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与随想(上下册)(七十年苦旅巴金领衔翻译全译本终可重见天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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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 赫尔岑
基本信息·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页码：1555 页
·出版日期：2009年
·ISBN：7544700356/9787544700351
·条形码：9787544700351
·包装版本：1版
·装帧：平装
·正文语种：中文
·套装数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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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往事与随想》是一部包括日记、书信、随笔，政论和杂感的长篇回忆录，成书于作者流亡期间，赫尔岑称其为“历史在一个偶然走上它的道路的人身上的反映”。全书共八卷，记述了从十二月党人起义到巴黎公社前夕的半个世纪里俄国和西欧的社会生活及革命事件，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下描写了形形色色的人物，把重大社会事件同作家个人的生活道路、思想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一部“十九世纪的百科全书”，展现了俄国和西欧几代知识分子的生活史和精神史。
一部知识分子的百科全书
一本十九世纪的自由之书
一册珍贵的欧洲思想写真
作者简介赫尔岑（1812—1870）俄国哲学家，作家，思想家。1812年生于莫斯科贵族家庭，卒于巴黎。1829年秋进莫斯科大学学习，和朋友一起组织政治小组宣传空想主义和共和政体思想。1835年以“对社会有极大危险的自由思想者”罪名被流放。1842年回到莫斯科后，努力研究哲学、历史和自然科学，成为俄国进步思想界领袖，列宁称赞赫尔岑的哲学思想，“竟能达到最伟大的思想家的水平”。
30年代末流放时开始文学创作。早期中篇小说《一个年轻人的札记》带自传性质。40年代发表《谁之罪？》《克鲁波夫医生》和《偷东西的喜鹊》等三部中长篇小说，是19世纪中叶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优秀代表。
1847年初，赫尔岑携家到欧洲，成为政治流亡者。1848年欧洲革命的失败，使赫尔岑思想上发生危机，对西欧的社会主义运动感到失望。1853年他在伦敦创办《北极星》、《钟声》等革命刊物，刊物通过各种渠道传入俄国，对俄国的革命运动起着很大的推动作用。这期间，他还写成回忆录《往事与随想》，这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一颗明珠。
1870年1月21日赫尔岑病逝于巴黎。不久，他的骨灰被运到尼斯，安葬在他妻子的墓前。
编辑推荐•七十年苦旅 巴金领衔翻译全译本终可重见天日
•《往事与随想》是独家版权 首度自原文翻译
•百年苦难的精神记录，影响中国自由知识分子成长
专业书评文学与心理学天才的伟大纪念碑，赫尔岑赖以不朽的最大凭据。以回忆录作家而论，他无可匹敌。
——以赛亚•伯林
我最喜欢的书肯定是赫尔岑写的《往事与随想》。到目前为止，关于这100年苦难的精神记录，还没有一本超过《往事与随想》。
—— 朱学勤
赫尔岑是我的‘老师’，他的‘回忆’是我最爱读的一部书。它是我学习写作时的老师，我这次翻译它也是为了学习。
—— 巴金
历史上的一些记忆文章和著述对我们影响也很大，比如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他们那种在个人记忆里思索和记述历史的做法，有个性，又有深度，还让读者觉得亲切。我和北岛一直在想，他们能干，咱们怎么不能干？当然我们做法不一样，是集体回忆，这样更好。我们希望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完成今天和昨天的一个初步对话。
——李陀
如果失去了赫尔岑，正如我们所知道的，俄罗斯革命史和俄罗斯思想史都将是断裂而又残缺的。
——摩罗
在我国（十九世纪的俄国），没有一个作家比他更敏锐、更聪颖；在描写他所接触过的人们的技巧方面，无人与赫尔岑匹敌。只有他一个人善于这样写作！
——屠格涅夫
赫尔岑作品的最大特点在于“思想的威力”。
—— 别林斯基
巴金与《往事与随想》
翻译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被巴金视为他“一生最后的一件工作”。
赫尔岑是俄国19世纪杰出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著名的政论家和出色的作家。他30岁流亡国外，长期生活在西欧，死后安葬于法国尼斯。
巴金清清楚楚记得他初读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一书时，书中的人与事使他如何激动，如何亢奋。他说：“当时我的第一本小说《灭亡》还没有写成。我的经历虽然简单，但是我的心里也有一团火，它在燃烧。我有感情要发泄，有爱憎需要倾吐。我也有血有泪，它们通过纸和笔化成一行、一段文字。我不知不觉间受到了赫尔岑的影响。”
几年后，巴金撰写《俄国社会运动史话》一书时，有一章专门介绍了赫尔岑：赫尔岑的家庭、他的学历、他参加革命活动，被捕入狱，流亡国外，创办《北极星》和《警钟》杂志，他与俄国的巴枯宁、法国的蒲鲁东、意大利的马志尼和加里波第的交往，他的家庭悲剧等等。这一切无疑为巴金后来翻译《往事与随想》作了铺垫。
1936年，巴金翻译了赫尔岑回忆录中的两个片段《海》与《死》。他还向鲁迅表示过要翻译这部100多万字的巨著。
1940年，巴金又译出回忆录中的第一部分（1848－1852），并以《一个家庭的戏剧》为名，于同年8月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巴金欣赏赫尔岑的文笔，说他“善于表达他那极其鲜明的爱与憎的感情”，说他的文章“能够打动人心”。
巴金在上世纪40年代初写的一些散文，如《雨》、《火》等中不止一次引证赫尔岑的话。巴金时断时续在翻译赫尔岑这部巨著的一些章节。
“文革”后期，1974年，70岁的老人再次拿起笔来，每天翻译几百字，一边翻译一边作详细的注释。他把翻译《往事与随想》看成是一种学习，“我要学习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又说，“当然学习是多方面的，不过我至今还在学习作者如何遣词造句，用自己的感情打动别人的心，用自己对未来的坚定信心鼓舞读者。”
1975年2月巴金在致一位朋友的信中说：他总想能在活着期间把一百多万字的《往事与随想》译完，即使不能印出也没有关系，留下来总有点用处。他写道：“全书好像是欧洲和俄罗斯19世纪前半期政治和社会的编年史。”
1977年3月巴金写给另一位朋友的信中说：赫尔岑的回忆录的前半部揭露尼古拉一世的反动统治，写得很出色，值得学习。“我老了，又受了‘四人帮’十年的折磨，放下‘作家’这块牌子，也无怨言。现在认真学习，倘使译完赫尔岑的书，能学到一点他的笔法，又能多活几年，有机会再拿起笔给‘四人帮’画个像，给四害横行的日子留下一点漫画、速写之类的东西，那就是我的奢望了。”
我想，赫尔岑的回忆录不仅在文体方面给予巴金诸多益处，而且“文革”期间在精神方面也给予这位受尽凌辱的老人以力量、以希望、以信念，增强了他坚强地活下去的勇气。他回忆那不堪回首的十年经历时，深有感触地写道：“我仿佛同赫尔岑一起在19世纪俄罗斯的暗夜里行路，我像赫尔岑诅咒沙皇尼古拉一世专制黑暗的统治那样咒骂‘四人帮’的法西斯专政，我坚决相信他们的横行霸道的日子不会太久了。我就这样活了下来，看到了‘四人帮’的灭亡。”
1977年他译的《往事与随想》第一册问世了。第一册包含原作中的前两卷，即《育儿室和大学》和《监狱与流放》。
巴金年龄越来越大，体力越差，疾病缠身，写字困难，精力也不够。他只译了《往事与随想》的五分之一，意识到自己已无法完成这部巨著的翻译工作而感到遗憾。这时，我国有两位翻译家主动愿意帮助巴金完成他的译著，一位是臧仲伦，另一位是项星耀。臧仲伦帮助巴金校对了他的全部译文。项星耀则把这部巨著全部译出。1993年年终，90岁高龄的巴金写信给项星耀说：“在这个金钱重于一切、金钱万能的时代读到您介绍的好书，我实在高兴。”他感谢这位译者替自己向读者偿还了一笔欠了几十年的债。值得注意的是巴金晚年的主要著作《随想录》，其书名即来自于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巴金说：“赫尔岑是我的‘老师’，他的‘回忆’是我最爱读的一部书。”
目录
上册
赫尔岑（以赛亚•伯林）
献辞
序（赫尔岑）
第一卷 育儿室和大学（1812—1834）
第二卷 监狱与流放（1834—1838）
第三卷 克利亚兹玛河上的弗拉基米尔（1838—1839）
第四卷 莫斯科、彼得堡和诺夫哥罗德（1840—1847）
第五卷 巴黎——意大利——巴黎（1847—1852）
下册
第五卷 巴黎——意大利——巴黎（1847—1852）（续）
第六卷 英国（1852—1864）
第七卷 私人俄文印刷所和《钟声》
第八卷 断片（1865—1868）
《往事与随想》代跋（臧仲伦）
生命的舞蹈与沉思（彭甄）
……[看更多目录]
序言
赫尔岑自序
许多朋友劝我出版《往事与随想》的全本，这并不困难，至少头两卷是这样。但是他们说，在《北极星》上面发表的片段是零碎的，它们不统一，偶然地断断续续，时而提前叙说，时而移后描述。我觉得的确是如此，不过我无法改正。作一点增补，把各个篇章按年代顺序编纂起来，并不是难事；然而dun jet要把全书回炉重写，我不想这样做。
《往事与随想》并不是连贯地写成的；某些篇章之间相隔好几年。因此书中处处都留下写作时期的时代色彩和各种情绪的痕迹，——我不想抹掉它。
这与其说是笔记，不如说是自白，围绕着它，和它有关的都是从往事里抓出来的片段回忆，在随想里留下来的思绪点滴。然而把这些外屋、顶楼、厢房合并在一起，它也是统一的，至少我是这样看法。
这些笔记并不是初次的试作。我在二十五岁左右，就动手写过类似回忆录的东西。事情是这样的：我从维亚特卡给转移到弗拉基米尔，感到十分寂寞。在靠近莫斯科的地方待下来使我感到苦恼，感到屈辱；我落到了这样一种境地：就像坐在最后一个驿站里得不到马的人那样。
事实上这差不多是“行将结束的青年时代的最纯洁、最严肃的时期”。那个时候我虽然寂寞，却心里开朗而幸福，好像小孩们在节日或者生日的前夕感到寂寞一样。每天都有写着小字的书信到来；我为它们感到骄傲，感到幸福，它们帮助我成长。然而别离折磨我，我不知道该做什么来更快地度过这无限长的时光——充其量不过四个月……我听从了对我的劝告，开始在空闲时候写下我关于克鲁季次的回忆，关于维亚特卡的回忆。我写满了三本笔记本……这以后，过去的事便淹没在现实的世界里了。
1840年别林斯基读了它们，他喜欢它们，他把两本笔记本刊登在《祖国纪事上(第一本和第三本)；其余的一本倘使没有给当做引火材料烧掉的话，现在一定弃置在我们莫斯科住宅里的什么地方。
十五年过去了，“我住在伦敦樱草山附近一个偏僻地方，遥远、浓雾和我自己的心愿把我同全世界隔绝。
“在伦敦我没有一个亲近的人。有一些人，我尊敬他们，他们也尊敬我，可是没有一个亲近的人。一切来来去去的人，同我交往的人都在从事一种共同的利益，全人类的事业，至少是全民族的事业；我和他们的交谊可以说是没有私人感情的。——岁月过去了，没有谈过一句我想谈的话。
“……然而那个时候我刚刚在一连串可怕的事件、不幸和错误之后开始清醒，恢复元气。我最后几年的生活事迹越来越清楚地浮现在我的眼前，我怀着恐怖发现除我以外没有一个人知道它，真相会随着我的死亡而消灭。
“我决心写下来；可是一个回忆唤起了几百个别的回忆；一切旧的、半遗忘了的都复活了：少年时期的梦想，年轻人的希望，青年时期的大胆，监狱与流放——这些并不曾在心灵中留下半点痛苦的早年的不幸，像春雷一样一下子过去了，这一声霹雳使年轻的生命焕发青春而且更加坚强了。”
这一次我写作不是为了赢得时间——我用不着匆忙。
我开始写这部新作品的时候，完全不记得《一个年轻人的笔记》的存在了，有一天我在British Museum里翻阅俄国杂志，偶然看见了它们。我找人把它们抄下来，并且重读了一遍。它们激发起来的感情是奇怪的：我非常明显地看到在这十五年中间我竟然这么衰老了，这使我开始大为震惊。那个时候我还是以人生和幸福为儿戏，好像幸福就没有止境似的。《一个年轻人的笔记》的调子差异太大了，因此我不能从那里取用任何东西；它们属于青年时期，它们应当保存本来面目。它们的早晨的亮光不适宜于我的黄昏的工作。它们里面有许多真实，但也有许多玩世不恭；此外它们那里还留着海涅的明显的痕迹，我在维亚特卡曾经入迷地阅读海涅的作品。在《往事与随想》里面看得见生活的痕迹，此外就不会看到任何其他的痕迹。
我的写作进行得很慢……要使某一种往事经过沉淀变成明晰的思想——尽管它不能给人安慰，它是忧郁的，却为理智所谅解——这需要花许多时间。倘使做不到这一点，纵然会有真诚，却不可能有真实!
几次的尝试都没有成功，——我便把它们抛弃了。后来在今年夏天我向一个青年时期的朋友重读我最后的稿本，这个时候我才自己认出了熟悉的面目，我便停下来……我的作品完成了!
很可能我对它的评价过高，很可能这些刚刚显露出来的轮廓里只是为我一个人埋藏了许多东西；可能我读的时候理会到的比我写在纸上的多得多；这里叙述的事情唤起了我的一幕幕的梦景，它好像是难认的字，只有我才有开启它的钥匙。可能只有我一个人听见精灵怎样在字里行间跳动……可能是这样，但这部书并不因此就对我减少价值。对我来说，它多年来一直代替了人们和我失去的东西。如今到了我和它也得告别的时候了。
凡是属于个人的东西都会很快地消失，对于这种消逝只好顺从。这不是绝望，不是衰老，不是凄凉，也不是淡漠；这是白发的青春，恢复健康的一种形态，或者更恰当地说，就是恢复健康的过程。人只能用这个方法忍受某些创伤。
一个修道士，不管他的年纪多大，在他身上总是老年同青年合在一起。他用埋葬属于个人的一切这个办法恢复了青春。他从而感到了轻松，心胸开阔……有时过分开阔……的确，在毫无个性的共性、众多的历史事件和像浮云一样地飘浮在它们之上的未来的形象中间，人有时感到空虚，孤独。但这又怎样呢?人们想保存一切：要蔷薇，也要雪；他们希望在一串串熟了的葡萄旁边开放着5月的鲜花!修道士在苦闷的时刻靠着祈祷得到解脱。我们并不祈祷，我们从事写作，写作就是我们的祷告。也许，二者的结果是一样的，不过现在我们谈论的不是这个。
不错，在生活里有爱好重复的韵律、爱好反复的曲调的；谁不知道老年多么近似童年?仔细看看，就不难发现在生命全盛时期的两头，连同它那用鲜花编成的花冠和用荆棘做成的荆棘冠，连同它的摇篮和棺材，类似的时代常常重复，而主要点又是如此相像。青年时期还不曾有过的事物，它已经丧失了；青年时期毫无个人考虑所幻想的事物，也同样没有个人考虑地从乌云和霞辉里现出来更加光辉，更加宁静。
……当我想到我们两人现在快到五十岁，站在俄国自由语言的第一架印刷机前面，我觉得我们在麻雀山上少年时期的格留特里不是在三十三年前，而是至多——三年!
生活……许许多多生命、不同国家的人民、革命、极其亲爱的人们都在麻雀山和樱草山之间出现、变换、消失了；它们的痕迹几乎已经给事件的无情的旋风扫掉了。四周的一切全改变了：泰晤士河代替了莫斯科河在流动，身旁都是外国人……我们再也没有返回祖国的路了……只有两个孩子(一个十三岁，另一个十四岁)的梦想完整地保存了下来。
让《往事与随想》算清个人生活的账，而且作为个人生活的总目吧。剩下来的思想就用到事业上去；余下来的力量就投到斗争中去。
我们的同盟仍然如此……
我们又一次走上忧郁的路，
不倦地宣扬真理啊，——
由它去吧，让梦想和人们在我们身旁过去!
臧仲伦《往事与随想》
（代 跋）
译完《往事与随想》，完成了我此生的最大心愿，我已心力交瘁，再加上人已垂垂老矣，患有青光眼，视力较差，本来，我已不想再说什么和写什么了。但是，在交稿之前，我还想谈谈我翻译《往事与随想》的缘起、经过，以及巴金先生与我的相识和对我的提携。
1977年岁末，即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和粉碎“四人帮”以后的第二年，当时，我国知识界和社会上已经一扫“万马齐喑”的沉闷空气，有些话敢说了，有些事敢做了。我也心潮起伏，充满幻想，也许，终于可以做点事了。但是，政治上乃至社会上的成见和条条框框还在，门槛很多。我虽然从二十年的重压和凄苦下挣扎出来，稍稍舒了口气，但是仍旧没有感到“科学的春天”和“艺术的春天”即将到来。许多事还是老样，并不见松动。这一时期，我处在一种跃跃欲试而又彷徨和无所适从的境地：一方面有一种欲罢不能的执著追求，不甘蹉跎岁月，虚度此生；另一方面，我曾经说过一句遭到“革命群众”批判的话，“天生我材必有用”，但是怎样用和用到哪里去呢，又不得其门而入。
我是20世纪50年代，慕我国著名翻译家曹靖华先生之名，报考北京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系的，希望将来也同曹先生一样能成为一名文学翻译家。我在读研究生的时候，买到和读到了苏联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赫尔岑的长篇回忆录《往事与随想》。它是作者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历史实录。俄国的黑暗使我感到震惊，无数爱国志士前仆后继的斗争，使我感到钦佩。书中对活跃于19世纪历史舞台的正反两方面的人物，都作了深刻的描绘和耐人寻味的分析，不啻是一面时代的镜子。我在许多方面与作者产生了共鸣，他说出了许多我想说而不知道怎么说的话。我喜欢《往事与随想》，我想把它翻译出来。但在当时这是不可能的：一方面，因为我很快就被错划成“右派”，被剥夺了写作、翻译和出版的权利；另一方面，像我这样一个初出茅庐、刚开始学步的无名小卒，哪能叩开国家出版社的大门呢！
经过长达二十年的凄苦岁月，我已变得心如死灰，只想做个享有公民权的普通人，娶妻生子，了此余生。
但是，我的“右派”帽子摘了（1972年），“四人帮”被打倒了，政治气氛松动了，能稍许喘口气了，又使我萌生了一线希望，但这希望仍十分渺茫，甚至连画饼充饥也说不上。
就在这时候，我在报上看到巴金先生正在翻译《往事与随想》的报道。对巴金先生的这个工作我很感兴趣，对他的译文我也一直很喜欢，很欣赏，认为由巴金先生来翻译《往事与随想》，那是最好不过了。我等着巴老这一译作的问世。
当时，我住在北大筒子楼一间十四平方米的陋室里。晚上，挑灯夜读。我想借此学一点前辈翻译家的翻译技巧和翻译方法，就从北大图书馆借来了巴老在20世纪50年代翻译的《家庭的戏剧》，中俄对照，逐字逐句地仔细研读。《家庭的戏剧》是《往事与随想》第五卷的一部分。读时，我做了笔记，记下了许多精彩的译例，同时也发现了一些问题，有的似是误译，有的似乎欠妥。
发现这些疑问后，我倒无所适从起来：写信给巴老给他指出来，供他参考？巴老是我国著名的文学大师和文学翻译家，我不过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无名小卒。以巴金先生的庙堂之高，我实在无此胆量。同时，晚辈向前辈提意见，也似欠礼貌。为难之际，闲谈中，我与妻讲了。妻鼓励我说：“知无不言，试试看嘛，大不了碰个钉子。”我听了妻的话，写了一封言词恳切的信，目的只是供巴老在翻译全书、校订旧译时聊作参考。
信发出后（1978年3月初，因为我不知道巴老的住址，是请《文汇报》编辑部转交的），我心里一直在打鼓，深感自己没事找事，自讨没趣。
但是，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很快就收到了巴老的回信。一看到信封上俊美的笔迹“上海武康路金缄”，我的心就猛跳起来：一方面感到欣慰，巴老终于回信了，另一方面又不知道信里说些什么？打开信一看，我顿时感动得热泪盈眶。信中写道：
“仲伦同志：
“本月19日我回到上海，才读到您月初的来信。谢谢您的信，也谢谢您那些意见……”
巴老接着说，有些错误，他是“照英译本译的”，有些则是“我弄错了，不能怪英译者”。接着，巴老又诚恳地说：“我接受您的意见，将重译《家庭戏剧》时，一定参考您的意见修改译文。”
一位高踞于中国艺术殿堂的最高层、声名显赫、蜚声中外的文学大师，居然虚心接受一个解放后才上大学、当时甚至不够资格当一名大学助教的人（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当时，我不过是北大俄语系的一名小资料员，或曰教辅人员）提的一些极不成熟的意见，真是旷古未闻！唐皇纳谏，千古传为美谈，但魏征是朝廷重臣，时任谏议大夫。巴老，说句不恰当的比喻，就好比中国文坛的皇帝，而我不过是一名白丁，一介布衣，一个庶民。巴老居然能虚怀若谷，倾听我的意见，而且这些意见还不见得全对，——巴老的人品、文品，由此可见一斑。难道这不应传为千古美谈吗？！至少，也应当是一段值得载诸史册的文坛佳话吧。不是不才有什么了不起，而是巴老太伟大了。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足以说明这点的还有，这位蜚声中外的老作家，居然让我这个比他小二十七岁、当时尚无像样的译作问世的小资料员，替他校订他翻译的《往事与随想》这样一部皇皇巨著。
他在信中问我：
“此外，我还有一个请求，您愿意不愿意，有没有时间替我校一遍《往事与深思》的新译文……倘使您愿意校阅它，我就把底稿寄上。”（以上均见1978年3月25日巴金先生给我的信。）
对此，我很感动，内心很惶悚，同时也感到十分荣幸和幸福。我诚惶诚恐地接受了巴老交给我的这一光荣任务。我对巴老说：“我才疏学浅，不克当此重任，但我将勉为其难，将这一工作做好。”
我兢兢业业、夜以继日地对照原文，逐字逐句地校读巴老翻译的《往事与随想》（第一册，即原书的一、二两卷）。巴老看了我的校改，很满意。他给我写信道：
“您的意见很好。我这十几天在校改《往事……》，您的意见我已看到第六章，百分之九十我都采纳了。我觉得您不仅相当熟悉这部书，而且您的确是‘肯花时间，肯下工夫’。您的意见对我有大的帮助。”（见1978年7月30日巴金先生给我的信。）
类似的话，巴老在以后给我的信中，在《往事与随想》第一册后记中，以及在《巴金译文全集•第四卷代跋》中，又多次提到，并向我表示感谢。这使我备感羞愧和汗颜。我为巴老做了一点事，其实是不值得一提的小事，他就惟恐抹杀了别人的成绩、别人的“功劳”，因而利用各种机会，一再提到我，奖掖、提携之心溢于言表，——此恩，此德，我没齿难忘。
再说说我与巴老对《往事与随想》（《Былое и думы》）这一书名的推敲和酌定。
过去，有人把它译成《往事与回忆》，欠妥。巴老曾把它改译为《往事与沉思》、《往事与深思》、《往事与思想》……等等。我觉得，这样翻译也对也不对，但似与作者的本意不甚契合，似译成“随想”、“随感”、“杂感”更妥当些。我把我的这一想法告诉了巴老，巴老回信说：
“……书名决定改为《往事与随想》。感谢您提醒我。我一直不满意‘思考’、‘沉思’、‘深思’这类的译法。用‘随想’二字，适当得多。明明是随时的感想。”（见1978年9月2日巴金先生给我的信。）
巴老在《往事与随想•第一册后记（一）》中也提到此事。他说：“我最初把书名译作《往事与深思》，曾经用这译名发表过三四万字的‘选译’。现在我根据一位朋友的建议将‘深思’改译成‘随想’，这样可能更恰当些。”巴老在《巴金译文全集•第四卷代跋》中又说：“我和臧仲伦同志的友谊同样是建立在赫尔岑回忆录的基础上的……回忆录的书名《往事与沉思》，我便是根据他的建议改为《往事与随想》。从这里我得到启发，我为我晚年的主要著作《随想录》找到了名字。因为这些，我衷心感谢他。”
现在到处（包括《中国大百科全书》）都采用《往事与随想》这一译名，这里面也有我的一份微薄的贡献，我为此感到高兴、幸福，甚至比我有幸校阅巴老的译稿更高兴。巴老的译文是不朽的，这书名也是不朽的，我也随之分享到了一点小小的不朽。巴老在自己的文章中称我是他的朋友，真是愧煞我也，我哪有资格做巴老的朋友呢？他的朋友都是大作家、大诗人、大剧作家。我一直自称是巴老的学生，向他谦恭地执弟子之礼。如果我恬不知耻，硬着头皮接受“朋友”这个称号的话，那也至多只能算是（正如李小林称陈丹晨那样）巴老的“小朋友”，在陈丹晨先生之后忝居相知之列。
《随想录》是巴老晚年呕心沥血之作，是一部讲真话的大书，是巴老创作的又一高峰。可是这书名居然是受了我的“启发”（巴金语）。我哪怕一事无成，一本书也没有译过，也没有在北大教过书，仅此一点，我就足以含笑九泉了。
1978年9月1日，巴老校完《往事与随想》第一册全稿，交给了上海译文出版社。第二天，巴老写信给我，谈了许多事，其中还谈到：“第三、四卷（即《往事与随想》第二册——笔者）还是要请你校对……”（见1978年9月2日巴金先生给我的信。）
我怀着感激的心情接受了巴老的这一盛情邀请。
1979年10月，《往事与随想》（一）中译本问世。巴老亲笔题词，送给了我一本样书。此外，还给我写了一封信：“《往事》已出版，我想寄给您精装本，但等了两个多星期，听说精装本还未装出来，打算一两天内先寄上一册平装本，让您看看，补（精）装本以后补寄。”（见1980年2月27日巴金先生给我的信。）此外，巴老还让出版社付给我他的稿费的两成，作为校订费。我一再辞让，他坚持要给，后来还是给了。
1983年春，我趁到上海外国语学院开会之便，到上海华东医院看望了病中的巴老。我以前没有见过巴老，这是初次见面（也是唯一的一次），但我与巴老神交已久。巴老给我第一眼的印象是，岁月洗净的苍苍白发和一张清癯的、略显疲惫的脸，一副深色的眼镜架在鼻梁上。我原以为像巴金先生这样有身份的人，又住在上海顶级的高干医院，病房一定很宽敞，很舒适，可是，大谬不然，它很小，甚至略嫌逼仄，陈设也很简陋，毫无豪华之气。当时，病房里还有两个人，大概是来陪护或是来看望病人的，一位是巴老的弟弟，姓李，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工作，一位大概是巴老的女儿李小林。我与大家寒暄和问候巴老的病情后，就谈到《往事与随想》。巴老乡音未改，四川口音，我听不大懂，交谈时，就由巴老的弟弟李先生权充翻译。在谈话中，巴老提到福建师范学院的项星耀先生，也就是巴老在《往事》后记中提到的把他译好的四卷译稿寄给巴老作参考的那位先生。巴老说：“我写信给项星耀同志，‘不要因为我翻译《往事与随想》，您就不译了。您译您的，我译我的。如果您没有地方出版，我可以介绍您到四川去，我侄子在那里当社长（指出版社社长——笔者）。’但是他不同意，非要等我死了以后，他再接着译。”当时，这话我都没有听懂，巴老的弟弟李先生还用普通话给我重复了一遍。当年，巴老七十九岁，——我觉得，这样说有欠恭敬，也不礼貌，当即回答：“我相信，巴老有生之年一定能把这部大书译完。”直到1985年1月15日巴老在给我的信中还说：“《往事与随想》我早已答应项星耀同志，如我中途死去，就让他接着翻译下去。”
当时巴老似有足疾，正在用一种中草药熬制的汤剂泡脚。我就站在他身后，由他弟弟李先生拍了一张合影。这是我唯一的一次与巴老见面，也是我与巴老的唯一的合影。
随后，巴老又亲笔题词，送给我一本由香港三联书店刚出版的《随想录》第三集《真话集》。
1987年或者1988年，我在报上看到，巴老公开宣布：《往事与随想》，他“已经没有精力，也没有时间翻译下去了”。这时我才萌生重译或续译《往事与随想》的念头。我先与人民文学出版社主管外国文学编辑室的原副总编孙绳武（孙玮）先生谈及此事。他说，“您说晚了”，他曾与时任副总编的秦顺新先生到上海组稿，秦已接受项星耀的译稿。他问我有没有兴趣担任项稿的社外责编？我考虑后辞谢了。于是我就写信给巴老，征求巴老的意见，能不能由我接着翻译下去，以完成他的未竟之业？巴老回信道：
“项星耀同志的全译稿一次在人文出齐，对读者来说是件好事，他这样做是得到我同意的……我喜欢赫尔岑的回忆录，自己不译，就不应当妨碍别人翻译……您有兴趣，您可以译下去，也可以从头译起。您会译得很好。”（见1988年7月9日巴金先生给我的信。）
我遂与上海译文出版社联系。因为巴老译的《往事与随想》（一）是在“译文”出的，要续译就必须在那里出。我怕碰钉子，就请我的老师魏荒弩先生代为询问，还附去了巴老希望我把此书续译下去的信。“译文”的回信是由冯春写的。果不其然，我的建议遭到了拒绝。回信的大意是，巴老还健在，不便约请其他人继续翻译。我见此，只得作罢。
因为叩不开“译文”的大门，我只好放下《往事与随想》，而且一放就是十五年。在这十五年中，我专攻陀思妥耶夫斯基，几乎译了陀翁的全部长篇小说（除《少年》）。
2003年，南京译林出版社的责任编辑陈肇芬同志来信，请我介绍几本值得翻译的俄文著作。当时正值全国筹备庆贺巴老一百岁华诞，国内掀起了一股巴金热。我也陡地想起我长达十五年的未了心愿，以及我与巴老相识、相知和愉快合作的前前后后。我向陈肇芬同志推荐了《往事与随想》，并附上巴老给我的信，说明巴老处将由我负责联系。“译林”总编章祖德同志立刻同意了。我写信给巴老与巴老的女儿李小林同志，说明了我的打算，并表示我愿意在巴老已经翻译出版的《往事》一、二卷之后继续翻译，把全书译完。很快，李小林同志就给我回了电话，表示首肯，并说：“我爸爸还留着给您的信，我查到了。他本来就希望你们继续译下去。”
巴老在1978年3月27日给我的信中说：“我翻译这部书，也感到吃力，是边译边学习，翻译也是为了学习。”巴老尚且如此虚怀若谷，后学如我，能不颤栗觳觫，诚惶诚恐，把我一生最后一件大事做好，以慰先生在天之灵乎！本来我想多花些时间，勤以补拙，一字一句，慢慢推敲，精雕细琢，但是出版社频频催稿，有些地方来不及细细琢磨，再加我已年逾古稀，患有青光眼，视力不好，在翻译过程中，难免有误读、疏漏和粗糙之处。为此，我愧对巴老，也请热爱巴老、喜欢赫尔岑回忆录的广大读者见谅。
最后，在结束这篇《代跋》之前，我还要衷心感谢三个人。
第一位是我的爱妻胡明霞。她是我整个翻译生涯中的重要顾问和左右手。给巴金先生写信，是她鼓励和极力促成的。我在翻译《往事》时，她为我做了大量辅助性工作。所谓贤内助，不仅在生活上，主要是在事业上。家有仙妻，此之谓乎？一笑。第二位是译林出版社的资深编辑陈肇芬同志。她是我在译林出版的所有书的责编。她知识渊博，文学素养高，中俄文修养都极好。十余年来，她认真、负责、细致地审读我的每一句译文，以至校定每一个标点符号。劳苦功高，对我有大的帮助。第三位是我的同事和朋友彭甄博士。他为本书写了很好的译序。他高屋建瓴，谈古论今，博采众说，对赫尔岑的哲学和社会政治思想，对他的文学观和美学观，以及对《往事与随想》本身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艺术建构和文体特色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综合和评述。为喜爱本书的广大读者登堂入室做了很好的铺垫与向导。
臧仲伦 2006年11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