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军机四章京合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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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 王夏刚
基本信息·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页码：354 页
·出版日期：2009年06月
·ISBN：7500480180/9787500480181
·条形码：9787500480181
·包装版本：第1版
·装帧：平装
·开本：16
·正文语种：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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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戊戌军机四章京合谱》内容简介：“戊戌六君子”中的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曾经被任为四品军机章京，在军机处“参预新政”。帝后间的矛盾，已裁及将裁衙门官员的担忧，政治谣言的风起云涌，满族官员对“保中国不保大清”的怨恨和惧怕，对罢黜老成和登用新进的腹诽，均交织在一起，使他们举步维艰。在他们内部，又存在着政见的歧异，而举动言语不慎，缺乏实际政治经验，则是他们的致命伤。密诏传出，各方政治力量纷纷活动，四章京接到密诏后的活动至今虽然依旧扑朔迷离，但帝后矛盾，新旧党争，满汉矛盾，外人的营救，袁世凯的告密，朝廷的权力与外人的干涉等等，纠葛在一起，将四章京推向了死路。《戊戌军机四章京合谱》通过考察这四个来自不同地域、性格各异、成长经历迥然不同的人，如何一步步地走进政治斗争旋涡的中心，来展现“自改革”思潮在甲午战争后的发展、影响的层面，以及如何走到了“维新旧梦已成烟”的历程。
作者简介王夏刚，男，山西芮城人，1969年7月生，1992年兰州大学历史系本科毕业，1995年于兰州大学获历史学硕士学位，2002年于复旦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大连大学副教授、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文化史、晚清思想史、历史文献学等方面的科研教学工作。在《史学月刊》、《兰州大学学报》等国内刊物上发表论文20余篇，主持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晚清学政研究”和辽宁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谭嗣同与戊戌维新的实证研究”等省级课题多项。
编辑推荐《戊戌军机四章京合谱》是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
目录
前言
缘起
一、军机四章京的简要经历
二、研究史的回顾
（一）有关军机四章京的研究论著介绍
（二）军机四章京任职期间相关问题检讨
（三）对史料可信性的研究
三、（四章京）六君子之死与晚清政治
四、合谱撰写的意义
五、《戊戌军机四章京合谱》所用材料综述
六、本谱的编纂体例
戊戌军机四章京合谱谱前
戊戌军机四章京合谱（一）
戊戌军机四章京合谱（二）
戊戌军机四章京合谱（三）
一、军机四章京的职责
二、军机四章京对新政的不同认知及人际关系
三、任命军机四章京所引发的反响
军机四章京合谱谱后
一、悼念和评价四章京杨刘林谭的诗文
二、评价或悼念四章京及六君子群体的文字
附录一 “百日维新”期问光绪帝召见被推荐人员及任用情况一览表
附录二 “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帝召见人员一览表
附录三 军机四章京人值情况一览表
附录四 上谕档中关于司员士民上书处理情况一览（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日至八月初五日）
附录五 “百日维新”期间报刊论说要目
附录六 党祸详述
征引参考书目
谱主生平事迹索引
后记
……[看更多目录]
序言缘起
一百多年前的“百日维新”，以追求中国的制度变革、经济变革、思想变革为目的，在短短一百多天的时间里，颁布了多道上谕，设立了新机构，任命了一批新官员，正当改革往纵深发展时，出现了变故，变革历程被阻断。钦犯康有为、梁启超在逃，光绪帝新近任命的军机四章京①、御史杨深秀、康有为的胞弟康广仁等人被捕，并迅速被杀。六人被杀时间是戊戌年农历八月十三日，距离中国传统的团圆日子“八月十五”，仅差两天，史称“戊戌六君子”。六君子被杀一事，令不少志士扼腕叹息。这一事件的前因后果，已经有无数研究先进作了探讨。
正如朱维铮先生所指出的那样：百年前那场“变法维新”，尽管只持续了一百零三天，便以失败告终，但它却是中国的现代化的首次实验。由于这首次实验，是清帝国君主接受部分士大夫自下而上的吁求，而自上而下用“上谕”的形式推动的，因此可借龚自珍的话，称之为“自改革”。1898年的“百日维新”，正是以往百年梦境的终结。但倘说慈禧集团发动的戊戌八月政变，惊破了“自改革”的政治梦，那它也同时催醒了人们对传统儒学，尤其是与帝国意识形态紧密联系的传统经学的全面反省。
文摘戊戌军机四章京合谱谱前
咸丰五年（1855年）乙卯杨锐一岁。
杨锐在四川绵竹出生。祖籍江西，曾祖由江西迁往四川，世居绵竹城内小西街。祖父杨士达，曾任山东阳谷丞。父杨承煦，监生。长兄杨聪，年十二岁。杨锐初字退之，后易字叔峤，又字钝叔。弟兄四人，杨锐排行第三。
咸丰七年（1857年）丁巳杨锐三岁。
咸丰八年（1858年）戊午杨锐四岁。
康有为在广东南海县出生，袁世凯生于河南项城。
咸丰九年（1859年）己未杨锐五岁，刘光第出生。
六月一日（6月30日）刘光第生于四川富顺赵化镇西丰街。
父刘宗准，号永茂，母王氏。刘氏原籍福建武平县，五世祖刘用琳于清初由武平迁至四川富顺县。刘光第称其父“年三十七始有子，深怜之，光第兄弟有过失，从未加以重罚”。
咸丰十一年（1861年）辛酉杨锐七岁，刘光第两岁。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正式成立。
同治元年（1862年）壬戌杨锐八岁，刘光第三岁。
北京同文馆成立，聘英人包尔腾（Burdon）为教习。
同治二年（1863年）癸亥杨锐九岁，刘光第四岁。
杨锐幼时受兄杨聪影响，兄弟自相师友，后被誉为苏轼、苏辙兄弟。
后记本书是在笔者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进一步修订完成的。20年前，当父亲领着我，一路风尘仆仆地到兰州大学历史系报到时，我压根就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一个历史研究者。父亲给我的历史熏陶就是那“杨家将”、“薛家将”之类的评书教育，母亲给我的则是那至今难忘的民间故事。20年前，父亲执意要送我到兰州，他不放心，但家里并不宽裕，为省钱，他舍不得去饭馆，在宿舍里用义齿啃咬从老家带来的面饼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母亲虽不识字，但对我寄回的家信，总是让父亲一遍遍地阅读，乐此不倦，可称得上是我写作文字的最早欣赏者。而今，读信和听信的人都不在了，但我还是想把这本书献给他们。
在兰州，我学习了7年，其间，遇到了我的硕士生导师朱允兴教授，朱老师指导我研究西北地方史，发表了一些文章。毕业后到西安执教，在教书过程中，发现对中国近代史抱持着无数的疑团。看到朱维铮先生的《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和《音调未定的传统》，感觉很受触动，尤其是在《谈学——朱维铮答李天纲》里，李天纲老师对朱先生的描述，“将许多可信的常识证成待解的疑团，常常提一连串的悬题”，让我为之一振。同时朱先生所说：“任何一种历史研究，那第一步都只能用力于讨论对象‘是什么’，然后才能追究‘为什么’。”亦让我深觉一些历史研究者的病根，带着无限的困惑，和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无数设想，我于1999年9月到复旦大学历史系随朱先生学习中国文化史。
在朱先生那里，我了解了对学术的敬畏，并不断地努力，尽力使自己成为一个合格的学生。论文写作过程中，除了得到朱先生的悉心指导外，还得到了廖梅老师、钱文忠老师、高智群老师、张荣华老师、姚大力老师的指点和帮助。谢俊美教授、刘学照教授、周振鹤教授、戴鞍钢教授、杨国强教授、唐力行教授、华友根教授等在论文评阅及答辩过程中提出的宝贵意见，为本书的修改提供了不少帮助。在中国第一档案馆查找清档时，得到茅海建教授的帮助，在此对诸位先生谨表谢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