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商部研究（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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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王奎著
出 版 社： 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8-6-1字数： 272000版次： 1页数： 371印刷时间： 2008/06/01开本： 大32开印次： 1纸张： 胶版纸I S B N ： 9787010069906包装： 平装编辑推荐
清末新政时期，清政府在国内外形势的迫使下，为了适应新的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更是为了挽救危亡，摆脱危机，逐渐实施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如从“重农抑商”的传统政策置身“振兴实业”，“发展工商业”的现实需求上来。
内容简介
本书本着“以史实说话”的原则，从中国传统文化和政治、经济体制的传承入手，探讨了商部创设的历史环境和背景，商部的内部机构、官制、人事、规章制度、经费、政策、职掌、权限运作，以及商部、农工商部与社会经济的变迁问题。
作者简介
王奎，1968年12月生，湖北随州人。汉族。2004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获历史学硕士学位；2007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获历史学士学位。现任教于湖北襄樊学院。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中国近代政治制度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今年来，先后发表有关中国近代史方面的学术论文20余篇，合著二部。
目录
绪论
一
二
三
第一章 商部创设的历史背景
第一节 晚清社会经济的失序与制度失范
一、传统经济政策和社会经济结构
二、传统经济管理体制
三、晚清社会经济新变化
第二节 新思潮的激荡和观念转型
一、传统经济思想及其嬗变
二、重商思潮与变革的兴起
三、清政府的应对举措
第二章 商部的组织机构与运作
第一节 商部的组织机构和职掌
一、中央机构及职掌
二、直辖机构及职掌
三、地方机构
第二节 商部的官制与人事
一、中央官制与官员
二、业务机构的官制及其人员构成
第三节 商部的职权运作与局限性
一、由商部而商务局而商会
二、从商部到督抚
三、从商部到驻外使臣到商务随员
四、职权运作的局限性
第三章 商部改组为农工商部
第一节 商部改组的背景和原因
一、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
二、职掌矛盾与权力之争的人为结果
三、中央官制改革的政治诉求
第二节 商部改组的过程
一、工部与商部的合并
二、邮传部的新设与农工商部职掌的厘定
第三节 机构变革中的进步与困境
一、制度变革的进步性
二、机构改革的困境
第四章 商部、农工商部与清末工商业经济的近代变迁
第一节 近代经济政策的制定及其实施
一、基本经济法规的建构
二、创业奖赏制度的确立
三、路矿政策的厘定及其实施
第二节 近代经济管理手段和方式的应用
一、推行专利制度和商标注册保护制度
二、对公司和工艺局厂的倡导及规范管理
三、重视市场调查，建立商务考察制度
四、加强对商业纠纷的仲裁，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
第三节 发展近代工商业经济的其他措施
一、整治厘局关卡，畅通商品流通渠道
二、运用减免税厘等保护手段，扶持民族企业
三、注重实业教育，支持博览事业
四、重视并保护华侨
第五章 商部、农工商部与清末农业的振兴与改良
第一节 农业组织网络的建构
一、农会组织创设的准备
二、农会组织的创设与发展
三、农会组织的系统建设
四、农会组织的社会功能及其实现
第二节 农事教育的倡办与兴起
一、农事教育兴起的背景
二、农业学堂的建立与发展
第三节 农事试验场的创办及其近代影响
一、农事试验场的创办与建设
二、农事试验场与品种改良和新技术推广运用
三、农事试验场与近代农业科技的推广和普及
结语 对商部、农工商部制度安排之整体观照
一、商部、农工商部在清末社会经济变迁中的角色
二、传统体制的桎梏
征引史料及参考文献
后记
书摘插图
第一章商部创设的历史背景
第一节 晚清社会经济的失序与制度失范
一、传统经济政策和社会经济结构
自秦汉以降，中国就以农立国，经济政策的重心在于农业。男耕女织式的小农经济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占据着绝对的统治地位。历代王朝政权也都奉行着“重农抑商”的基本国策，其做法不外乎轻摇、薄赋、抚恤、赈济以及兴水利、治沟渠、防河患等事项。政府理财“则崇本而抑末，务节流而不急开源，戒进取，敦止足，要在使民无冻饿而有以剂丰歉，供租税而已”。①传统儒家思想的熏陶，历来统治者都以言商为耻，崇尚重义而轻利、重本而抑末，传统的义利观将社会职业按尊卑贵贱分为“士农工商”的序列，“农”居有非常高的地位。
清朝建立以后，因袭了传统的重本抑末的经济政策，所谓“崇本抑末载诸会典，著为常经，由来已久”。②屡次皇皇谕令，无不致力于奖励稼穑。如康熙于十九年（1680年）四月谕示礼部：“农务为国家之本，粮食乃兆姓所资”。①二十三年（1684年）又谕旨户部：“民为邦本，必年谷顺成，家给人足，乃惬朕抚育群生之意”。二十九年（1690年）又谕户部：“阜民之道，端在重农”。“国家要务，莫如贵粟重农”。②雍正临朝后，多次反复强调农业的重要性，如雍正二年（1724年）二月谕旨各直省督抚：“朕自临御以来，无刻不仅念民依，重农务本，已三令五申矣”。“四民以士为首，农次之，工商其下矣……农民勤劳作苦，手胼足胝，养父母，育妻子，其敦庞淳朴之行，岂为工商不逮，亦非不肖士人所能及”。③雍正五年（1727年）五月，雍正皇帝在一次与朝臣的谈话中再次说道：“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为末也。今欲于器用服玩之物，争尚华巧，必将多用于工匠。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田亩之中即少一耕稼之人，且愚民见工匠之利，多于利田，必群趋而为工，群趋为工，则物之制造者必多，物多则售卖不易，必至壅滞而价贱。是逐末之人多，不但有害于农，而并有害于工也。小民舍轻利而逐重利，故逐末易而务本难。苟遽然绳之于法，必非其情之所愿，惟在平日留心劝导，使民知本业之为贵，崇尚朴实不为华巧，如此日积月累，遂成风俗，虽不必使为工者尽归于农，然可免为农者相率而趋于工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