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鼓文的年代
唐代在天兴县(今陕西风翔)出土十块鼓形石，每块石上均刻有四言诗一首，由于诗歌内容多记录和歌颂渔猎之事，又由于石形如柱础，故又称“猎碣”。石鼓文在文学、历史学、书法诸方面，均有很高的价值，唐代诗人韩愈、韦应物等，曾先后作《石鼓歌》称颂。宋人为使石鼓文字免受损害，曾填嵌金泥加以保护。金人获得后剔去金泥进行拓印，辗转流传至今，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然而，石鼓文系何国文字?作于什么时代?长期以来成了难以解答之谜。
唐代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和张怀瑾《书断》等，都认为石鼓文系周宣王时史籀所作。可是，遍考史书，未见有周宣王在岐阳田猎之事，似与刻诗内容不符。
武亿《金石跋》认为，石鼓文作于汉代，唯—的理由是石鼓文提到天子驾六马，而汉代天子有驾六马之制。可是，他忘记了秦代亦数尚六，亦有皇帝驾六马之制。
清人俞正燮《答成君罐书》指出，石鼓文作于北魏，其理由为:“太平真君六年九月，杏城胡盖吴反。十一月诏扶风公元处真，平阳公慕容嵩、西平公寇提及尚书乙拔讨之，车驾西征。七年二月丙申，幸盏厘(今陕西周至县)，诛叛民；军次陈仓，诛散关氐。还幸雍城，田于岐山之阳。乙拔等破吴，吴遁走。三月，车驾旋轸。八月，吴死，传首京师。则鼓曰丙申，溯盖屋之事也；云‘天子来’，世祖也；云‘嗣王’，谓五年太子晃副理万机、总统百揆也；云‘公谓天子’，扶风四公也；云‘吴人 ’，宋人雍、梁二州兵屯境上，助盖吴者遁也。《世祖纪》云‘始光二年初造新字千余’，《周书·黎景熙传》亦言魏太武字义颇与许氏有异。·今检石鼓文非籀文，又与《说文》异。自始光二年年至太平真君七年，新字行已二十年。推石鼓为大武时物，其地合，其人合，其事合，其日合，其字划合。”俞氏提出的这些理由，似乎也是卓然有据的。
金人马定国主北周说。《金史·马定国传》云：“石鼓自唐以来无定论，定国以字画考之，云是宇文周时所造。辩说万余言，出入传记，引据甚明。”明代顾炎武《金石文字记》也主是说：“石鼓凡十，相传为周宣王猎碣。今读其文，皆浅近之辞，殊不及《车攻》、《吉日》之宏深也。”并肯定了马定国从字画上与蝌蚪文、籀文、小篆等笔法作比较的方法。
另有一种意见，认为石鼓文是秦国的器物。此说又有秦襄公、文公、穆公、灵公、惠文王至秦始皇之间等数种主张。
南宋郑樵作《石鼓文释音》，基本解决了石鼓文作于何时的问题。他比较了秦斤、秦权文字后指出，石鼓文当作于秦惠文王后、秦始皇前(前310一前247)。今人罗君 《秦刻十碣考释》有力地支持郑樵的观点：“碣文与金文同者八十三，与秦文同者六十一，与《许书》同者一百一。……碣文与金文、《许书》有同有不同：然与秦刻之权、量、诏书、碑碣，几尽相同；其不同者，唯一道字而已。”又云：“秦未同文之先，其篆正方，多用古籀；同文之后则作长方，颇有省改。今案碣文正方，多用古籀。然与《诅楚文》互见者凡三十七字，其不同者有宣、一、道、中、梧、受六字；与始垦，二世之权、量、诏书、虎符、碑碣互见者凡六十二字，其不同者仅一道字而已。盖时代愈近则相同愈多也。故断十碣必在惠文与始皇未伺文之时，复何疑乎?”罗氏举出七条理由论定石鼓文在襄惠文王至始皇帝之间制作。
清末震钧《石鼓文集注》和《天咫偶闻》指出，石鼓文作于秦文公时代(前765——前716)，理由是石鼓文中有“淠殴沔沔”之旬，正与《史记·秦·本纪，》所记秦文公率兵七百人东猎至于淠、渭之会的事件相合。这条证据正是上述罗氏七条理由以外的证据，并非毫无道理。
马衡《石鼓为秦刻石考》主张它们作于秦穆，公时代(前 659一前621)，马氏的结论是在比较了石鼓文字与《秦公簋》文字后得出的。
郭沫若作《石鼓文研究》，批评了前人仅从字形的比较上着手研究的方法，考证了石鼓文中“ ”字的地理位置。他认为，这是沂水发源地蒲谷乡，也即秦寒公作西峙的所在地，就是石鼓的出土地，因而得出石鼓文作于秦襄公时代(前777一前766)的结论。
唐兰《中国文字学》则主张石鼓文作于秦灵公时代(前 424一前415)。根据《史记·秦本纪》记载，秦文公十三年(前 753)“初有史以纪事”；再按《吕氏春秋·音初》记载，秦穆公时始有诗歌，因此石鼓文之作不可能早于秦穆公时代。同时，他找出一个新的确定石鼓文制作时代的原则，即铜器中用“朕”而不用“吾”作人称代词，用“吾”时又不用“朕”，用“朕”在前，用“吾”在后。秦景公时的铜器还都用“朕”，而秦惠文王时的《诅楚文》都用“梧”(即吾)字，故推断出石鼓文作于秦灵公时代。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赞同唐兰提出’的原则，同时指出石鼓文诗歌类似《诗经》风格，大约为春秋中晚期物。
探索石鼓文制作年代的问题，看来还有研究发展的余地，关心者当会不断看到还有种种“新说”问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