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制度创新过程的经济改革(中国改革30年研究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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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 姚洋
基本信息·出版社：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页码：263 页
·出版日期：2008年
·ISBN：9787543215368
·条形码：9787543215368
·包装版本：1版
·装帧：平装
·开本：16
·正文语种：中文
·丛书名：中国改革30年研究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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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作为制度创新过程的经济改革》从制度创新入手介绍“中国奇迹”中的重要内容——制度变迁，即从国有制为基础的中央计划经济转变为基于多元产权制度的市场经济体制。然而，回到80年代，世界上有几个经济学家会料到中国改革能够有这些成就？谁又料到，中国共产党在保持执政稳定的前提下，成功地实现了国家经济体制的自我“革命”？诸多学者把中国改革的成功归功于“渐进主义”的改革战略；但是前苏东各国的改革也采用了渐进主义，都无一例外的失败了。为什么渐进改革之路，在别处失败，而独在中国成功了？这也许是政治经济学的世纪之谜，等待着你来破解。
作者简介姚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副院长，《经济学季刊》主编。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经济发展、制度转型和社会公正。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数十篇，主要著作有《制度与效率——与诺斯对话》、《自由、公正和制度变迁》、《土地、制度和农业发展》等。
目录
1 导言／1
1．1 背景／1
1．2 关键要素／6
1．3 模型／10
1．4 应用／12
1．5 本书章节安排／14
2 分权／16
2．1 计划时期的分权／16
2．2 改革初期的分权／22
2．3 作为改革制度基础的分权／27
2．4 结束语／37
3 泛利性政府／39
3．1 泛利性组织／39
3．2 泛利性政府／43
3．3 改革时期的中国政府／48
3．4 中国政府成为泛利性政府的原因／51
3．5 泛利性政府与经济增长：东亚模式／55
3．6 泛利性政府与经济改革／58
3．7 结束语／62
4 作为意识形态突变的制度变迁／63
4．1 目的性和制度选择／64
4．2 意识形态和制度／69
4．3 实践的务实主义和制度变迁／73
4．4 通向市场的泥泞之路／77
4．5 结束语／82
5 中国经济改革：一个理论模型／84
5．1 模型的文字描述／85
5．2 正式模型／92
5．3 模型与现有文献之间的联系／100
5．4 结束语／104
6 制度互补和渐进改革／106
6．1 策略互补及其拓展／106
6．2 制度的多重均衡及其效率／110
6．3 制度互补和中国渐进式改革／115
6．4 结束语／119
7 农村改革：帕累托改进和制度变迁／121
7．1 农村改革的历史根源／122
7．2 基层创新和中央意识形态演变的互相作用／128
7．3 农村改革和农村的其他变革／133
7．4 后改革时代：一条开放的道路／140
7．5 结束语／146
8 企业改革／148
8．1 企业改革的简要回顾／149
8．2 改制和企业绩效／155
8．3 改制和就业／161
8．4 国有资产／167
8．5 结束语／170
9 价格改革／172
9．1 价格“双轨制”的历史回顾／172
9．2 价格“双轨制”的效率／177
9．3 价格“双轨制”的成就／181
9．4 价格“双轨制”的成因和成功因素／186
9．5 结束语／190
10 对外开放及其影响／191
10．1 经济特区／192
10．2 出口导向战略／196
10．3 人世及其影响／200
10．4 出口和国内技术升级／205
10．5 开放和地区差距／213
10．6 结束语／217
11 金融改革／219
11．1 计划经济的遗产／219
11．2 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改革与发展／222
11．3 没有解决的问题／225
11．4 金融管制下的经济增长／228
11．5 汇率制度改革：渐进主义的例证／232
11．6 结束语／237
12 结语／238
12．1 我们在哪里，要到哪里去／239
12．2 一个范式的转变／243
12．3 给其他国家的经验／247
参考文献／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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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3．2．1政治基础
一个政府关心其政治基础问题，是因为它的存在没有得到它所属社会的法律程序或习俗的认可。军事力量可以让一个组织获得权力，但却无法给它政治基础；民众可能在表面上变得顺服，但在心里抵制军事统治。在一个民主社会里，执政党从民主程序中获得政治基础，这些程序是全体公民同意并用来选举官员的；也就是说，政府的政治基础问题预先已经解决了。政党可以仍然是泛利的，但不是因为对政治基础的关心，而是从更多的选民那里获得选票。正因为此，在一个选民的内在能力较低或信息很容易被操纵的社会里，政党给社会提供表现的动机可能下降。相反，在一个政治和社会制度没有给统治者提供一个预设的程序去获得政治基础的社会里，对政治基础的关心反倒可能促使统治者给社会提供表现。
中国每个朝代的开国皇帝便是一个例子。若从皇帝所代表的人数来看，他自然不具有相对于社会的泛利性。一位新皇帝总是经由暴力推翻前一朝代的末代皇帝，进而登基的，然而，传统的儒家思想往往认为这是篡权夺位，是不道德的。也就是说，一个新朝代的政治基础在初期常常是被质疑的。为了获取政治基础，开国皇帝以及或许随后的几位皇帝，都会努力为社会提供一些切实的利益，以获取精英阶层和普通百姓的认可。如此一来，这些皇帝拥有了相对于社会的泛利性，这也许能够解释为何最初几位皇帝在位的时候总是一个朝代的鼎盛时期。当政治基础问题解决之后，皇帝的思想就会变得日益狭隘，耽溺于铺张和酒色之中，王朝逐渐衰落，最终在一场大动荡之中被另一个新朝代所取代。
上述故事当然不意味着一个集权政府会因为寻找政治基础而自动变成泛利性的——毕竟，世界上存在许多失败的威权国家。要使一个集权政府成为一个泛利性政府，一个社会还必须具备其他条件。这里想强调的是，不同的政治基础来源可能导致政府的不同表现。一个民主政府的政治基础是基于程序产生的，我们称之为“基于程序的政治基础”；一个集权政府不是经由一个预设的程序产生的，因此必须从表现——它能给民众带来的实际收益——获得政治基础，我们称这样的政治基础为“基于表现的政治基础”。在发展中国家中，一个观察是，很多实行民主的国家没有实现经济增长，而一些威权国家却实现了高速经济增长。这是摆在社会科学家面前的一个需要解释的难题。
3．2．2政治和经济联盟
让我们以张宇燕和高程（2005）就近代中国的衰落和英国的同时崛起所提供的一个有趣解释为例开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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