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益宪的四年牢狱生涯：被抓时正在喝酒
1940年，在牛津大学学习已达六年的杨宪益，接到吴宓和沈从文的来信。他们邀他回国教希腊文学和拉丁文学，并附寄来西南联大的聘书。杨宪益欣然启程。正值二战紧张时刻，他绕道加拿大、美国，经香港终于抵达重庆。1934年漂洋过海时他独自一人，此次回国，却带回来一位女朋友——英国姑娘戴乃迭。几个月后，他们在重庆举办了婚礼。为他们做证婚人的是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和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
从此他们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
一对堪称中英合璧的夫妻。在以后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杨宪益、戴乃迭连袂将中国文学作品译成英文，从先秦散文到《水浒》《红楼梦》，达百余种。虽然没有加入中国籍，戴乃迭却一直把婆家的国家当成了自己的国家。戴乃迭学会了中文，会写一笔正楷小字，还能仿《唐人说荟》，用文言写小故事。写得文字简秀。戴乃迭在努力融进中国。
戴乃迭的确成了中国生活的一部分。她与杨宪益相依为命，一同走进中国传统文学的宝库，当然，也一同走进生活中的快乐、满足、苦难、遗憾。最让他们刻骨铭心的是“文革”中的经历。戴乃迭是英国人，杨宪益本人留学多年，与外国人、特别是英国人有着密切联系，这本是人之常情。然而，就是因为这一原因，杨宪益与戴乃迭招致了牢狱之灾，双双在北京半步桥监狱苦熬四年。他们在狱中互不知道对方下落的时候，唯一的儿子也因频受打击而精神失常，最后竟死于自己点燃的烈火中。
他们却坚强地生存着。一同播种，一同收获，一同走过快乐与痛苦。
此文根据我和杨宪益先生的谈话录音整理，并经杨先生审定。
问:你和戴乃迭“文革”中被捕是在哪一年?
杨:1968年五一前夕。那一年开春以后，江青提出来:有很多我们过去没有发现，现在知道了的人可能是潜伏的特务，这些人都是外国派来的特务，许多是解放前就到大陆来潜伏的。所以，不要看解放以前来的外国人都是好人，也真有好的，可是有很多是那时候帝国主义派来的特务。自从她说了这个话以后，就开始抓了一些早一点来中国的外国人。
问:你们那时候在北京住在外事局的大院里?
杨:住在百万庄的院子里。那天晚上，我们俩开了一瓶白酒正在喝闷酒，那瓶白酒喝了一小半，她困了就去睡觉了。十一点多了，我就一个人坐在那儿喝酒，突然，敲门了，我们单位的一个办事员就来了，办公厅的一个年轻人，他来了要我跟他一块出去。前几天他已经找过我好几次，就是要我揭发《中国文学》里的一个编辑，要我提供一些材料，他们想把那个人打成反革命。他要我跟他到办公室去，我想还是这样的事情吧。我穿了个大而无当的拖鞋，踢踢踏踏的，也没换皮鞋，我就和他一块出去了。他把我带到《中国文学》的办公室，一进去屋子，里面漆黑，只有一个台灯，电灯也没有开，一屋子人黑鸦鸦的，我也看不清都是谁。后来旁边出现了几个解放军，解放军就抓住我的手，怕我反抗，就问你叫什么名字，我说杨宪益，你多大岁数，我回答多大岁数。
问:当时多大岁数?
杨:1968年我五十岁。问我哪里人，我说完以后，他们果然脸变了，把我手抓紧了。他们挺紧张地说，现在奉北京市军管会的命令，将你逮捕，然后就打了手铐。我后来才看清，屋子里面站了一大堆人，有的是我们《中国文学》里的一些年轻干部，有的是解放军。然后，给我一张纸让我签字:“我同意检查我的东西”。以此作为法律的依据吧，就可以到我家搜查我的东西。然后，他们彼此看了一下，看我也没有抵抗的意思，说还有什么事。我当时唯一的遗憾是酒，那天晚上还没有喝够，还剩了大半瓶白酒没喝完，还有穿那双拖鞋，我早知道要把我带走的话，我就穿上皮鞋了。结果我踢踢踏踏穿了一双很大的拖鞋，就把我弄上一辆吉普车。摁下脑袋说低头不许看。我从灯光方向看，是向西单方向走，宣武门还往南，那一带地方叫陶然亭。我从来没到陶然亭那边玩过，从方向看我知道向陶然亭那方面走，到了自新路白纸坊那儿，前面有个大铁门，铁门是电动的没有人，我们去了，大概通知了一下，门就开了，我们就进去了。
问:戴乃迭是在你同一天抓的，还是过后抓的?
杨:当天晚上，把我抓上车不到半小时，另外一个车就把她带走了。
问:车上就你一个人吗?抓就抓你一个人吗?
杨:我一个人，还有两个兵。抓就抓我一个人。那个时候去了先到一个房间里，把身上可以自杀的、杀人的一些危险东西都要去掉，把皮带、鞋带拿掉，我鞋带没有，但裤带必须拿掉。我这个人的裤子是靠皮带的，没有皮带裤子总是用手扶着，不过，他们也不管那个，只是把皮带卸掉，东西都收了给我放在一个地方。然后，他们就让我到一个地方，他们把那个地方叫八角楼，是一个建筑，郁风写过一篇文章，也谈过这个八角楼。八角楼是监狱里面的一个主楼，它分成八个楼角，中间有一个望台，大概有机关枪，表示要有人逃跑的话，上面可以注意到，有三四层吧。带我上了楼，到了一个房间里。那是抓人抓得很凶的时候，所以，我们那个牢房里抓的人已经挤不下了，预备要把人弄走，但是那天晚上那些人还没有弄走，房间里相对的两个炕挤满了人，其实，炕上只能躺十几个人，那天晚上躺了二十六个人。一个靠一个，和沙丁鱼罐头一样很挤了，虽然那么挤，监管人员又让他们往里面挪了一点地方，我就在夹缝中间躺下。因为已经晚了，他们大概是晚上九点一定要关灯睡觉的。已经快十二点把我抓进去了，挤在那儿睡觉，大便小便有一个大铁桶子，我就躺下睡觉了，也没有被子，我穿着破棉袄，旁边的两个老头子看着我醉醺醺的样子，我一躺下就睡着了。第二天早上起来，旁边的人说，你晚上在街上闹事了，喝多了吧?我说，没有。那干什么把你抓起来?我说，我也闹不清。他以为我喝醉酒了在外面闹事。你喝的什么酒呀，那么香，真香。
问:他还问你喝的什么酒?
杨:你喝的什么酒?真香。我说大概是泸州大曲吧，他说好酒，多少钱一两?我说不是按两买的，买了一瓶。他说一瓶你都喝了?我说喝了半瓶。他说，那半瓶多可惜呀!我们三四年在这儿，都没有闻到这么好的酒味了。
问:怎么提审你?
杨:过了大概有三天吧，才第一次提审我。头一次提审还要做个下马威的样子，半夜提审我，下了八角楼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到了让我坐在一把椅子上，他们坐的地方高一点，看起来居高临下、很威风的样子。去的时候，有两个解放军都拿着刺刀押送，看起来就像是拖出去枪毙的样子，去了以后就说:杨宪益，你知道你的罪名吗?你的事已经是铁板钉钉，我们这儿你的材料一人多高了，你说你不知道什么事，你好好老实交待，你的事是瞒不过去的，一两天内就要公审了。然后就说坦白从宽那一套话，还跟我讲，前一段也有像你这样的特务，有一个死不改悔，本来是个小特务，没有什么要紧的事，结果他就是死不改悔，拿去公审，到酒仙桥那边枪毙了；还有一个大特务，但是他揭发了，他自己坦白，然后给他一个机会，就放了。给我讲了一堆大道理，还有恐吓，就你们屋里住的遇罗克，我们就把他毙了。
问:遇罗克也是你们那个屋里关过的?
杨:是。他说是说了点话，也没有别的事。他们还说，他就是死不改悔，我们就把他毙了，你好好想想吧!然后就问我，你到过扬州、苏州、宜兴没有?我说去过。他们又问，干什么去了?我跟朋友一块喝酒。什么样的朋友?我说一个英国朋友。他们问，那你们到那儿谈什么问题、讲什么事?你还不好好交待。后来，我才知道，把我当成英国的特务了。后来他们让我回去，给纸和墨水，说好好写交待:限你三天，不老实交待的话，要把你拉去公审。我也没什么可说的，我就把过去怎么认识朋友，怎么样和朋友一块喝酒、玩儿写了几句。过了三天以后，他们来拿材料了，看了非常不满意，拍桌子，恐吓了一阵说，再考虑考虑，再给你一个星期。弄了那么两三回，看我说不出东西来，我说的就是些喝酒、玩儿的事，没有大事。后来他们就说，把你所有认识的人、你认为是有点问题的、中国人、外国人都给交待出来。给我一大叠子纸，我想就等于给大家写传记吧!中国人我写了一百五十人，包括亲戚、朋友。我把他们一个人写了一段。比如:我的妹夫罗沛霖，比我大一岁，上海交大毕业，学电机的，去过一趟延安。我都说的是好话。就一个人一个人那么说，一个人写了二百字左右。外国朋友我写了一百个人，也是写了厚厚一叠。他们看了以后也是很不满意，后来就把我搁着，也不审问了。过了差不多两年，林彪事件出来了，就宽松多了。林彪事件以前，我们的生活就是给一份《人民日报》，另外，毛主席有新的指示来了，大家学习一下，除此以外还有毛主席语录，要背老三篇。每天早晨起来有学习时间，给了早饭两个窝头吃了以后，就是学习，我是念过一点书的，要我当学习组长，管别的犯人，让他们背老三篇。那时候，我老三篇背得蛮熟的，就让我带着别人。滑稽事也不少，有一个老头，一背老三篇就紧张，越紧张越说错话，斗私批修他总弄错，该说资本主义的，他就说共产主义；该说共产主义的，他就说资本主义。说完后他就怕别人打他，牢人管牢人嘛，吓得哆嗦，越哆嗦越说错。
1940年，在牛津大学学习已达六年的杨宪益，接到吴宓和沈从文的来信。他们邀他回国教希腊文学和拉丁文学，并附寄来西南联大的聘书。杨宪益欣然启程。正值二战紧张时刻，他绕道加拿大、美国，经香港终于抵达重庆。1934年漂洋过海时他独自一人，此次回国，却带回来一位女朋友——英国姑娘戴乃迭。几个月后，他们在重庆举办了婚礼。为他们做证婚人的是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和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
从此他们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
一对堪称中英合璧的夫妻。在以后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杨宪益、戴乃迭连袂将中国文学作品译成英文，从先秦散文到《水浒》《红楼梦》，达百余种。虽然没有加入中国籍，戴乃迭却一直把婆家的国家当成了自己的国家。戴乃迭学会了中文，会写一笔正楷小字，还能仿《唐人说荟》，用文言写小故事。写得文字简秀。戴乃迭在努力融进中国。
戴乃迭的确成了中国生活的一部分。她与杨宪益相依为命，一同走进中国传统文学的宝库，当然，也一同走进生活中的快乐、满足、苦难、遗憾。最让他们刻骨铭心的是“文革”中的经历。戴乃迭是英国人，杨宪益本人留学多年，与外国人、特别是英国人有着密切联系，这本是人之常情。然而，就是因为这一原因，杨宪益与戴乃迭招致了牢狱之灾，双双在北京半步桥监狱苦熬四年。他们在狱中互不知道对方下落的时候，唯一的儿子也因频受打击而精神失常，最后竟死于自己点燃的烈火中。
他们却坚强地生存着。一同播种，一同收获，一同走过快乐与痛苦。
此文根据我和杨宪益先生的谈话录音整理，并经杨先生审定。
问:你和戴乃迭“文革”中被捕是在哪一年?
杨:1968年五一前夕。那一年开春以后，江青提出来:有很多我们过去没有发现，现在知道了的人可能是潜伏的特务，这些人都是外国派来的特务，许多是解放前就到大陆来潜伏的。所以，不要看解放以前来的外国人都是好人，也真有好的，可是有很多是那时候帝国主义派来的特务。自从她说了这个话以后，就开始抓了一些早一点来中国的外国人。
问:你们那时候在北京住在外事局的大院里?
杨:住在百万庄的院子里。那天晚上，我们俩开了一瓶白酒正在喝闷酒，那瓶白酒喝了一小半，她困了就去睡觉了。十一点多了，我就一个人坐在那儿喝酒，突然，敲门了，我们单位的一个办事员就来了，办公厅的一个年轻人，他来了要我跟他一块出去。前几天他已经找过我好几次，就是要我揭发《中国文学》里的一个编辑，要我提供一些材料，他们想把那个人打成反革命。他要我跟他到办公室去，我想还是这样的事情吧。我穿了个大而无当的拖鞋，踢踢踏踏的，也没换皮鞋，我就和他一块出去了。他把我带到《中国文学》的办公室，一进去屋子，里面漆黑，只有一个台灯，电灯也没有开，一屋子人黑鸦鸦的，我也看不清都是谁。后来旁边出现了几个解放军，解放军就抓住我的手，怕我反抗，就问你叫什么名字，我说杨宪益，你多大岁数，我回答多大岁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