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最美的地方：127天丹麦童话之旅——一个北大女孩在哥本哈根的生活与爱(57)（陕西师大出版社）
5月31日：跟李安迪说“再见”
今天又去了李安迪家，这一次是去向他们说“再见”的。
今天是丹麦的假期，车比平时少，还有一些临时的调整，特别不方便。安迪家住Islev，今天的火车在那一站竟没有停。我只好在下一站下车，往回走一站，再倒汽车。本来讲好去吃午饭，结果到Islev车站已是两点半。火车站不见安迪踪影，想必他等了半天不见我便回家等我电话了。幸好我随身带着他们家的电话号码，于是借了附近超市里的电话一用。电话里安迪的声音如释重负，显然我让他担心了很久。
五六分钟后，一个长相酷似的安迪的小伙子向我走来，用中文打招呼：你好，我是安迪的儿子大卫（David）,安迪让我来接你。几句话说得字正腔圆，流畅得很。原来他就是安迪经常提起的大卫（David），他的女朋友是我在北大的师妹，有爱情的力量作为学习的动力，大卫（David）的中文一定学得快极了。
我们一路聊了很多——在欧洲跟一个外国人讲中文有种很奇怪的感觉：自己明明是客人，却无形中产生了一种反客为主的自信。到了家，安迪的大儿子Thomas也在，仨人在厨房里一通忙活。开饭时时钟指向三点整，我也不知道这是中饭还是晚餐，心想反正中午在家也没正经吃饭，权当补一顿下午茶罢。
大卫（David）坚持跟我讲中文，他的听力和口语都没有问题，只是阅读和写作还不流畅。无论如何，这已经很不错了。对于一个母语是丹麦语的人来说，中文完全属于另一个语言体系，看来我师妹真是教导有方。
世间的缘份真的很奇怪也很凑巧。安迪的母亲当年嫁了个丹麦人飘洋过海，现在安迪的儿子又返回中国找到了他的爱情。如今大卫（David）在北大附近的一家外语学校作外教，还和女朋友在西单租了一套房，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他认真地说必须尽快学会中文写作，不然没法在中国找到一份好的工作，我说他现在教英语就挺好，现在国内正值英语热，他反问我：“十年以后呢，十年以后的中国人都会说英语了，那我干什么去。”这家伙想得还挺长远，我赶紧安慰他：“十年以后你的中文写作肯定没问题了。”他偏着头想了想：“那倒也是。”终于轻松地微笑了。
我建议安迪把他母亲的故事写成一本传记，因为前两年在丹麦最畅销的一本书就是一位旅美华裔作家写的她的家庭的自传。安迪的母亲1949年就来了丹麦，当时住在乡下，当地人几乎从未见过中国人，一时间把她当作天外来客，时不时还有记者来拍照采访，安迪说当时最常问的问题是：“What is the difference of the climate between china and Denmark?（你觉得丹麦的气候和中国有什么不一样吗？）”她母亲的回答则是：“I don’t think I can talk some climate to you, is there climate? Denmark just have bad weather。（我想我对于丹麦的气候没什么可谈的，这儿谈得上有什么气候吗？丹麦明明只有坏天气。”其个性可见一斑。我相信如果把她的经历写出来，一定比那本畅销书还要精彩。
安迪说他也曾有过这个想法，但实施起来太困难了。安迪本人已逾六十，老一辈的人大都不在了，只有唯一的舅舅还住在中国，安迪曾去访他，但他对于姐姐的这段婚姻所知甚少。事实上，当年这段跨国婚姻承受了巨大的阻力，他的外祖父和外祖母抵死不同意这桩婚事，结果她母亲与家里断绝了来往。然而文革时期他的外祖父和外祖母以及整个家庭又因为这段海外关系而受到牵连，本来就很零星的书信都断了。逝者长已矣，生者又不甚知情，安迪这本精彩的传记好比是零散的残章断简，散落在茫茫的历史长河里了。
在花园的躺椅上沐着午后的阳光啃西瓜，安迪家的大狗Marli闻香而来。西瓜皮是“她”的最爱，我们吃完瓜随手把皮扔给它，它便欢叫一声扑上去大嚼起来。他们家的猫也来凑热闹。我发现 “他”今天走路有点瘸，不似往日灵便。安迪心疼地说昨天一只狐狸闯进花园，这只猫为了保护地盘气势汹汹地扑了上去，完全不理会它俩在体积上的悬殊，在花园里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猫狐大战。结果狐狸跑了，猫也挂了彩。
我们在花园里烧烤。Thomas把西红柿挖空了填上酸奶酪放在烤架上，一会儿便香气扑鼻。我在
外面呆久了，身上有点凉意，回到客厅里坐了一会，安迪的老伴Susan走过来，疼爱地摸摸我的手冷不冷——我小时候在外面玩耍的时间一长，我的外祖母就要把我叫回来，摸摸我的手冷不冷，怕我自己玩得兴起不知寒热——安迪老伴的手像我的外祖母一样，很暖和。临走的时候，她一再叮嘱安迪一定要把我送到车站，一定要看着我上车——我在她眼里还是个孩子，就像在我的外祖母眼里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