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关的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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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 张传禄
基本信息·出版社：金城出版社
·页码：341 页
·出版日期：2005年
·ISBN：7800847292
·条形码：9787800847295
·包装版本：2005-10-01
·装帧：平装
·开本：16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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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机关的机关》作者以30年的亲身体验和观察思考，提炼从基层到总部各级机关的工作经验，阐述了在一个特殊的环境中为人处事的珍贵心得。全书虽是一本知识读物，却联缀了100多个鲜为人知的故事，优秀的机关干部通常有两个特点：杰出但是低调，严谨而又从容。《机关的机关》因其全部文字表现出这样的品质。
作者简介张传禄，男，山东省临朐县人，研究生学历，大校军衔。现为总参某部干部1975年中学毕业后初涉机关工作。1976年投笔从戎，历任战士、文书。排长、指导员、团政治处组织股股长、副主任、师、军政治部新闻干事、总参某部组织干事、组织处副处长兼部党委秘书、组织处处长等职。先后发表报告史学、理论文章、新闻稿件近千篇，诸多作品在省级以上单位参评获奖。
媒体推荐书评
告诉你如何才能脱颖而出。
密切联系领导，精于影响领导，与人搞好关系，办事滴水不漏，做到能参善谋，守住做人底线。
编辑推荐机关是社会机器中最为复杂的枢纽部分，也是一个人成为领导者的必经之处，要在这个事业平台上有所作为，就必须洞悉其中的奥秘。《机关的机关》作者以30年的亲身体验和观察思考，阐述在一个特殊环境中处世为人珍贵心得。书中文字精悍、叙述生动、极具可读性，绝大部分章节，可以一口气读完而不知疲倦。《机关的机关》透彻、准确和明晰，对于想了解机关或进入机关的人，将是一把灵便的开门钥匙。而对于正置身其中的人，则堪称是一部机关生存技术手册。
《机关的机关》从我国第一部系统阐释机关工作人员和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如何从众人中脱颖而出的著作。“密切联系领导，精于影响领导，与人搞好关系，办事滴水不漏，做到能参善谋，守住做人底线”
目录
序言我把实用献给你
第一篇密切联系领导
坚决服从领导
妥善处置领导间的分歧
唱好领导难唱的曲
敢向领导进忠言
……[看更多目录]
序言我把实用献给你
尽管倡导实用容易遭到误解和非议，但我对“有用便是真理”的论断是推崇和赞赏的。而且总感到，著书立说，奉献一些实在管用的东西，总比在那里不着边际地做文字游戏要强得多。
越是在当今时代，越需要这样做。因为人们需要学习和了解的东西太多太多，时间太珍贵了。如果所接触的多是些纸上谈兵“中看不中用”的东西，多是些在字面上自圆其说而一遇实际问题就无可奈何的东西，对读者来讲无异于浪费生命，对作者而言实在是误人不浅。
本书以构建和谐型机关为主旨，我以为这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一环。
动手写作前，我做了近30年的实践准备。时间要追溯到1975年。高中毕业后，我因略通文墨，被直接选调到最基层的乡镇机关(当时称公社)从事新闻报道工作。初出校门的学生，多半天真幼稚，书生意气，理想主义色彩严重，我自然也不例外。特别是当时城市知识青年还需要走上山下乡之路，我一个农家子弟，从校门一出来就进机关，还当上了一名“土记者”，大有跳出“ 农门”登“龙门”的感觉，不禁有些人生得意，踌躇满志，以为前途一片光明灿烂。殊不知，在机关工作并非想象的那么简单。近来拜读了管卫中先生发表在《读者》杂志2002年第10期上名为《机关》的力作，不禁感慨多多： 坐机关的人们。最爱谈论社会。社会好像就是机关外面那些天天看得见、听得着的事情。人们很少注意到机关。机关太平淡啦，它仿佛是一个缺少色彩、最平稳、最不起眼的社会角落。但一个人如果在机关里呆久了，就会隐隐察觉，机关里其实大有奥妙。机关里隐藏着最重要的社会真相。
表面看去。机关是平静的，单调的。早上来上班，下午回家去。按部就班，各司其职，秩序井然。同事之间和和气气，说说笑笑，亲和得宛如一家人。如此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像一盘永远在平稳转动的老水磨。然而机关人员的和气、微笑、打招呼、串门，都极有讲究，含有很深的“机关”。对什么人说什么话都透着点敬畏、恭顺、奉承与无知，对什么人只需点点头，什么人连头都不用点，什么人可以悄悄说点私房话，什么人则须严加防备，守口如瓶，都可有讲究啦。……这些讲究与学问没有谁能传授给你。得靠自己去慢慢品味、领会。世事洞明皆学问嘛。…… 有人总结出机关生活的一点诀窍，叫做“三分工作，七分关系”。你不必对此面露鄙夷之色，细想想，确有几分道理，他抓住了人性的一点奥妙。
机关里对一个人的评判，以及与此相关的任用、利益分配等等，决定权主要在领导手里。领导也是人，是人就有人的感情倾向。他不像电脑那么精确，也不像包公那么公正。他对一个人的印象、判断，暗中常受私人感情的影响支配。……你永远躲在办公室里埋头业务，从不在领导面前露面，不汇报，不恳谈，不请示，平日也不屑于搞感情投资，领导就对你缺少印象：倘若你再中点书毒……时不时还跟领导辩辩是非，论论道理，叫叫板，得，你可就离倒霉不远了。起码，领导觉得你这个人刺头，有点恃才自傲，不知高低，不太听话，哪个领导愿意要不听话的人做下属?你也就没有办法不成为一个阳光永远照不到的偏僻角落了。须知， 只要是人，都有爱听奉承话、讨厌批评者的天性…… 管先生的高见。的确把机关存在的“不和谐”现象刻画得淋漓尽致。说实在话，我对机关存在的一切消极现象都是深恶痛绝的。然而，置身其中，又难以躲避无情现实的冲撞。遥想当年，十七八岁，初出茅庐，我当然不了解在机关工作还有如此深奥的“机关”。当时，自以为很卖力地干了一年，政绩还算说得过去，却不料主管宣传的领导跟我谈话时，虽然总体肯定在前，但还是以“需要全面锻炼”为由，委婉地炒了我的“鱿鱼”。一个人在事业的航海里，假若只看到微风荡漾下的美丽浪花，不懂得底深处还潜藏激流暗礁，不会有效防范和妥善处置，把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就很难登上胜利的彼岸，更谈不上为国家和人民的事业做出贡献。这当头一棒的打击，使我这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灰心了好一阵子，后来投笔从戎，当了一名解放军战士。
但命运似乎早已安排好了，机关注定是我事业的平台。入伍后的第二年，也就是1979年春天，我又因“会写点东西”，能在报纸上发表点“豆腐块 ”，被提升为排级军官，并从基层连队选调到师级机关工作。再次成为机关的一分子，我虽然内心激动，但缺乏了那分浪漫情怀，多了几分深沉的思考。
比如，我曾忙里偷闲，对“领导机关”的来历进行过探究。通过研究认为，自古至今，一直活跃在领导领域的基本上是两部分人：一部分是领导干部，一部分是机关干部。领导干部过去叫“官”，机关干部过去叫“僚”。
“官僚”是过去的称谓，“领导机关”是现在的说法。结构相似，叫法不同，自然有着本质的区别。过去的官称“老爷”，是给人民群众当衣食父母的；现在的领导称“公仆”。是为人民群众服务的。过去的“僚”，是官的附属品，无论是春秋战国时代的食客，秦代的谋士，唐代的幕僚，还是清代的师爷，大都是为官者个人供养，不食朝廷俸禄，算不上国家正式干部。现在的机关干部，是国家干部的一部分，与领导干部只是分工不同，不存在主仆的从属关系，也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在整个领导活动中，领导干部与机关干部职责不同，作用各异，相得益彰，互相不能取而代之。领导活动的过程，实际上是领导和机关共同作用、互相促进的过程。领导不能离开机关，机关也不能离开领导，只有领导和机关融为一体，互为因果，才能产生完美的领导行为和领导效应。
再比如，自打再次跨入机关大门，我脑海里经常浮现的问号是：怎样才能做一名合格的机关干部?机关工作有没有规则可依?有没有规律可循?机关干部的行为方式与领导干部有哪些异同?正因为带着这样的问题，从师到军，乃至到总部，每调到一级机关工作，我都是处处留心同仁的成功之举，总结自己的经验教训，以求少走一些弯路，少受一些挫折。但总的来说，20多年的机关工作经历，充满了酸甜苦辣、喜怒哀乐。随着时间的推移，积累也就多了。逐渐小有收获。后来，在工作之余，对自己的感悟进行了梳理，诉诸文字，以琐谈当好机关干部为主线，在一些报纸杂志上陆续发表，并先后在一些单位举办的机关干部培训班上抛砖引玉。
平心而论，我所写的都是自己的亲身体验和亲眼所见，出自真情实感，出乎意料的是，反响竟极为强烈。一些单位的领导打电话告知。已将我发表的“琐谈”内容列入机关干部业务讲座，不仅要求机关干部熟记，还在学习的基础上，进行了问卷考试。有几个学院将我散发的几篇“琐谈”搜集整理，装订成册，作为辅助教材或教学参考资料。有几个我从未见面的机关领导干部，费尽周折打听到我的电话号码，与我通话，给予鞭策和鼓励。驻河南某部黄主任。花费了一周的时间才与我联系上，告知我的第一句话是，他正在组织机关干部们学习我发表在《政工研究文摘》上的那几篇“琐谈”。同时也恳请我成书后给他寄去，他将系统地组织学习…… 在信息爆炸、知识爆炸的今天，竞有这么多素昧平生者对我那几篇“实话实说”如此厚爱，这说明，实用的东西还是大受人们的欢迎的。平素，我极推崇冈察洛夫那句名言——“我只能写我体验过的东西，我思考过或感觉过的东西，我爱过的东西。”本次动手整理成书前，便确定了这样的主旨：突出实用性，也就是少讲空泛的道理，多讲实在的东西，多讲实用的东西，不讲无用的东西，尤其是做到以下几点： 一是力求人无我有。
借用王蒙先生《我的人生哲学》中的精彩高见引出这个话题，“举一个不太高雅的例子。我们从书本上到处读到人应该如何奉公守法，大公无私，光明磊落，照章办事等等。可有一本书谈如何走后门吗?走后门不好，不应该教，那么请问，谁能说自己从来没有与走后门的现象有涉呢?你不走，你见过别人走没有?你应该采取怎样的对策?走后门是一个值得正视的社会现象乃至文化现象。即使是为了反对走后门，不也需要弄清走后门现象的来龙去脉吗?但是偏偏没有这方面的书……再举一个令人尴尬的例子，有一本谈国家公务员怎样才能更好地获得升迁机会的吗?没有的。因为，从性质上说，我们的公务员都是人民的公仆，根本不应该有地位观念升降观念。我们提倡的是做人民的老黄牛，老黄牛怎么会考虑自己的地位职称级别待遇问题呢? 尤其是，那些致力于自己的升迁‘经验’、‘办法’，是不足与人语的，是不足为训的，有些是很糟糕的，即使写出来这样的书也是无法出版的，即使出版也只能是在一片愤怒的谴责声中夭折而亡的。那么，事实上存在不存在一个为升迁而总结经验而奋斗的问题呢?有没有公务员或公司的员工在谈论在研究在关心自己的升迁问题呢?我们能不能完成一部‘升迁学’，哪怕是不能写成文字因而只能靠心领神会的这样一部书呢?”王蒙先生提出一个很现实的问题，由于种种原因，不少工作中很实用，生活中很需要的书籍，由于极其敏感，容易引来非议，至今无人触及。本书试图在“人无我有”方面做一些尝试。因而，将书名直接确定为《机关的机关》，以便给人留出想象空间。书中提出了诸如“密切联系领导”、“精于约束领导”、“与人搞好关系”等鲜明的观点。并结合实际，详尽介绍了“联系”、“约束”以及“ 搞关系”的具体方法。这些都是建立和谐机关的题中之意，也都不能不说是未开垦的处女地，相信读者浏览后会有浓厚兴趣的。
二是靠事实说话。
我一直认为，事实胜于雄辩，事实是最有说服力的，也是最可靠的。我在书中论述提高文字表达能力一篇时，提出了文章出手要“四有”的原则，其中一有是“要有事实作筋骨”。其核心论点为：任何一篇好的文字材料，都不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而是通篇充满着事实的力量。思想是从事实中提炼出来的，道理是用事实阐发出来的。经验是从事实中总结出来的，即使鞭挞的各种消极现象和消极因素，背后也都有事实为佐证。简言之，一切都要有事实作支撑。我感到，倡导别人做的，自己首先做好。本书就是严格遵循这一原则行事的。这里列举书中一个例子，在阐述“对领导的意图要坚信不移”这个观点时，书中提出“机关干部切忌用怀疑一切的眼光打量领导意图，这不仅是工作方法，更是工作纪律。领导指示即使有不周到、不完善的地方，机关也要千方百计去丰富、完善和发展，不能千方百计去怀疑、否定和推翻”。这段抽象的论述，就是从现实中提炼概括出来的，因为在实际工作中，一些机关干部自恃高明，时常用怀疑的眼光来打量领导意图，落实起来总是不那么坚决。致使领导的决策指示有时推动起来非常困难。为了证明上述观点，书中还是靠事实说话：“1949年建国前夕，全国政协召开会议商讨新中国成立的具体事宜。会前，毛泽东主席提出，‘开国大典的礼炮要放 28响’。毛主席是一个不循规蹈矩的人，他不知道也懒得知道国外最高礼遇的炮响是21响。在政治协商会议上，有人提出质疑。毛主席也未作解释，只叫大会筹委会的唐永健同志起草个说明。说明怎么写，他也没交代。唐永健同志完整准确地理解了毛主席的意图，他想28响就是28响，没有那么多为什么。中国共产党横空出世到1949年刚满28岁，28响就是28年党的发展史的礼赞。说明送上去后，毛主席二话没说，挥笔就签上了他的大名。就这样，新中国在28响礼炮的轰鸣声中诞生。”(事见《领导艺术漫谈》，国防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288页)书中每篇所论，基本上都是这个模式——用事实来说话。当然，用事实说话，也不是事实材料的简单罗列，而是把叙事与明理结合起来，夹叙夹议，事理结合。是否做到了这些，不能王婆卖瓜，还是请读者自己品味为好。
三是突出操作性。
在动手写书之前，我做了一次专门调查，所接触的机关干部都希望。书中要少讲一些抽象的、理性的东西，多讲一些具体的、操作性强的东西。如果有抽象无形象，有概括无具体，从思想到思想，在道理上打转转，在文字上兜圈子，这样的东西出来价值不大。在三年多的写作历程中，这些话语时时警示着我，提醒着我。因而，我把本书的“重头戏”放在了增强操作性上，不仅说明是什么、为什么，更着重讲清怎么办。力争做到，即使刚到机关的新手，读过之后，照着书中说的做，就能胜任机关工作。比如，如何克服 “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书中提出机关干部对下面来办事的人要做到 “五个一”，即：有一张笑脸相迎，有一把椅子请坐，有一杯茶水端上，有一顿便饭解决温饱，有一副解决问题的热心肠。还提出四条办事原则：凡早也是要办，晚也是要办的事，一定要早办；凡主动也是办，被动也是办的事，力争主动办；凡也可以去办，也可以不办的事，尽可能地办；凡冷淡也是办，热情也是办的事，要热情地办。再比如，怎样妥善处置领导间的分歧，书中详细介绍了一些行家里手的做法：按“时间先后”来处理，按“职务高低”来处理，按“实效大小”来处理，按“兼顾左右”来处理，等等。诸如此类，充满每一篇，每一节。我感到，这些东西不仅是一种要求，一种原则，更是一种方法。尤其要申明的是，这里所提出的每一个方法，也都是经过实践验证之后概括出来的，照此办理，不会误人误事。
当然，书中所论，仅是一家之言，一孔之见，纯属个人观点，优劣自由读者评判。如能抛砖引玉，或有些许参考作用，启发您把握好机关的“机关 ”——在事业平台上大有作为，将是我最真诚的心愿。
文摘书摘
生事不自负
每一个人都会遇到这种情况，你不可能老是在自己熟悉的领域打转转。
总要有工作岗位的转换或工作任务的转换。到达新的岗位。接受新的任务，
必然会面对陌生的事物。而一个人无论多么聪明，多么有才华，他的知识和
本领也是非常有限的；一个人无论经验多么丰富，在错综复杂的客观事物面
前，对问题的认识和处理也难免失于偏颇。所以，涉足陌生的领域，处理陌
生的事情，应谨慎从事，扎实行事，切忌自负轻率，鲁莽冒失。
三国时马谡“失街亭、掉脑袋”的教训，值得人人警戒。按说，马谡是
一个十分难得的优秀参谋人才，也就是说，是个比较优秀的机关干部。史称
“才气过人，好论军计”，对军事理论有独到的见解。诸葛亮南征出发时，
曾就这次战争的战略指导思想征求马谡的意见。马谡提出“攻心为上，攻城
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正确战略主张。诸葛亮对马谡的这个建议十
分欣赏，历史上所传“七擒孟获”的故事，就是诸葛亮采纳马谡的建议，对
少数民族进行心战的具体体现。诸葛亮南征凯旋后，对马谡更加器重，让他
担任参军之职，而且经常与他交换意见，“每引见谈论，自昼达夜”。马谡
在诸葛亮身边工作也确实表现出了超人的才华。但是，马谡是一个优秀参谋
人才，不是个帅才，在出谋划策方面确有过人之处，而要他带兵打仗、真枪
实刀地干，却不具备这方面的才能。这一点。刘备看得十分清楚，临死前，
他曾告诫诸葛亮：“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君其察之。”如果马谡能正
确认识自己的优劣，扬长避短。安心做好参谋工作，不仅可以有更大的作为
，也不至于落个被斩头的下场。而他缺乏自知之明，主动请缨去守街亭。诸
葛亮出于对他的偏爱，力排众议，委以重任一然而，任何重任都是机遇与挑
战并存，利益与风险共担。马谡领命后，弃长用短，注定了导致一场个人和
国家的悲剧。他实战经验甚少，排兵布阵不顾客观的地形条件，一味死搬兵
书上的教条，而且刚愎自用，独断专行，否决了富有实战经验的偏将王平的
正确主张，以致街亭失守，宣告了诸葛亮第一次北伐的失败，教训实在深刻
。
自负是办事成功之大敌，面对没有经历过的事情，无论多么简单，你若
自负自傲，必定自食苦果。我认识这样一位机关干部，写材料是把好手，处
理事务不是其所长，领导适才而用，动“笔杆子”的活让他多承担一些
……[看更多书摘]
后记三年前，出版界的一位朋友和我约定了这本书的写作意向，此后朋友几次打电话询问、催促书稿完成情况。因此，在1000多个日日夜夜里，动力和压力始终伴随着我。感谢2004年国庆节长假，又有了几天自主的时间，总算把书稿赶写、打印出来。
望着这厚厚的书稿，我不由得感慨起来，脑海里多次映现出曹雪芹那句名诗：“看来字字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 首先，写书是个吃苦的过程。过去，看着一些大手笔几个月写--一本书，一年出几本书，还以为写书是个乐事、美事，自己真正动起手来才发现，远不是当初想像的那么美好。写书不仅不美、不乐，还挺苦。尤其是业余时间写点东西，更是苦上加苦。不说别的，单就是争取时间这一点，没有吃苦耐劳的精神是断然不行的。作为机关干部，正课时间有大量的公务等着你去处理，不可能坐下来搞自己的副业产品。要写一本书只有靠星期天、节假日、夜深时。有时候公务的处理就累得你精疲力竭，工余时间最好是能够休息调整，放松放松，以便恢复体力、精力和智力。然而，因为有写书的任务压头皮，只能是把苦累埋在心里，节假日他人外出游玩的时候，深夜里他人安然入睡的时候，便是自己强打精神，坐在笔记本前凝思苦索的时候。说写书苦，还因为写一本书不同于写一篇文章，写一篇文章，集中几天，加班加点，完成任务后，就可以缓冲一下，而写一本书则不行，虽然也是一篇篇地写，但写了上篇还有下篇等着，全部书稿没完，容不得你休息调整，只能长期处于疲劳状态。所以，有人问我，写书的感觉是什么，我就是回答一个字： “苦。” 其次，写书是个受难的过程。尽管在动笔之前，自己做了充分的实践准备和资料准备，但真正动起笔来，才深感到写出一本书确实不容易。为了把书写得实用性、可读性强一些，我把自己多年来的思想积累、知识积累、生活积累以及语言积累，都统统地调动和发掘出来，但还是有力不从心的感觉。不知有多少次，处于“透支”的尴尬境地，一个夜晚写不出几行字，过去积累的再多。还是“书到写时方恨少”。说写书难，还有一点就是，要写出一本高质量的书来更是不易。我这本书有没有质量不能靠王婆卖瓜，应让读者去评判。但就我的指导思想来讲，是想把书写得质量高一些，力求做到“ 人无我有，人有我新，人新我深”，而真正操作起来，却是很难很难。书稿虽然出手了，自己总有一些不满意的地方，总感到没有达到自己原先追求的理想境地。如果自己的功底厚实一些。驾驭能力再强一些，书的质量肯定会更高一些。
再次，写书是个学习的过程。读书是学习，写书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为了写好这本书，不仅要向书本学。而且要向同行学，向有经验的领导学，像蜜蜂那样“博采众花酿佳蜜”。书中观点和事例，有一些是我自己悟出来的，有一些则是学习借鉴他人的成果。而这些成果有的是在报刊、杂志或书籍上公开发表的，有的是我积累的“内部资料”。在引用时，能够征求意见的我尽量征求当事人的意见，能注明的我尽量注明出处和作者。
但仍有不少无法征求意见的以及无法注明作者姓名的东西，我在这里表示感谢和歉意。尤其需要说明的事，我的一些老首长平时的业务讲座、平时的言传身教，我作为自己的学习成果体现在本书中。我受益最大几位首长是：林建超将军、谢作炎将军、田永清将军、刘学云将军、翟同政将军、谭昌明将军、贺江波将军、贾雪阳将军等，书中凝聚着他们言传身教的心血，在这里一并表示深深谢意。
最后，更要申明一点，这本书的最终写成，我的夫人张玉莲女士功不可没。她如今和我在同一个机关的不同部门工作。但她进入机关的道路比我曲折得多，磨难比我遭受得多，对人生的感悟比我深刻得多。书中的好多观点都是在她的指点下最后敲定的，我每写出一篇，她既是第一读者，又是第一评判，不少篇章是在她的“激烈批评”下，忍痛割爱，删繁就简，不断修改完善的。更难能可贵的是，她把家庭的大小事务一概承包下来，从不让我操心费神。这期间，正赶上贷款买房子、装修房子、儿子高考等家庭大事要事，她一人独立承担，忙得昏天黑地，我却始终像局外人般在那里“两耳不闻家中事，一心撰写这本书”。“这本书里有我的一半，也有她的一半”。这是我的肺腑之言。
张传禄 2004年10月6日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