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生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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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聂华苓著
出 版 社：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时间： 2008-6-1字数： 420000版次： 1页数： 557印刷时间： 2008/06/01开本： 16开印次： 1纸张： 胶版纸I S B N ： 9787108027153包装： 平装编辑推荐
全书以旧作《三生三世》为底本，增加大幅内容，编排也全面改动，并收录280多张珍贵的人物照片，每张照片均配有详细注解，更全面更生动地展现了聂华苓女士“仿佛活了三辈子”的传奇经历。
聂华苓传奇人生真挚自述，描绘了一个大时代的记忆，铭刻了沧桑巨变后的思索，记录了世界文学家的交流。
内容简介
华裔女作家聂华苓，以其在国内求学，台湾写作却遭政治迫害，最后在美主持作家工作坊的经历，讲述了自己丰富传奇的人生经历和思路历程；尤其是在爱荷华作家工作坊期间，对一大批重要作家思想和交流的记录，生动深刻、富有情趣。
作者简介
聂华苓，1925年出生于湖北。1949年去台湾，开始发表作品。1964年赴美定居，后于著名诗人共同创办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让中国人永远记住了爱荷华这个充满诗意的名字，在这里海峡两岸的作家实现了首次面对面交流思想，世界各地的许多作家也都在此度过了他们用生难忘的时光。
已出版几种文字共二十三本书，包括《失去的金铃子》、《桑青与桃红》、《千山外，水长流》、《沈从文评传》等。《桑青与桃红》以多种翻译文字出版，并获“美国书卷奖”。
目录
序
第一部故园（1925-1949）
（一）大江东流去
再生缘
母亲的自白
坐马车，去看戏
爷爷的鸦片烟
真君
我的戏园子
乾三连，坤六断
魂兮归来
一对红帽子
离别家园
【外一章】
四十年后——姐弟返乡
（二）流浪，逃亡
松花江上
也是微云
在太行山上
嘉陵江上
黄河之恋
长城谣
玉门出塞
围城
走向真空地带
【外一章】
五十年后话当年——寻找谈凤英
第二部绿岛小夜曲（1949—1964）
雷青天
1960年9月4日
雷震与胡适
母与子
爱情，鲜花，梦想的庄园——殷海光
谁骗了我的母亲？
【外二章】
再见雷震，1974
旧时路，别样心情，1988
第三部红楼情事（1964—1991）
（一）执子之手
偶然，1963
小笺
从玉米田来的人——安格尔（Paul Engle）
结婚戒指呢？
我俩和女儿们
我家的彩虹
（二）那条小船
1.大江依然东流去
又饮长江水，1978
寻找艾青，1978
林中，炉边，黄昏后/丁玲，1981
压不扁的玫瑰/杨逵，1982
踽踽独行/陈映真，1983
母女同在爱荷华/茹志鹃和王安亿，1983
郭衣洞和柏杨，1984
乡下人沈从文，1984
【外一章】
秋郎梁实秋
2.流放吟——20世纪
樱桃撒了一地（罗马尼亚，1972）
我的表骗我（伊朗，1969）
我在奥斯维辛集中营（波兰，1972）
墙里墙外（西德，1972）
而我没有鞋子（匈牙利，1974）
橡皮擦和天堂（博茨瓦纳，1977）
我没带机关枪（巴勒斯坦，1978）
黑色，黑色，最美丽的颜色（波兰，1981）
湖中的姑娘（以色列，1985）
亲爱的爸爸妈妈（南斯拉夫，1988）——三百个孩子最后的呼唤
命定的捷克人哈维尔（Vaclav Havel，1988）
游子心（罗马尼亚，1988）
【外一章】
追求流放的诗人——吉增刚造
（三）红楼即景
忆别
当我死的时候——1991，待续
跋
附录
聂华苓作品及其他
中文作家——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和“作家工作坊”
书摘插图
雷青天
这绿岛像一只船
在月夜里摇呀摇
情郎呦你也在我的心海里漂呀漂
让我的歌声随那微风
吹开了你的窗帘
让我的衷情随那流水
不断地向你倾诉
椰子树的长影
掩不住我的情意
明媚的月光更照亮了我的心
这绿岛的夜已经这样沉静
情郎呦你为什么还是默默无语
紫薇唱的绿岛小夜曲,柔情动人。那歌声在20世纪50年代传遍台湾。80年代，从我两位好朋友陈映真和柏杨那儿，才知道唱得那么美丽的绿岛，就是火烧岛。两位作家都在1968年被捕，都在绿岛囚禁多年。
1948年秋天，我在南京的中央大学毕业后，去了北平，结了婚。1949年春又从北平围城出来，左兜右转，到了武汉，立刻拖着母亲弟妹一大家子，经广州6月到了台湾。到达台北那天，碰上台风。狂风呼天抢地哀嚎，薄板房子震得咯吱响，随时要裂开的样子。台风呼啸过去之后，嗒嗒的木屐就在街上响起来了。
那木屐声带我回到儿时的汉口日租界。
1929年，控制武汉的桂系被中央瓦解。父亲带着一家老小逃亡到汉口日租界。父亲有时突然不见了，又突然回家了，好像捉迷藏，躲得不耐烦了，自己就钻出来了。一天晚上，我一觉醒来，只见浑黄的小灯，黑洞洞的窗子。我大叫姆妈。她踮着脚跑进房来，一面摇手，指指屋顶，弯身在我耳边小声说：有人。我点点头，没有作声，只知道那楼顶上的人不是好人。母亲又低声说：我出去找你爹。我又点点头，破天荒的乖巧，让母亲出去了。我躺在床上，吓得一动也不敢动，只是想着屋顶上的人挂着刺刀，提着盒子炮，两眼四边扫射，眼光在黑暗中格外凶狠锐利。爹回不来了，妈也回不来了。原来那晚父亲躲在一个日本护士家阁楼里。我初尝恐惧滋味。
但是，战乱流浪岁月已经过去了。台风已经过去了。
这绿岛像一只船在月夜里摇呀摇。
我正在找工作养家，听说有个什么《自由中国》杂志要出版了，胡适是发行人。我在中学、大学就喜欢写文章，在南京用笔名发表过几篇文章。编辑李中直是南京时代的朋友，知道我和文字的这点儿缘分，仿佛灵机一动，告诉我《自由中国》主持人雷震正在找个管文稿的人。
他带我去见雷震。他在书房写稿。我初出茅庐，怯生生走进他书房。他抬头看了我一眼，啊了一声，点点头说：好吧，你明天来吧。
我就那样子参加了《自由中国》。
《自由中国》开始的头两年在台北金山街，也就是雷家。进了大门，在玄关脱了鞋，右边一间小房，就是《自由中国》办公室。一个编辑，一个经理，一个会计，我们一共四个人，挤在一间六个榻榻米的小房间里。雷先生在他书房工作，偶尔来我们办公室，魁梧的个头在那矮小的榻榻米房间里显得特别高大。他很少和我说话。我工作不久，李中直告诉我，雷先生要为我介绍一个男朋友，对他说：那个女孩子还不错。我大笑说：你告诉雷先生，那个女孩子马上要做妈妈了。半个世纪过去了，至今我也不知道当年雷先生要为我介绍的男朋友是谁。
我参加《自由中国》不久，就开始用本名写散文和短篇小说。一天，雷先生一进屋就说：我看到你文章了，你做我们文艺编辑吧。又过了一阵子，他说：你写得不错，参加我们编辑委员会吧。
那时台湾文坛几乎是清一色的反共八股，很难读到反共框框以外的纯文学作品。有些以反共作品出名的人把持台湾文坛。《自由中国》决不要反共八股。例如郭衣洞的第一篇讽刺小说《幸运的石头》，就是在《自由中国》登出来的，他以柏杨火辣辣的杂文出名是多年以后的事。有心人评50年代的台湾为文化沙漠，写作的人一下子和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文学传统切断了，新的一代还在摸索。有时收到清新可喜的作品，我和作者一再通信讨论，一同将稿子修改润饰登出。后来几位台湾出名的作家就是那样子当初在《自由中国》发表作品。当年有名的作家，如梁实秋的《雅舍小品》所有的文章，吴鲁芹的《鸡尾酒会》所有的文章，朱西宁的《铁浆》，陈之藩的《旅美小简》，林海音的《城南旧事》等等，都是在《自由中国》发表的。《自由中国》文艺版自成一格。我在台湾文坛上是很孤立的。
《自由中国》创办时的发行人是胡适，他那时还住在美国。雷震是《自由中国》实际主持人，编辑委员有十人左右，有学者，如北大教授毛子水和张佛泉；有国民党官员，如教育部长杭立武，台湾银行总经理瞿荆州；也有思想清明的文人，如戴杜衡，夏道平；也有血气方刚有理想的知识分子，如殷海光。宋文明是后来参加的，那时《自由中国》已逐渐孤立了。
雷震1917年就加入了国民党，担任过国民党政府中许多重要职位，曾任国民参政会副秘书长，政治协商会议秘书长，制宪国大代表兼副秘书长，离开大陆前是国民参政会副秘书长，1949年到台湾后，被蒋介石聘为国策顾问。
我在南京就见过杭立武。1948年刚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一位父执辈介绍我去见他，他当时是教育部副部长。你要找工作吗？他问我。我回答：是的。你可以教什么呢？他又问。我说：我不要教书。他笑了：那你要什么样的工作呢？我的回答很简单：不知道。他摇摇头，无可奈何笑笑。在台湾第一次见到杭先生，是在《自由中国》编辑委员会上。他一眼就认出我，笑着说：我们早认识了。《自由中国》创刊时，教育部长杭立武，由教育部按月贴补经费，后来他出任泰国大使，贴补经费才停止。
《自由中国》创办时就是这么一个奇怪的组合，是界乎国民党的开明人士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间的一个刊物。这样一个组合所代表的意义，就是支持并督促国民党政府走向进步，逐步改革，建立自由民主的社会，《自由中国》对于自由民主的改革主张，也应该是国民党政府所能容忍的，与现实权力应该不会有严重的冲突。
我加入《自由中国》不久，全家就搬到松江路。那时雷先生在台湾政府中还有支持他的朋友，他向台湾省政府要来一栋房子，作为《自由中国》宿舍。我们和殷海光住在一起。他还没结婚，在我家搭伙，饭后常和我们谈到深夜，和我家三代（母亲，女儿以及我）近如家人。他那时就有胃病，一颗一颗饭粒，有一下没一下喂进嘴里，仿佛嚼蜡。他的谈话总是很有趣。他那时就气冲冲地说：雷震！无论在基本的思想形态、行为模式和待人接物的习惯上，他和老牌国民党没有根本上的差别！
我是编辑委员会里最年轻、也是唯一的女性，旁听编辑会议上保守派和开明派的辩论以及他们清明的思维方式，是我的乐趣，不知不觉影响了我的一生。我在《自由中国》十一年（1949—1960），如鱼得水，我的个性受到尊重，我的创作兴趣得以发挥，最重要的是，我在雷震、殷海光、夏道平、戴杜衡、宋文明那些人身上看到的，是为人的嶙峋风骨，和做人的尊严。半个世纪以后，我在这爱荷华河上寂静的鹿园，写下这篇回忆，心中充满了感激。
我到台湾最初几年很不快活。我开始写作，身兼两份工作，也做点翻译赚稿费养家。我家庭负担很重。我的大弟、母亲年轻守寡望他成龙的那个弟弟汉仲，1951年3月空军例行飞行失事，年仅二十五岁。我和正路水火不容的性格在现实中凸显出来了，不和，也不能分，只有那么拖下去了。《自由中国》办公室，气压低得叫人透不过气。雷先生的旧部属刘子英只是个会计，但他摆出一副主子面孔，作威作福，什么事都管。工作人员只有四五个人，每天还得在一个本子上签到。有一天，我迟到了半小时，刘子英就在我名字上打了个问号。我们全讨厌他，叫他奴才。一间办公室不够用了，我搬到院子角上一间小屋里，很高兴有自己的小天地了。后来雷先生安排刘子英到中日文化经济协会去了。皆大欢喜。
雷先生对以前在大陆跟他工作的人都很照顾。刘子英在1950年从大陆到香港，雷先生保证他台湾入境，并接济旅费，安插他在《自由中国》担任会计工作。据刘子英自己所说：我到达台北第一天，自然先到金山街谒见雷先生和其夫人宋英女士，先生夫妇仍是往日那样和蔼慈祥，对我在南京的遭遇垂询备至，也问到留在南京的同仁生活情形，乃就所知一一陈述，并将去看傅学文事讲了出来，因她也算是国民参政会的一分子。先生听了并不在意，且问及她在做什么和邵力子的近况，我也据实以告。
第一任编辑李中直在《自由中国》创刊不久就去了香港，由黄中继任。他是我中央大学同学，高我一年，自称学长。他那个人就和他走路一样，一阵轻风撩来，潇洒自在。他为人谦和宽容，很有亲和力，是排纷解难的那种人，是老中少都喜欢的那种人。他是水，雷先生是火。火要烧起来了，悠悠细水洒来，火就平息了。但他也不是息事宁人，他另有途径，转弯抹角达到目的。他对有问题的文章，细心琢磨，提出稳健的意见，雷先生微笑着同意。他工作八年期间，《自由中国》已在言论上闯了几次大祸了。社论多由殷海光、夏道平、戴杜衡执笔。殷海光锋利，夏道平和戴杜衡稳练。《自由中国》的社论，若是殷海光写的，雷先生看过之后，夏道平和戴杜衡字斟句酌。后来宋文明也加入《自由中国》编辑委员，他也有缓冲的作用。他们将殷海光才气纵横文章里的利刃尖刺，该拔的拔，该磨的磨，字里行间仍有直言敢谏的气魄。
马之1949年在大陆搭船去广州，船过基隆装卸货物，他乘机到台北拜访老师王聿修教授，王教授愿保他入境，并解决食宿问题，他就留下了。后来不知何故，被保安司令部抓了起来，王教授保释无效，古道热肠的雷先生出面，才保释他出狱，那时的雷先生还和当时的权势有很好的关系。马之，东北人，一个漂亮小生，为人圆和，办事周到，逗人喜欢，雷先生聘他为《自由中国》经理。那就是天真宽厚的雷震，没想到什么“包庇匪谍”之类的事。当然，马之绝不是“匪谍”，但他已在保安司令部记录在案了。马之对政治毫没兴趣，一心想结婚，带着照相机到处追女孩子。那时候，买个照相机可是件大事。他向我们炫耀一叠一叠漂亮女孩的照片。每次的照片不同，照片上的女孩子也不同。我们为他干着急，他仍然笑眯眯的，不断照相，不断给我们看照片，终于看到一个清清爽爽的女孩子，瘦高个头，眉清目秀。现在可只那一个女孩子的照片了：坐着、站着、微笑、假、凝望、斜视。不久，马之也上照片了，和那女孩牵着手，挽着臂，并排坐，相依偎，两人之间没有空间了。结婚请帖到了。在婚礼上，马之神态严肃而满足。
雷家有个司机老瞿，跟着他从大陆到台湾。雷先生到台湾后，正如他夫人宋英所说的：房子越住越小，车子越坐越大。雷先生坐公共汽车，司机用不着了，老瞿就帮他办些杂事，提着他文件包跟他到处走动。雷先生在社里工作时，他就在社里帮忙发行，然后一同搭公共汽车回家。出出进进，如影随形。老瞿是个老好人，实实在在，一副敦厚相。他和雷先生都是大块头大嗓门，一阵阵旋风似的，呼的一下冲进《自由中国》社。有时候，雷先生跑到窗口指着巷口对我们大叫：你看！你看！那几个特务还在那里！坐在吉普车里！看他们再怎么办！说完就开心大笑。又赢了一场捉迷藏的游戏，且等下一场了。老瞿有时还为雷先生补充：他们开吉普车追，我们就跳出出租车，跳上公共汽车。他们丢了吉普车，也上了公共汽车。他们从后门上，我们就从前门溜走了。公共汽车开了，我们就向他们招招手。
1951年，《自由中国》创办两年之后，台湾发生一桩高利贷的金融案件，台湾省保安司令部人员设下陷阱圈套，引诱犯罪人上钩。雷先生抵挡不过殷海光、夏道平、戴杜衡这些开明分子的愤慨，由夏道平执笔写篇社论：政府不可诱民入罪。《自由中国》和台湾统治权力的冲突，也就从那篇社论开始了。保安司令部将该期《自由中国》扣押了，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彭孟缉竟要逮捕《自由中国》编辑，幸有台湾省主席兼保安司令部司令的吴国祯发现而制止，才没抓人。《自由中国》写了一篇再论经济管制的措施，赔罪道歉，这才了事。胡适因为这事件来信辞去发行人名义，他的理由是抗议军事机关干涉言论自由。
没有胡适这个护身符了，雷震一个人顶得住吗？他是否会向权力妥协？那时雷先生还有党内党外开明人士的支持。后来各有各人的遭遇或顾虑，雷先生得到的支持逐渐减少了。
1951年那篇《政府不可诱民入罪》社论闯祸以后，雷先生在回忆录里写到当时所受的干扰：
当时我住在台北市金山街一巷二号，两个特务向对面人家借了一条长板凳，守在门口，香烟和香蕉皮丢在地上。我家佣人在房上给他们照了一张相，他们全不知道，还有一个特务骑着一辆脚踏车在我住宅四面兜圈子，大概是怕我从后门溜走了。弄得全家人不安，连午饭也无心思吃。自此以后，金山街一巷二号住宅，就有人常监视着。
1952年11月，胡适要从美国到台湾了，他对国民党的友善态度明朗化了，至于他对《自由中国》的态度呢？还是个谜。殷海光和少壮编委都很担心，雷先生从没怀疑过胡适对《自由中国》的支持。
当时在海外，海峡两岸争取的人物，如李宗仁、胡适、钱学森何去何从，非常引人注目。胡适到台湾，当然是件大事，那时《自由中国》正是受到执政当局威胁的时候，胡适可以为《自由中国》撑腰，向当权者讲话，甚至当面抗议。雷先生要热烈欢迎他，同时庆祝杂志创刊三周年，以壮声势。胡适到台湾引起一阵轰动，甚至还被人描上浪漫色彩。传说一位不知名女子迷上他，他到哪儿，她就跟到那儿，在门外等，在窗外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