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学教育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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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徐显明主编
出 版 社：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6-12-1字数：版次： 1页数： 485印刷时间：开本： 16开印次：纸张：I S B N ： 9787562030041包装： 平装编辑推荐
“该书稿优点很多，可以说是对中国法学教育的科学总结，其中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理念和观点．无疑对中国法学教育的发展有重大促进作用。因此，该项研究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
——李龙（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
“是一部法学教育的百科全书，很有价值。”
——顾明远（中国教育学会会长、北京师范大学教
授、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管理学院院长）
“总之，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开拓性工作。这也是我们当年想做的一项工作，在此基础上，曾打算配套发布法律职业与法学教育的行业发展政策白皮书，为各地发展提供指导和建议。”
——霍宪丹（司法部司法鉴定局局长、原法学教育司副司长）
“这可能是目前国内第一本有关法学教育的系统研究报告，因此值得肯定和赞赏。”
——劳凯声（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教育学会教育政策与法律
专业委员会理事长、教育部政策研究与法制建设司咨询专家）
“总体印象，该报告宏篇叙事，内容全面，资料丰富，专业性强，你们为此花费了不少心血，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研究工作，我谨向课题组的全体同仁表示谢意。”
——陈彬（西南政法大学校长、教授）
内容简介
胡锦涛同志曾经深刻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法治是和谐社会的本质特征和首要目标，是化解社会矛盾的最佳途径和最终手段，是当今世界各国的政治家、法学家、法官、检察官、律师以及所有法律职业者的共同追求。
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迫切需要增强、提高全体公民的法律观念和法律意识，迫切需要培养、造就大批立场坚定、知识丰富、业务娴熟的法律人才。法律人才应当具备的各种条件中，最基本的一条就是必要的法学素养，法律因此也规定了担任法官、检察官、律师的严格条件。一个合格的法律职 浏览更多内容。
目录
出版说明
序
导言
第一篇 中国法学教育回溯
第一章概述
第二章新中国法学教育历史发展（一）
一、形成初创阶段（1949—1956年）
（一）以苏联为范本建立新中国的高等法学教育
（二）政法院系调整
（三）法学成人教育、职业培训的发展
（四）形成初创阶段的成就与问题
二、停滞挫折阶段（1957—1976年）
（一）曲折动荡时期（1957—1965年）
（二）摧残破坏时期（1966—1976年）
三、恢复发展阶段（1977—1991年）
（一）恢复重建时期（1977—1983年）
（二）调整发展时期（1984—1991年）
四、小结
第三章新中国法学教育历史发展（二）
一、改革发展阶段（1992-2005年）
（一）在法学教育培养目标方面的改革与发展
（二）在协调办学规模与教育质量方面的改革与发展
（三）在调整法学教育的层次结构方面的改革与发展
（四）招生、分配体制的改革与发展
（五）高校管理体制方面的改革与发展
（六）专业设置方面的改革与发展
（七）师资方面的改革与发展
（八）课程设置与教材方面的改革与发展
（九）科研方面的改革与发展
（十）对外交流与合作方面的改革与发展
二、小结
第二篇 中国法学教育体制
第一章概述
第二章中国法学教育培养模式
一、建国初期：苏联模式
（一）教育指导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二）教育培养目标：培养无产阶级的政法干部，强调政治素质而非职业素养
（三）教育培养方式：组建专门的法律院校，进行统一管理
（四）教育内容：以法令和政策为主
二、改革开放初期：大陆法系模式
（一）教育培养目标：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专业人才
（二）教育培养方式：多种形式、多种层次不拘一格地培养人才
（三）教育内容：强调教育与科研并重
（四）教育方法：强调教师的主导性
三、20世纪90年代以后：混合模式
（一）教育培养目标：双重性、二者兼顾
（二）教育培养方式：多层次、多形式
（三）师资建设：队伍壮大，仍显不足
（四）专业课程设置：有重有轻、覆盖全面
（五）教材建设：规范统一
（六）教育内容：以现行国内法为主
（七）教育培养模式：中外融合、多样化发展
四、小结
第三章 中国法学教育运行机制
一、法学教育主体之间的关系及其运行方式
（一）法学教育主体之间的关系
（二）法学教育的运行方式
二、法学教育运行机制目标体系的构建
（一）建立法学教育运行机制的依据
（二）法学教育运行机制的目标体系
三、法学教育的经费投入
（一）法学教育投资体制的历史回顾
……
第三篇中国法学教育机构及其教育活动
第四篇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
参考文献
后记
书摘插图
第一篇 中国法学教育回溯
第一章概述
中国的法学教育史就如中国的历史一样源远流长。早在三千多年前的西周时期就有了中国早期的法学教育，中国古代官方与民问双轨并行的法学教育体制，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但董仲舒“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法律逐渐沦为礼治的辅助手段，中国法学教育也就无法成为一种独立的、职业化的教育，而只是对官吏这一特定职业的人进行的政务培训，是一种个别教育。
中国正规的、职业化的近代法学教育是清末民初随着“西学东渐”而出现的。1895年开办的天津中西学堂首次开设法科，可视为中国近代最早的法学教育机构。1905年清政府又创办了直隶法政学堂，并在同年的《奏定大学堂章程》中将法律学列为10种专门学科之一。1905年9月，清政府正式宣布停止科举，广兴学堂，并准予私立学堂专习法政。自此中国便开始了有组织的法律教育活动，使法学成为近代教育的一个门类，也出现了一批像沈家本、伍廷芳、燕树棠、孙晓楼、丘汉平、盛振为等法学家和法律教育家。然而，由于中国缺乏法治传统文化，并且长期受内忧外患所累，现代法学教育在中国始终没有很好地发展起来。
新中国成立，翻开了中国法学教育的新篇章。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法学教育走过了曲折的道路，建国初期取得的成果几乎由于接下来的近20年的破坏而消失殆尽，但令人欣慰的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法学教育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兴旺景象。尤其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和党的十四大的召开，给法学教育的发展带来新的契机，我国的法学教育不断总结经验、改革调整，逐渐摆脱“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束缚，向独立性、科学性发展。据此，新中国法学教育的发展大体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即形成初创阶段（1949—1956），停滞挫折阶段（1957—1976），恢复发展阶段（1977—1991）及改革发展阶段（1992—2005）。由于篇幅原因，本篇中将这四个阶段分为两章来梳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