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旱灾：最厉害的天灾死亡人数最多(3)
灾害爆发的这种周期性特点，当然表明自然界异常变动的力量在灾害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灾害的形成纯粹源于自然界，也不意味着仅仅改变人类生存的物质条件就可以减轻乃至消除灾害。对于某一特定的国家或地区来说，自然变异对人类社会影响和破坏的程度，既取决于各种自然系统变异的性质和强度，又取决于人类系统内部的条件和变动状况，既是自然变异过程和社会变动过程彼此之间共同作用的产物，又是该地区自然环境和人类社会对自然变异的承受能力的综合反映。因此，在自然变异和灾害形成之间有一个错综复杂的演变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自然变异的强度与灾害的大小并不存在某种恒定的由此及彼的直接因果关系。也就是说，自然变异(干旱)并不等于灾害(旱灾)，灾害也并不一定导致饥荒(旱荒)，而饥荒同样未必会导致整个社会的动荡。这之间一个非常重要的调节因素，就是人类生态系统的脆弱性或社会的反应能力。一般而言，自然变异的强度越大，范围越广，持续的时间越长，它对社会的影响和破坏的程度也越大，影响的范围也越广，影响的层次也越高。但反过来则未必如此，有时候自然变异的强度并不大，其直接影响也不严重，可是因为遇到了不利的生态基础和社会条件，反而产生了类似于蝴蝶效应的放大作用，结果对人类社会造成巨大的破坏甚至毁灭性的灾害；有时候自然变异的强度很大，直接影响也很严重，可是因为有了良好的生态基础和社会制度，也有可能切断由“异”而“灾”，由“灾”而“荒”，由“荒”而“乱”的链条。遗憾的是，这种今日看起来似乎极为简单明了的道理，不仅在古代曾为之争论不休，即便到了今天也时或被人忽视或“误解”。
在几千年的中国古代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一直是先秦时期萌芽生成、两汉时期基本定型的以阴阳五行学说为基础的“灾异遣告论”或“灾异论”，邓拓称之为“天命主义的禳弥论”。尽管自先秦以迄明清，从荀子、王充，到王安石或其他学者，历代并不缺乏从自然变动的角度来解释灾害成因的思想家，但他们的观点没有对前者形成根本上的撼动。晚清以来，在与西方近代文明的碰撞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运用现代科学知识来解释灾害的成因，至民国时期逐步形成以竺可桢气候变迁理论为代表的新“灾害观”。毫无疑问，此种“灾害观”赖以凭借的与“天命主义禳弥论”进行斗争的思想武器，是现代科学。
然而必须强调的是，这样一种史诗般的凯歌行进式的科学发展历程，用马克斯·韦伯的话来说，就是一种将人类从自然中解放出来的“脱魅”的过程，只是为我们减少灾害的发生、切断由灾而荒的链条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和可能的条件，如何将这种条件转化成直接的抗灾救灾能力还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我们还必须正视的是，此种辉煌的科学发展道路以及由此推动的经济发展过程，其自身也孕育着另一种逆向变动的潜能与效应，以致在自然灾害之上叠加以环境破坏的危机，并使自然灾害更多地掺杂进人为的因素；我们还必须警惕一种“唯科学论”或“唯科学主义”，这种取向把自然科学抬到了无以复加的地位，因而忽视了人在环境变化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邓拓就对当时已经萌生的“唯科学论”倾向提出疑问，指出“纯粹拿自然条件来解释灾荒发生的原因，实在是很肤浅的”。在他看来，“我国历史上每一次灾荒的爆发，若仔细研究它的根源，几乎很少不是由于前资本主义的剥削，尤其是封建剥削的加强所致。假如没有剥削制度的存在，或者剥削的程度较轻，农民生产能够保持小康状态，有余力去从事防止天然灾害的设备，那么，'天'必难于'降灾'，凶荒也可能避免。尤其像水旱等灾，更可能减少，甚至可以完全消弭。纵或偶然爆发，也不会形成奇灾大祸”(《邓拓文集》第二卷，第64-65页)。抛开其中过于乐观主义的表述，这样的认识大体上还是符合中国的历史实际的。此后的中国历史也给这样的思考交出了比较确定的答案，即新民主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不仅在当时的革命时期为抗日边区或解放区战胜特大灾荒提供了根本的保障，也为革命胜利之后促进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的调整，乃至形成新的救荒制度或减灾体系奠定了基础。时至今日，如何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完善包含针对旱灾在内的灾害应急体系，依然是当代社会建设极其重要而又非常艰巨的任务之一。(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历史时期的中国旱灾频发，而且旱灾波及的范围要远大于其他灾害，是为害最甚的天灾。
旱灾因其具有的隐蔽性、潜伏性和不确定性等特点，极易使人们心存侥幸，消极等待，而一旦酿成重患，后果很难挽回。
旱灾既是自然变异过程和社会变动过程彼此之间共同作用的产物，又是该地区自然环境和人类社会对自然变异的承受能力的综合反映。
保护自然环境，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包括针对旱灾在内的灾害应急体系，始终是人类面临的重要而又艰巨的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