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晓璐从张艺谋的《英雄》谈中西方剧本的差异化
导演兼编剧薛晓璐多年前在参加MPA(美国电影协会)在国内的一个研讨会上，中国编剧和好莱坞编剧共同交流了一些话题。在研讨会进行的过程中，中国编剧和好莱坞编剧分别列举出自己感兴趣的电影，结果双方都提到了一部当时张艺谋的力作——《英雄》。
好莱坞编剧们说，《英雄》是一部伟大的、极具创新性的电影，但是大部分中国编剧却并不认为这是一部很好的电影。这让我开始思索，一部电影为什么会得到两种完全迥异的评价？我想原因可能在于中国观众与西方观众所习惯和喜欢的讲故事的形态大相径庭。
我不能说自己很了解西方的观众和他们的编剧，但是我写了十多年剧本，大致还是了解一些中国编剧的创作习惯和喜好的。《英雄》在结构上采用了与众不同的形式，这种形式西方的观众是非常容易接受的：一个多时空的，不是从头到尾、顺水推舟的结构状态——而这样的结构形式恰恰不是中国观众最喜欢和习惯接受的。因为中国的每个观众在小时候都会阅读四大名著这样的经典小说，那些故事都有一个从头到尾、章回体的结构形式。章回小说那样清清楚楚的讲述方式是大部分中国观众下意识能够很快接受的，当一种全新的结构形式对观众的观赏习惯进行挑战的时候，他们往往会觉得不适应。
另外，中国观众喜欢什么样的终极讲述？比如说《英雄》，讲的是中国第一个皇帝秦始皇的故事，这个皇帝我相信只要上过小学的中国人都了解，那么公众对这个皇帝的基本定位是什么呢？他是一个恶劣的、残酷的暴君。《英雄》恰恰在这点上颠覆了对秦始皇的塑造和解读。这样一种全新的解读，往往也会使中国观众产生一种动摇和疑惑。
中国观众有自己喜欢和习惯的接受方式，习惯于影片对于人物的定位符合或者在一定程度上符合自己的原始判断和基本定位。因此我觉得《英雄》这样的电影在中国是很难被大多数人接受的。像是陆川的《鸿门宴》也是同样的道理，这部电影也颠覆了故事的流程和主人公最后命运的选择，我相信也会引发很大的争议。
但这其实很好，我觉得这恰恰给了中国电影一个更大的创作空间。中国编剧从不缺乏对社会问题的敏感捕捉以及对社会生活的思考。中国古典的文学思想就谈到“文以载道”，所以对社会、对人生的思考，从不是中国创作者所缺少的。但是中国创作者缺乏一种现代化的、同国际更接轨的、更为广泛开阔的创作思路，缺乏一种同世界观众对话的技术手段，我们的故事仍旧习惯于老老实实地从头讲到尾。其实故事讲来讲去就那么多，因此怎样去发现一个独特的角度去阐述老故事往往是更重要的。
比如说美国有部小说叫《可爱的骨头》，讲述一个小女孩被杀死后，她的灵魂发现了自己被杀的过程，角度非常新颖，这部小说后来被拍成了电影。还有一部叫《和莎莫的五百天》的影片，其实讲的是一个非常普通的爱情故事，但是影片打破了故事的结构方式，选择了一个全新的视点。这些在故事层面本身比较传统的故事，却因为选取了独特的角度而焕发出了一种独特的光芒。我相信这些影片都会为中国电影改变固有的创作方式提供巨大的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