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纪儒商的风格是？
最近我听到很多提倡儒学、国学言论，各种各样的观点都有。我想，假如不了解近代中国的历史，乃至四百年来中国历史的发展，很难对这些问题作出恰当的判断。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充分的历史知识，同时要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所了解。虽然自知所知无多，还是感到有责任说几句话。
我今天想说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什么是儒学？
儒商应该如何界定？为此首先要弄清什么是儒家或儒学。
古代的字典《说文》对儒的解释是：“儒，柔也，术士之称。”1934年胡适撰写的《说儒》提出好些值得我们重视的观点：具体说来，儒是殷民族的教士，殷商亡国后为周所用，提高了周民族的文化水平。而孔子本身就是古代中国有卓越贡献的大儒。他对儒学的内容则有两大贡献：“(1)把殷商民族部落性的儒扩大到‘仁以为己任’的儒；(2)把柔懦的儒改变到刚毅进取的儒。” 由此可见，儒家是不断变动的，孔子是“圣之时者也”。可是，并不是所有儒者，都能真正传承孔子思想的精华。孔子生前就有“女(汝)为君子儒，毋为小人儒”的告诫。孔子不幸言中，古往今来，固然不乏足为楷模的“君子儒”，而欺世盗名牟利、言行不一，乃至“满嘴仁义道德，满腹男盗女娼”的“小人儒”、假道学更是屡见不鲜。
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它在历史上的作用非常巨大，不但熔铸了世界上人数最多的汉民族，影响所及，还推动了东亚文明的发展。不过，它的内容非常庞杂，精华和糟粕并陈，而且从来没有统一的儒学。它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20世纪的好些著名的学者，往往把它同中国传统文化相提并论，并且作了许多引人注目的概括。
“天人合一”这是最为流行的定义。有人说它的内涵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因而把它说成是可以挽救西方文化阙失的灵丹妙药。可是，从古至今，中国并没有保住美好的环境。不但今日中国是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历史上对环境的破坏也是无法掩盖的事实。黄河流域原来森林茂密，现在举目皆是黄土，黄河流的是沙浆。西汉公羊学大儒董仲舒力倡“天人之际，合而为一”的思想，他的本意是天人感应。首先肯定尊卑贵贱皆由天定，要服服帖帖，不能违反。其次则说天灾或变异是天的谴责，要人主赶快回归儒家的仁义道德。其中并没有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意思。时贤看到西方流行环保了，牵强附会，把新的思想强加给他，这犯了研究古代文献的大忌：“添字解经”。
有些学者认为，中国文化的特征是“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些当然是中国古代思想的精华。但是，这些不是中国古代思想最本质的东西，也不是古代中国特有的东西。古希腊哲人就说过：“人的生活，无不需要和谐与节律”。 我国伦理学的元老，现年92岁的周辅成教授40多年前便撰文指出：经过梭伦改革后的雅典，社会生活就是力求以中庸与和谐为中心的。1996年在维也纳发表的《寻求全球伦理标准》的宣言也指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条规则是每一个伟大的宗教传统的组成部分。” 我们拒绝妄自菲薄，更不能盲目自大。
我比较赞赏的定义是陈寅恪先生提出的。他说：“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其所依托以表现者，实为有形之社会制度，而经济制度尤其最要者。” 三纲大家知道，六纪是什么呢？我们说“六亲不认”，即是跟你关系的亲疏不一样，有几个亲等。《白虎通》规定：“六纪者，谓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也。” 中国文化与众不同之处就是按照亲疏不同，决定是非乃至刑罚。这在中国传统的法典，从《唐律》到《大清律例》毫无例外。美国著名法学家罗纳德德沃金说过：“法律是最结构化的和最外显的社会制度。” 儒学已经具化在历代律例中，具化在民间的族规、乡约中。换句话说，它已转化为中国古代社会制度。
我们说儒学或者中国传统文化，我认为这是最经典的定义。陈寅恪先生说的是儒学或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当然不是全部。比如中国传统的文学艺术、医药、丰富的典籍和诸子百家的著作，古代的建筑，如此等等，都是宝贵的文化遗产。
第二个要回答的问题是：儒学或中国传统文化在近代中国是不是必然衰亡？
儒学是宗法式的自然经济时代的产物。它与自然经济交相为用，成为古代中国的意识形态和支配性的学术。但是列强入侵以后，逐步向市场经济转化，社会情况变化了，这样的地位就没有办法维持下去了。于是，我们要面对好些理论和实践问题。
首先是传统还要不要？在西方流行的理论叫做没有传统就没有现代化。这些论者认为，中国或者东方很多后发展国家为什么现代化过程那么坎坷，就是反对传统，否定传统，所以不能实现现代化。但是，回过头来，你看两百年的中国历史，中国近代的爱国志士，几乎无不认识到要救国就要学习西方，但知识阶层的多数却是拒绝学习西方的。是传统压倒了改革的呼声，才使中国沉沦。这不是矛盾吗？问题的困惑来自哪里？来自没有分清文化的具体层面。
文化应该分为制度文化和非制度文化。在制度文化层面，中国的传统文化已经成了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障碍。假如不彻底改造，中国社会转型是没有可能的。这个传统的衰亡是无法避免的。
社会文化的另一方面是非制度性的文化。在这个领域，各个国家、各个民族是完全不同的，或者有很大差别的。我们提倡多元文化，指的是非制度性的文化。文化传统有大传统、小传统，大传统就是精英文化、经典文化，小传统主要是那些民俗。在非制度领域，它的正常状态应该是自由发展、自然更新。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自由度扩大，各国的非制度文化必然争奇斗艳，高度繁荣。
总之，必须认清这个要点，讲文化，你是讲制度文化还是非制度文化？假如讲制度文化，就要跟中国传统告别。讲非制度文化，这属于私人选择的范围，他人和公权力是不应干预的。比如安身立命的理念，我喜欢道家，他信仰佛家，你喜欢儒家，有人则喜欢基督教文化，有人既过西方情人节，又过传统的元宵节，有何不可？
第三个问题是：时至21世纪，怎样才是真正的儒商？
弄清楚以上情况，才能对怎样才是21世纪的儒商有明确的界定。
不同时代的儒商应该有不同的风范。儒是儒雅，是有文化教养，不固陋、卑鄙。儒商，就是有文化教养，努力吸纳全世界优秀文化包括中国传统文化的商人。在前现代的中国，眼界狭窄，懂得以儒学为主干的传统文化就可以称为儒商。在现代中国，一头扎进自身的传统文化中，已经不可能成为合格的儒商。
要达到这个标准，看来简单，实际不容易。看看中国大陆提倡儒学的一些人的状况，你就知道了。大陆当前提倡儒学的人们，可说是良莠不齐。
21世纪的儒商要有自己的风格。我想有几点是不能遗忘的。
第一，以最宽广的胸怀，继承全人类的优秀文化。
今日中国正处在现代化的关键时刻。固守传统只能把中国推向歪路。应该有空前的大气魄，把古今中外全人类的优秀文化都吸收过来，为我所用。
以传统文化来说，我们不应比19世纪的儒生还不如，不能光知道孔孟，诸子百家都要有所涉猎，特别应该读读管仲、司马迁、王充。与此同时，从苏格拉底、洛克到20世纪的波普尔、罗尔斯等西方思想巨人我们也应有所了解。作为商人，更应该知道西方的经济学，学习他们的经营和管理之道，方能立于不败之地。
一个严酷的现实是：不但中国的大学教育严重落后于发达国家，中小学教育也远远落在他们后面。
中国的青少年应该继承全人类的优秀文化遗产，还要勇敢推进人类文化。他们中要产生一批又一批站在科学技术文化最高峰的爱因斯坦、杨振宁、李政道、比尔盖茨、罗尔斯、德里达、海耶克；这类推动世界学术文化的巨人就是当代的孔孟老庄。目前愈演愈烈的读经运动对不对，要在这个标竿下去衡量。在我看来，要中小学生读经是作茧自缚的逆流。死记硬背、培养“乖孩子”，扼杀少年儿童的创造精神是中国教育的痼疾。今日所谓读经运动在最好情况下，也许能培养一批循规蹈矩的小老头，这与他们肩负的现代化重任是很不相称的。
1988年诺贝尔奖得主、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利根川进(To Ne Gawa Susumu)获奖后在日本的谈话引人深思。当人们问他：为什么获得诺贝尔奖的日本人大都是在国外工作时取得的？他直言不讳地说：东方文化不适应科学发展。因为在科学研究中要取得出类拔萃的成果必须“天上地下，惟我独尊”，而这与讲究尊卑上下的东方文化是格格不入的。
《弟子规》、《三字经》这些前现代的蒙学教材，灌输的正是讲究尊卑上下的宗法秩序。
要是有人把民族虚无主义的帽子往我们头上扣，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对他们说：你们错了！我国现行的中小学教材，就包含了中国古代优秀的文化遗产。其中份量是多是少，经过慎重研究后适当调整就行了。事关数以亿计的中小学生的事，他们目前的负担已经够重了，任何莽撞和哗众取宠的举措都是错误的。
第二，要有深刻的反思精神，坚决反对狭隘民族主义。
中西文化论争已经进行了四百年。今天的中国人应该站在人类文明的制高点上，以最宽广的胸怀，进行文化清理。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历时之久，代价之巨，罕有其匹。这不是偶然的。要敢于从源头上清起，对中国人引以为傲的春秋战国时代的文化，汉唐时代的文化，我们都要以反思的精神冷静地分析。是则是，非则非，毫不宽假。这样做有利于彻底消解狭隘民族主义，有利于中国人重新走上世界文化的颠峰。
轴心时代几个伟大的文明，每个文明都有它的贡献，中华文明也不例外。但是，你把中国古代文化跟古希腊、古罗马比一比，有好多方面都落后于人家。古代中国缺什么？缺科学，缺政治学，缺逻辑学，缺法治。西欧成为现代化的原发地不是偶然的。法国史学巨擘布罗代尔说得好：“欧洲的命运在各个地方都由特别自由(libertes)的顽强的成长来决定。所谓特别自由是指局限于某些集团——这些集团有的大，有的小——的公民权(franchises)或特权。”“自由与稳定两者是密不可分的。” 他们率先完成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原来是少数人的公民权或自由，终于发展为全民的自由。而传统中国的宗法专制统治从中央到乡村一以贯之，秦汉以来的中央集权政府固然是专制，乡村的乡规、民约、族规也逃不脱宗法专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