条约口岸体制的酝酿:19世纪30年代中英关系研究(中外交流历史文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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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 吴义顺
基本信息·出版社：中华书局
·页码：600 页
·出版日期：2009年
·ISBN：9787101065190
·包装版本：1版
·装帧：平装
·开本：32
·正文语种：中文
·丛书名：中外交流历史文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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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条约口岸体制的酝酿:19世纪30年代中英关系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东印度公司特选委员会的遗产、从律劳卑到罗便臣、突破体制的努力：义律和邓廷桢的主张与措施、义律与鸦片问题、义律与中英关系的决裂、英人寻求在华治外法权的舆论准备、清政府的涉外执法透视、30年代的立法酝酿、义律与在华实施治外法权的尝试等。
编辑推荐《条约口岸体制的酝酿:19世纪30年代中英关系研究》由中华书局出版。
目录
导言
第一章 鸦片战争前后的来华英商及其团体
一 来华英商群体与广州贸易
二 来华英商派别与团体
第二章 英国在华治外法权之酝酿与尝试
一 问题的起源
二 英人寻求在华治外法权的舆论准备
三 清政府的涉外执法透视
四 30年代的立法酝酿
五 义律与在华实施治外法权的尝试
六 英国在华治外法权的初步建立
第三章 粤海关税费问题与鸦片战争后海关税则谈判
一 粤海关税费问题之起源与演变
二 鸦片战争前夕粤海关税费征收情况
三 清政府解决海关税费问题的尝试
四 关于战后税则谈判的几个问题
第四章 兴泰行商欠案与鸦片战争前夕的行商体制
一 兴泰行商欠案始末
二 兴泰行商欠案之历史背景
三 连带赔偿责任制度与兴泰行商欠的赔偿
四 兴泰行商欠案与中英关系
第五章 鸦片问题及其在19世纪30年代的演变
一 1821-1839年鸦片输入数量与价值
二 白银外流问题的考察
三 英美商人共同的“事业”
四 邓廷桢与广东的禁烟问题
第六章 权力与体制：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与中英关系演变
一 东印度公司特选委员会的遗产
二 从律劳卑到罗便臣
三 突破体制的努力：义律和邓廷桢的主张与措施
四 义律与鸦片问题
五 义律与中英关系的决裂
结语
参考书目
人名索引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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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回顾源远流长的中外关系，从双边互动的格局中感悟异质文化会通的必然性和合理性，这种超越胡汉、华夷之分的历史认识，是与近代的社会变迁相伴而来的。
西学东渐和边疆危机，在晚清学人中激发深沉的反思，催生出探索中外交流往事的先驱者。戊戌变法失败后亡命日本的文廷式，于穷愁孤愤中治学不辍，遗稿《纯常子枝语》四十卷，广涉域外见闻和塞表殊俗，虽囿于环境和学力而识见未精，其学术视野毕竟是别开生面的。更具卓识的王国维，学贯中西，在清末撰作组诗《咏史》二十首，讴歌了汉唐盛世的中华形象：
西域纵横尽百城，张陈远略逊甘英。
千秋壮观君知否？黑海东头望大秦。（十二）
南海商船来大食，西京袄寺建波斯。
远人尽有如归乐，知是唐家全盛时。（十七）“西域”和“南海”，是中外交流的两大通道，汇聚着不同类型的古代文明，因内涵丰富多彩而成为中外交流的两大研究领域。《咏史》诗发其端绪，功不可没。饮水思源，后辈对先驱应有所敬畏，才可避免传统的断裂，从古色古香中辨认出前瞻性。正是观堂先生王国维，既开创一代学术风气，又孤明先发地提示了整套治学轨则。按陈寅恪先生所作的概括，共有三项：“一日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
文摘插图：
第一章 鸦片战争前后的来华英商及其团体
自鸦片战争发生后，对于这场战争究竟因何而起这一问题，历代学者和政治评论家进行了无数阐述，给出了各种各样的回答：鸦片问题，帝国主义扩张，文化冲突，商业贸易问题，等等。无论何种原因，都与在华英国商人这一群体及其活动密切相关。在1834年之前，中英关系舞台上的主角之一无疑是东印度公司。虽然这家公司得到英王颁授的对华贸易特许权，又在印度成功地进行了殖民统治，因而具有浓厚的官方背景，但其来华经营生意的大班，在澳门和广州管理贸易的“管理委员会”或“特选委员会”的成员，本质上都是商人。在该公司从事对华贸易的末期，以经营所谓“港脚贸易”为主的英国私商（private merchants），或称散商，渐成在经济实力和社会影响方面都可与东印度公司分庭抗礼的群体。而1834年公司对华贸易特许权终止后，散商成为完全控制英国对华贸易的集团。导致19世纪30年代中英冲突的诸多问题，都在东印度公司贸易时代出现和发展，但在1834年后则迅速激化，其结果是鸦片战争的发生和战后条约口岸体制的建立。
后记“条约口岸体制的酝酿”不是任何机构资助的研究项目，但却是我近年来耗费心血最多的一项研究。这项研究的缘起，最早应该追溯到1999年夏天的夏威夷之行。当时，由孙中山先生的孙女孙穗芳女士出资，夏威夷大学中国研究中心邀请中山大学派遣青年教师前往该校进行短期访问研究，时任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所长的林家有教授推荐我前往。此行不仅使我有机会在风光旖旎的夏威夷度过近两个月的美好时光，而且还在夏威夷大学图书馆看到了完整的《广州纪事报》、《广州周报》和《中国信使报》（缩微胶卷）等在中国大陆难得一见的资料。这几种报纸是本书使用的基本史料之一。
三年之后的2002年夏，在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宗教学系（现为文化及宗教研究系）黎志添教授的帮助和李炽昌教授的邀请下，我到中文大学访问三个月。其间，我在该校及香港大学图书馆看到大量有关鸦片战争前中英关系史的资料和研究著作。我发现这两个大学不仅也藏有以上几种报纸可供再作研读，而且还有其他19世纪中西关系史资料的缩微资料可供查阅。在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我还初步地读了一些英国外交部档案F.O.17。遗憾的是时间太短，我来不及对这种极为重要的资料作系统的研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