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五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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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美）大卫艾克敏（David Aikman）著，张卫族译
出 版 社：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8-4-1字数： 278000版次： 1页数： 259印刷时间： 2008/04/01开本： 16开印次： 1纸张： 胶版纸I S B N ： 9787802309951包装： 平装内容简介
本书是五位人物小传，它们分别是美国布道家葛培理、前南非总统纳尔逊曼德拉、“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特蕾莎嬷嬷和“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伊利威塞尔。他们五位或多或少为读者所知悉，但又可能只是一个模模糊糊的印象，甚或仅限于知道他们的名字。作者用有限的篇幅以比较翔实的资料，较细致系统的描述了五位人物的主要经历，介绍了他们从家庭成长到宗教、国际政治问题的基本观点，对政界的影响。五位主人公既有成功的一面，也颇为人争议。涉及本书部分人物的相关书籍坊间并不多见。作者特殊的经历有助于读者了解这五个人物的生平。
20世纪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对于人和事，不同立场的人们各有不同的评价，本书表达的只是作者个人的见解，其立场和立论方式当然也不同于我们。需要指出的是，书中的许多议论显示出鲜明的意识形态烙印，难免偏颇，乃至主观臆断，失之悖谬。特别是一些极端意识形态的观点我们是不能苟同的，但了解这些观点，对我们更深入更全面地了解美国尤其是一些极端意识形态主义者的态度是必要的，相信读者在阅读当中能够加以分析、鉴别和批判。
作者简介
大卫艾克敏，前美国《时代周刊》资深记者，中国、俄罗斯和中东地区问题专家。在《时代周刊》工作的23年里，他的采访报道囊括了五大洲50多个国家，采访过许多著名人物，如特蕾莎嬷嬷、叶利钦等。他曾连续3次撰写《时代周刊》年度封面人物的报道。1994年离开《时代周刊》后，他曾做过一段自由职业者，随后在1998年聘任华盛顿伦理与公共政策中心高级研究员。他对亚洲和中东地区的宗教研究颇有心得，撰写过不少这方面的文章。
目录
第一章葛培理：救恩
奶牛、恶作剧和夏洛特的干草顶阁
“我想他们只是些着迷的人”
贫困的浸信会牧师
钟爱华医生的女儿
花哨短袜和手绘领带
“吹捧葛培理”
“大爱的方式”
他所不了解的尼克松
带着爱心去苏联
第二章纳尔逊曼德拉：宽恕
特兰斯凯地区里的“大地”
约翰内斯堡的律师助理
我拳头的力量
“黑花侠”
“这就是你们将死在这里的岛”
“这个犯人很对”
有葡萄酒的歇脚客栈
自由
第三章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真相
贫困、年轻先驱及文学抱负
“我？因为什么？”
“在监狱腐烂的稻草上”
第三颗原子弹
“这些人一定多么渴望知道真相”
危险的邂逅
“一名反苏的头号诋毁者”
分裂的世界
第四章特蕾莎嬷嬷：同情
斯科普里的博亚修一家人
贞洁、清贫和顺从
驶往大吉岭的火车
极度痛苦的肉身
向全世界扩展
挪威的森林
“明天就会停火”
“我有时发火”
第五章伊利威塞尔：回忆
名为锡盖特的犹太小城
夜晚远方的辘辘声
“永远记住它。把它铭刻在你心里。你在奥斯威辛。”
《塔木德》和左岸
会晤弗朗索瓦莫里亚克
“我是其中祷告的人”
人类的使者
反省邪恶的问题
书摘插图
第一章葛培理：救恩：
“我知道上帝召我是要我做一名本质上和根本上的布道者。”
——葛培理
身高一米八八的他尽可能低地蜷缩在不大的机场候机区的塑料椅子上。他穿了件无个性的粗花呢上装和毛衣，长裤像是被北卡罗来纳州山路旁的灌木频繁剐蹭过的。可帽子引起我的注意：是渔夫和猎人戴的无形状的布制帽子中的那种。它至少遮住他少许前额和脑勺后部长而厚密的白发，他是不太经意地想避免被穿过这个小型机场的游客认出自己来。
最奇怪的是，他根本无须亲自来接我。我是来采访他——世界上最著名的布道者的。我本可以叫辆出租车去北卡罗来纳州蒙特里特他在山凹的办公总部，或租辆车自己开去。可他亲自随着司机来会晤又一个要入迷地深入葛培理心灵的记者。
我们驾车回他的葛培理布道团在蒙特里特的办公室时，就像那么多的记者一样，我深深地被他对他人的关注能力所着迷。在车里、午饭时、在访谈中，葛培理无意识地表露出罕见的让人不拘束的能力，就像和多年的邻居聊天那样自在地与你交谈。
我见过他和他的夫人路得，那是他在筹划日后的1988年中国之行时。当时我曾提出了一些小建议。我在他那所位于蒙特里特附近的山顶上的舒适的乡村式木屋待过。甚至在那时就给我深刻印象的是葛培理夫妇轻松自在的神态，有时葛培理因对这些年来他所遇到的杰出人物内容丰富、趣闻轶事的回忆和在差旅中积累的丰富经历而更显风趣。
我还在15年前见过他，那时他在香港为1975年布道大会做准备。我在九龙的喜来登酒店采访了他。然而，就像采访特蕾莎嬷嬷一样，我未能从葛培理那里挖到任何我的编辑们认为有新闻价值的东西。我问他是否会改变他生涯中任何事时，他说：“我要多学些，少说些。我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会更多。”这话像是接近忏悔，因而我的编辑们多多少少好心地将这认错的只言片语登在《时代》周刊的“人物”栏目里。但葛培理还顺便谈了他的鼎鼎大名强加给他的沉重负担。“我总是被人包围，”他说，“我不再独处。”说起来好像矛盾，他觉得这种无处不在的知名度成了他的监狱，阻止他接触平民百姓。他埋怨道：“我去纽约，警察不得不住在我酒店房间的隔壁。”
我在1975年那时问他：“你给基督徒什么忠告？”他回答说：“学习上帝的话语。记住《圣经》的经文，做好受逼迫的准备。”逼迫？当时，至少在美国，短时间内还不像有发生的可能性。但在1975年秋天，就在美国放弃南越所蒙受的巨大羞辱几个月后，有理由相信苏联全球势力将膨胀到威胁许多国家的基督徒自由的程度。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葛培理对苏联霸主地位的担心有幸缺乏事实根据，他对基督徒遭受逼迫的担心却具有前瞻性。直到1997年，美国基督徒——部分由于有同情心的犹太人的善意敦促——才警觉到基督徒在世界各地受逼迫的严重性。
无数文章和书籍将葛培理描绘为“有魅力”，他确实如此。但他的魅力不是典雅餐馆的经理，或外交部门处事圆滑的礼宾官员所拥有的那种魅力。他的魅力有股子天真的意味、一种令人意想不到的真诚。作为总统、君主、教皇和首相密友的人，又怎能对和他不可能有长期关联的人关心和重视呢？葛培理多次谈到“正直”是他希望死后归属自己的最高荣誉。他能够以同样的热情和诚挚与高阶层和低阶层的人、水火不容的敌对分子和有些虚情假意的人相处，他早就赢得了那荣誉。
这些年来，葛培理曾被他亲近的人伤害过，被一小撮人出卖过。但看来保护他免除怀恨之心，即深受伤害的人自我安慰的普遍手段，是再三出现的谦卑和对自己近半个多世纪来被如此高升的一种纯真的惊异感。葛培理这些年来，在部分方面，保持着无邪的北卡罗来纳州的乡村男孩性格，爱胡闹，找乐子。他似乎对自己在大城市所看到的一切都感到惊奇，仍然不知所措。
几年前他对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电视台的保拉察恩说：“我希望我能现在上天堂。我最怕的是我将会做什么或说什么而在我离开人世前给基督的福音带来坏名声。”这完全是葛培理的典型言辞，它和机场欢迎一般来访者的言辞一样典型。
从他接触的人物和事务而言，葛培理的无邪更是令人惊奇。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由于他的全球性声誉和与主要国家领导人的友情，他能居高临下地观察全球许多重大的事态发展。从这些领导人身上，他常能得到对事件的连续评论，而评论人实际上又影响了这些事件。在20世纪里，没有人，无论是在世还是故去的，像葛培理那样跟那么多那个时代有名有势的人进行过亲密的交谈，从温斯顿丘吉尔到米哈依尔戈尔巴乔夫、从蒋介石到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从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到朝鲜的共产党领袖金日成。
贯穿这一时期，葛培理曾连续担任十位美国总统的非正式牧师，并在主要形式上，成了全体美国人民的牧师。总统逝世，或发生像1995年俄克拉何马城炸弹爆炸的恐怖主义灾难时，美国人会自然而然地向葛培理寻求精神上的慰藉。前得克萨斯州州长约翰康纳利如是谈及他：“葛培理不只是个传道人，不只是个布道者，不只是个基督教领袖。从广义上说，他已经成为我们的良心。”无数其他人干脆冠名他为“新教的教皇”。
无论他是“教皇”或牧师、总统的知己，抑或布道者，按统计数字衡量，葛培理在美国普通百姓中的声望四十多年来已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他连续50次在盖洛普民意调查机构组织的调查中名列“最受敬羡的美国人”的前10名，其中至少有17次名列前4名。连续3年他在杂志《好管家》（Good Housekeeping）的“最受敬羡的男性”调查中名列前茅，至少14次闯入前10名。《妇女家庭杂志》（Ladies Home Journal）于1978年进行“宗教成就”调查时，葛培理排行第二，第一是上帝。《生活》杂志（Life）将其列为20世纪最重要的美国人之一。在尼克松总统档案里有封一名妇女给前总统尼克松的信，请求他帮助约见葛培理。
在全球范围统计他受欢迎的程度比较困难，这是由于许多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得人心度调查（它们的领导人可能在调查中表现不佳）。然而，可以说，没有一个美国人比葛培理在过去的40年中更一直受到世人的尊重，也几乎可断定没有一个美国人像他那样著名。位于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的原葛培理布道团总部收到来自世界各地收信人地址简单的信函——“美国，葛培理”，还有写的是无疑逗邮局乐的“葛培理，Menihapu|s，Menisodiem”误拼的地址。
葛培理在他50年的全球事工中，给约2．1亿人传道，其听众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传道人所拥有的听众人数，约280万人回应了他的邀请作为“慕道友”而“上前来”。1996年4月，卫星播出“葛培理世界电视系列”（The Billy Graham world Television Series），据估计160多个国家的多达25亿人可能听到他的被译成48种语言的复活节礼拜日讲道。这数字再次令人赞叹。自基督教问世以来，从未有过数量如此之多的人在特定的一天聆听福音信息。葛培理于1960年创办、拥有163个国家近200万读者的《抉择》（Decision）月刊，是世界上发行最广泛、当然也是有史以来发行最广泛的宗教杂志。
葛培理的实际成就由1950年以来成立的布道组织班底葛培理布道团坚持不懈地予以记载。他于1957年创办《今日基督教》（Christianity Today）杂志，一年内其发行量就超过它的对手——观点更为开放的《基督教世纪》（Christian Century）期刊。在过去的40年中，《今日基督教》或许是美国新教中任何神学派别的基督徒阅读的最具影响力的杂志。他创建了“寰宇电影公司”，光是1994年，它的影片就在美国和加拿大约350座教堂以录像的方式放映。观众估计近400万，虽然与一般电影工业相比是小巫见大巫，但对基督教组织而言则是光辉的成就。
葛培理始于1950年的每周一次的电台广播节目“抉择时刻”（Hour of Decision）如今由全球一千多个电台播出。他的报纸专栏“怎么办”（My Answer）登载在全美各地报纸上，读者总共多达700万。他写过17本书，全都畅销，其中有些面市后立即创下出版记录。1971年出版的《耶稣的世代》（The Jesus Generation）在头两周中售出20万册，《天使：上帝的秘密代理人》（Angef5：God's Secret Agents）——早在天使的说法流行于美国前——在90天内出售了100万册，并是当年美国最畅销新书。《如何重生》（How to Be Born Again，1977年）头版就印刷了80万册，创下当时印刷历史记录。《蹄声渐近：启示录的四个骑马人》 （Approaching Hoofbeats：The Four Horsemen of the Apocalypse，1983年）在《纽约时报》（New，York Times）畅销书排行榜上列了数周，还有两本也如此。1953年出版的《人啊，你往何处去？》（Peace with God）卖了两百多万册，并被译成38种文字。
葛培理获得的国内和国际大奖如此之多，含金量如此之大，以至除了最重大的，其他的数不胜数。重大奖项包括国会自由奖章、当年最佳神职人员奖、自由基金会卓绝人士奖（多年为此奖得主）、国家社会科学院金质奖章奖、霍雷肖．阿尔杰奖、邓普顿宗教促进奖、美国军事学院希尔韦纳斯。塞耶奖。犹太教组织巴哈德派犹太人反诽谤联盟授予葛培理自由火炬奖匾；美国犹太委员会授予他第一全国跨宗教奖；亚博京斯基基金会授予他亚博京斯基百年奖章。罗马天主教授予他圣方济各国际奖。
1996年5月，美国国会授予葛培理未在军队服务的美国公民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国会金质奖章。1776年，乔治华盛顿为首位得主以来，这个奖只颁发了114人。克林顿总统签署颁发该奖的议案，使之成为法律。表彰词认可了葛培理夫妇对“道德、种族平等、家庭、慈善及宗教的杰出和持久贡献”。诸多大学授予葛培理名誉博士学位。葛培理唯一从未获得的重要的国际奖项是诺贝尔和平奖。
上述这些足以说明为何本书包括了葛培理。然而，从无形的角度看，葛培理的成就在如此多的方面表现得更为突出。在这个或任何世纪里没有其他新教领袖如此成功地阐明基督教永远得救教义的核心特点，同时动员全球基督教新教追求它们。另外，葛培理还使多种基督教团体，从开放的到极端保守的，认识到在特定教义和实际做法上的差别不及他们的共识重要。
他还有更多的成就。除了强调基督教新教的核心——即基于《圣经》的因信称义——他还修建了前所未有而存在至今的连接基督教新教与罗马天主教世界及东正教传统的桥梁，后两者在传统上与新教关系紧张，甚至敌对。多年来，他的布道大会组织者邀请罗马天主教教会在以下方面进行合作：筹备祷告会、向在布道大会上“上前来”的“慕道友”提供咨询和今后在他们各自教会的后续门徒培训。葛培理自己经常说在信仰上他与正统天主教徒的共同之处比和有些现代主义的基督教新教徒多。他于1990年对我说：
我已经在思想上和解了，上帝把他的百姓分布在各个地方、各个教会
和群体之中。在罗马天主教会中有许多人，无论是神职人员还是平信徒，
我认为他们是重生的基督徒。他们可能持有与我不同的神学观点，但我认
为他们在基督身体里面，所以我把他们看作主内的弟兄姊妹。
尚未有人令人满意地定义一种“通用的”基督教信仰，一种实际上无论什么背景的基督徒都能赞同的无派别的基督教信念的本质。然而，如果说20世纪有任何基督教领袖在信仰和行为上彰显出基督徒能够从教义上认可的东西，并在基督徒面对各种挑战时应如何活出他们的信仰方面作出了榜样的话，曷培理可能是做得最完美的。
葛培理在不舍弃任何基督教新教的核心教义的原则下，对待天主教徒值得赞扬的热情，在治愈宗教改革后天主教分裂并产生新教的创伤上，比过去500年其他任何基督徒所做的都多。莱因霍尔德尼布尔是最先承认这一点的新教神学家中的一位。谈到葛培理时，他说：“这个英俊、年轻、谦虚、显而易见地真诚的布道者胜过美国历史上任何同类的布道者。”1964年，现今已故世的波士顿大主教查理库欣如是说：“我真希望我们有五六个他这样才干的人挺身而出，同样这么做。”
尼布尔和库欣在那时道出这些评语，显示了他们的果敢和宽厚，因为当时美国天主教和新教的隔阂仍然很深。直到20世纪60年代，“混合婚姻”这个词还主要是用以表示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的联姻，而不是异族通婚。此外，在60年代初称为第二次梵蒂冈会议的罗马天主教大公会议运动前，就整体而言，罗马天主教几乎不存在寻求与新教徒共识的倾向。不过，在葛培理对待天主教徒一贯、诚挚和宽宏的精神首次表现出来的二十多年后，这些精神结出了硕果。
直到1981年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在罗马接见他的半小时之前，葛培理没有正式会晤过任何教皇。他们的谈话贯穿了基督教会之间的事务：教会的关系、当代道德问题、传福音和全球出现的福音派教义。会晤结束后，葛培理兴致勃勃地以符合他特性的激情评论了会晤。“我们度过了一段灵性时光，”他说，“他是那样的务实和有人情味，我几乎忘了他就是教皇。”
他没有说，事实上在几年后他才透露，会晤的气氛是何等温馨。到80年代末，约翰保罗二世的神学保守主义且对人们生活广泛关注这一事实已广为人知。葛培理再次会晤过他，并逐渐与一些接近教皇的梵蒂冈官员相识。然而是在1981年会晤近10年后，葛培理才愿意冒风险，公开披露他以前没有告诉过任何人的会面时的一个重要细节。他说，1981年会面时，教皇伸出手来，抓住他的大拇指（在葛培理的有些叙述中，教皇抓住的是他的上衣翻领），将他拽近，深情厚谊地说了句：“我们是兄弟。”如果葛培理在1981年披露这个细节，可能会让教皇很尴尬。这么做肯定会惹怒许多福音派新教徒。
回顾起来，葛培理完成了将被视为对20世纪全球基督教发展的最重要贡献的三件事。第一就是不仅在美国，而且在全球，建立了20世纪末新教内最生机勃勃而又占优势地位的福音派主义，即当时所称的“新福音派主义”。第二就是远远超越新教徒通常的界限，以包容的态度和兄弟情谊的精神去接近全世界各派的基督徒。第三就是展示了一个人在和富人、有权势者和成功人士相处的同时还能保持谦虚和道德纯洁的生活。通过做成这三件事——一切都是为了向世界传达救恩信息——葛培理已经显示出他是个伟人。
奶牛、恶作剧和夏洛特的干草顶阁：
葛培理生于小城的身世如此闻名，以至几乎成了传奇的素材。他的祖父是个南北战争时期南部联军的士兵，腿上带着葛底斯堡战役时一颗北方联邦军的子弹，在葛培理出生前死于1910年。他留着宽宽的、家长式的大胡子，有喝酒和骂街的习惯，并且不愿付账。他的两个儿子威廉富兰克林格雷厄姆和克莱德’格雷厄姆在夏洛特城外几英里的北卡罗来纳州肥沃的红土上建起了一个1800亩的农场。葛培理的父亲威廉富兰克林格雷厄姆继承了农场。他是个成功的乳牛场场主，是该地区首先使用电力的人之一。他和妻子莫罗并不富裕，但按当时的标准过着小康生活。威廉富兰克林格雷厄姆甚至靠间或从事的房地产交易和不时熟练购人及转卖汽车的业务增加家庭收入。他不喝酒，偶尔抽根雪茄。
小威廉‘富兰克林格雷厄姆（葛培理的正式名称）的父母是坚定、有明确道德行为准则的长老会信徒。葛培理的父亲18岁时，在称作普朗克礼拜堂的循道会教堂有了基督徒的“新生”经历，即认识到基督对罪的赦免。一位年迈的传道人甚至告诉他，他本人可能成为福音传道人。可他没有，最初的佰主热情似乎也未终身保持。但这一家的虔诚却体现在实践中，每天晚上全家祷告，餐前谢饭，把星期天的工作限制在维持农场运作必要的活上。实际上，就是挤奶和喂奶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