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以来乡村小说的当代性（社科院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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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陈国和著
出 版 社：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8-6-1字数： 193000版次： 1页数： 233印刷时间： 2008/06/01开本： 大32开印次： 1纸张： 胶版纸I S B N ： 9787500468950包装： 平装内容简介
本书从贾平凹、阎连科和陈应松的作品比较研究切入，将1990年代以来的乡村小说作为话语资源，分别从乡村生态、乡村政治以及乡村寓言的角度对乡村小说所显示的当代性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指出其特征是：面对现实问题介入却无奈、批判又同情以及情感状态的混沌和创作方法上的复杂多样。三者之间相互关联、相互渗透，这种探讨有助于我们深层次地把握中国现当代乡村小说文化内涵的嬗变和文学特征的变迁。
作者简介
陈国和，湖北通山人，1996年毕业于湖北大学中文系，获学士学位；2003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获硕士学位；2007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获博士学位。系中国新文学学会理事、咸宁市“新世纪高层次人才”。现为复旦大学中文系在站博士后、咸宁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参与国家级课题两项，主持省厅级课题一项，主要著作有《多维视野下的现当代文学研究》，在《文艺评论》等刊物公开发表学术论文四十余篇。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外文学比较以及当代文学与文化批评。
目录
关注乡村小说当代性的研究——序陈国和《1990年代以来乡村小说的当代性》
第一章绪论
第一节乡村小说的概念
一 自足——乡土小说
二 革命——农村题材小说
三 多元——乡村小说
第二节研究对象的选择
一 研究对象
二代表作家
第三节乡村小说的当代性
一介入却无奈
二批判又同情
三 复杂而混沌
第二章乡村生态的颓败
第一节文化的溃散：贾平凹的乡村书写
一 《土门》：双重批判与矛盾心结
二 《高老庄》：乡村文化的挣扎与救赎
三 《秦腔》：乡村文化的溃败
四 乡村颓败叙事的决绝和感伤
第二节想象的终结：阎连科的乡村反思
一 《日光流年》：向死而生的悲剧宿命
二 《受活》：乡村乌托邦的破灭
三 《丁庄梦》：身体的消殒与人性的堕落
四 乡村终结叙事的绝望与悲悯
第三节 整体的破败：陈应松乡村小说的社会学叙事
一 城市挤压下的乡村
二 乡村自然生态的破败
三 乡村伦理的堕落
四 底层关怀的复杂情感——当代性的应有主义
第三章乡村政治的剖析
第一节贾平凹：乡村文化政治秩序的重组
一 本土与外来力量的冲突
二 乡村文化权力的嬗变
三 分裂而决绝的文化选择
第二节阎连科：乡村权力政治的反思
一写实：批判与同情
二荒诞：反思与狂欢
三 疼痛：绝望与救赎
第三节陈应松：乡村政治体制的失范
一 基层政权组织的涣散
二 干群关系的尖锐对立
三乡村干部的无奈和尴尬
第四章乡村寓言的叙述
第五章结语
参考文献
后记
英文目录
媒体评论
论文《1990年代以来乡村小说的当代性》，以三个作家为个案，论述了当代乡村小说的当代性问题。论文对当代性的解释别有新意，而且是结合具体作家、作品言说的。因此不空泛、不高蹈。特别值得肯定的是，作者对“乡土小说”、“农村题材小说”、“乡村小说”的识别和界定，显示了作者很好的学术训练和学术眼光，有很强的历史感。对乡村政治与权力关系的剖析，很有新意。其中“冲突”、“嬗变”、“分裂”、“荒诞”、“疼痛”的描述也很有感觉。
——孟繁华
论文从1990年代以来乡村小说的文化内涵和文学特征两个方面入手，认为其当代性表现为介入却无奈、批判又理解的现实态度以及复杂而混沌的创作方法。这样的论断大致上把握了中国当代文学和现实社会在现代、后现代多重文化的碰撞、融合下所呈现的复杂、多元的形态。作者的立论是建立在对二元对立思维的否定的基础上，受惠于对话理论和西方现代社会学对社会结构的文化阐释的思想资源。因此，他更重视当代性的文化内涵。他从乡村生态、乡村政治和乡村寓言这三个方面来讨论乡村小说的文化内涵，既能较好地与已有的乡村小说学术见解对上话，又明显地体现出自己独有的理论和见解。
——贺绍俊
该论文的主要优点是将1990年代以来中国的乡村小说作为一个独立的对象，较全面地阐释了它的当代性特点。作者对1990年代以来乡村小说与1980年代乡村小说差异的把握是敏锐的；对1990年代以来乡村小说特点的概括也比较准确，通过对贾平凹、阎连科、陈应松三个作家作品的分析，深入地阐释了1990年代以来中国乡村小说的当代性特点。包括在新的时代环境中，作家的思想感情与时代的关系，他们的思考、困惑，参与生活的方式，情感表达方式等，该文都进行了较为深入的阐释。另外新的角度、新的观念都使论文具备了较大的创新性。
——张卫中
书摘插图
第一章绪论
根据2005年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我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60％，即有近8亿人生活在农村。这种统计是否准确姑且不论，但迄今为止，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还是一个农业大国。这不仅表现在人口比例、经济方式上，更主要表现在文化心理上。“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这里的“乡土性”可能主要指的就是一种文化品质。新时期以来，被纳入现代化进程的中国乡村承受着各种力量的挤对，在多种力量的合力中艰难发展。但客观地说，1980年代，特别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乡村还是在这一现代化进程中获得了极大的利益，那时乡村社会的主潮明朗、积极向上，也相对单纯。正因为如此，有学者从启蒙主义的立场提出“文明与愚昧”的叙事框架，以一系列的二元对立模式来认识现实与世界：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乡村与城市。现在回头看来，这种认识未免有些简单，一些应该深入研究的问题没有得到充分发掘，流于浮泛。1990年代，“我们正在目睹‘由西方意识形态主宰的进步时代的结束’，正在跨入一个多种不同文明相互影响、相互竞争、和平共处、相互适应的时代”。其实不仅仅是西方国家如此，当下中国同样不得不在各种令人眩晕的文化中做出自己的选择。具体到乡村社会，置身于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多种文化重叠交织的空间，身处所谓世俗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的夹缝中，我们已不可能像新时期伊始那样将“现代化”当做人间美妙的梦境来憧憬。当前农村的诸多“问题”固然有很多源自“传统”的贻害；但也有部分来自“现代”本身的负面效应，如知识界争论不休的“公平与效率”的问题、社会财富向个人过度集中而造成的贫富悬殊问题、随着城市和工业向农村扩展而出现的对农民的剥夺问题、自然村落的和谐被侵蚀破坏的问题，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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