是这种矛盾和屈辱的地位，使得他们往往或多或少地感觉到自己与敢于公开反抗蒋介石而且生命力极强的中共红军有着某些共同点。为了生存和地位，他们不得不到处给自己留下后路。因此，王世英评价说：这种人“凡事谨慎机警，鬼心眼儿特别多，深恐上当，于己不利或削弱他的力量，把他的摊子搞光，地位弄丢”。杨虎城以及沈克等之所以一方面愿意在某种程度上与*和红军保持关系，一方面又不愿同*和红军订立正式协定，明确合作关系，其原因多半为此。相比较而言，开始时真正能够与中共和红军实现合作关系的，也就只有张学良和王以哲了。
自李克农前往洛川与张学良、王以哲会谈之后，双方之间的电台联系就正式建立起来了。尽管彭德怀根据李克农的报告，对张学良不够信任，但*工作毕竟仍在继续，加上彭对王以哲的印象较好，相信“王对抗日态度诚恳”，只是较“软弱”，因此频频去电加以影响，双方的联系可以说还相当密切。特别是因为彭德怀对前定军事计划要东渡黄河、进攻山西，并转进绥远，颇有异议，因此，彭德怀这时极力想要促成与张学良和王以哲的见面事宜。1月26日，彭德怀再电王以哲：
为秘密迅速完成抗日准备，对于抗日军饷弹药及技术兵种的筹备，抗日兵力在西北的集中，抗日根据地的确立，国防政府的成立，抗日联军总司令部的组织等大计，均须与张总司令及兄等早日见面，否则恐日本帝国主义将阻碍或破坏吾人抗日之实施。请详细考虑及转呈张总司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