钩沉索隐，再现百年拓跋历史黄燕生
由游牧民族鲜卑拓跋部建立的北魏政权，曾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程中起过重要作用。只是由于史料的缺乏，致使北魏早期历史若明若暗，扑朔迷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李凭，将文献与考古资料结合研究，辅之以实地考察，钩沉索隐地撰著《北魏平城时代》，生动地再现了公元4世纪末至5世纪末北魏政权封建化的轨迹。
鲜卑拓跋部原本是游牧在黄河河套与阴山山脉之间草原上的一支包含众多部落的部落联盟。这支部落联盟的核心是拓跋部，而拓跋部的社会形态尚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父系家长制时期，其首领的继承方式以兄终弟继为主导。但由于拓跋部脱离母系氏族社会为时不久，故又常受到母权制的影响，并因一度由母后执政而被中原称为“女国”。以北魏开国皇帝道武帝为首的一批拓跋贵族，因曾流亡于中原，对汉族封建制度和文化有了较深的了解。受此影响，道武帝实行离散诸部措施，促使拓跋部落联盟迅速解体；然后，于398年在平城（今山西大同）建立北魏政权。与此同时，道武帝还推行一系列仿效汉族封建制度的*、经济措施，将平城政权推进封建社会门槛。
不过，拓跋部落的遗俗却顽固地影响着平城政权，其中兄终弟继的继承方式和尊崇母权的风俗成了制约北魏皇权传续的两个最主要的因素。道武帝末年，决心排除旧俗，解决皇位继承问题，他要以汉族实行的父死子继制取代兄终弟继制。与此同时，道武帝为了杜绝母权的影响，还订立了子贵母死制度，就是在确立储君之时将其母先行处死。道武帝的作法虽属改革之举，但手段过于残忍，因此酿成了一场亲骨肉间相杀戮的政变。政变的结果，道武帝死于其次子清河王拓跋绍之手，而拓跋绍又被其长兄拓跋嗣所杀。拓跋嗣最终夺得皇位，是为明元帝。不过，道武帝末年的*危机虽然是由皇位继承问题引发的，实际上是平城政权建立以来新制度与旧风俗之间矛盾冲突的总爆发。象道武帝一样，明元帝也不愿意遵循兄终终弟继遗制，而想将皇位传给长子拓跋焘。他吸取道武帝末年动乱的教训，采取了缓和新、旧矛盾的措施，待平城政权稳定后，才将变革旧制再次提上议事日程。为了防止身后发生政变，明元帝采纳汉族大臣崔浩的提议，不仅建立了拓跋部历史上未曾有过的太子制度，还命新确立为太子的拓跋焘监国，让拓跋焘与自己同掌国政。于是，拓跋焘继承皇位成了既定方针。从此以后，汉族惯行
的父死子继制名正言顺地成为北魏皇位传续的方式。
太子焘监国仅仅一年半，明元帝就去世了。太子焘顺利地继承皇位，是为太武帝。由监国的途径当上皇帝的太武帝，照搬明元帝的措施，也以其太子拓跋晃监国。太子监国，作为权的一种辅助方式，中原王朝中虽曾有过先例，但多属权宜之计，因为它不仅不能强化皇权，恰恰相反，是对于集权于一身的封建专制统治的否定。但是，太武帝却将这种权宜之计确定为常务性的制度，从而埋下了-隐患。太子晃监国后，太武帝仍然年富力强，致使太子晃监国时间长达十二年。这十二年中，在太子晃的身边逐渐麇集成一个东宫集团。当东宫集团耐不住长久的等候而试图超越皇权时，-危机爆发了。结果，451年太武帝剿灭东宫集团，逼死太子晃。不久，阉官宗爱伺机作乱，杀死太武帝，操纵了朝廷大政。
阉官当道，皇权难以伸张，后权却在权力之争的夹缝中乘机而兴。452年，宗
爱势力被镇压下去，太子晃的长子拓跋濬被拥上皇位，是为文成帝。文成帝即位时不足十三周岁，受制于他的乳母常氏。由于北魏后宫有子贵母死制，丧母的幼小储君需要有人抚养，因而形成了保母或乳母抚养储君的惯例。文成帝的乳母常氏因为在东宫集团被剿灭时保护过文成帝，所以文成帝即位后她的地位飞跃上升，权势急剧膨胀，并将其-触角伸向外朝。在常氏的培植下，常氏家族和一批佞臣、阉官成了-上的暴发户。
为了长期控制文成帝，常氏引用子贵母死制处死受文成帝宠爱的李贵人，然后将她选中的冯氏扶上皇后宝座。常氏与文成帝相继去世后，文成帝之子献文帝即位。由常氏扶植起来的冯氏成了太后，她就是北魏史上著名的女-家文明太后。466年，文明太后一度临朝听政。但迫于献文帝背后的宗室势力的压力，不久就放弃了听政之权。不过，文明太后并未就此罢休，她仿效常氏的手段，引用子贵母死制处死受献文帝宠爱的李夫人，然后亲自抚养李夫人之子太子拓跋宏。继而，文明太后逼迫献文帝禅位给仅仅4周岁的拓跋宏，是为孝文帝。476年，文明太后杀死献文帝，再次临朝听政。
文明太后虽然实现了长期听政的愿望，然而也因此陷入了自身无法解决的困惑中。因为，在父子相继已成传统的封建制的环境里，文明太后无法将母后至高的权力象皇权那样自然地传续下去。文明太后曾经产生过废掉孝文帝的打算，但最终不得不向现实低头，取消了那样的念头。490年，文明太后去世了，但是她遗下的势力尚能影响政局。为了尽快改变局面，孝文帝于494年将国都从平城迁到洛阳。孝文帝的迁都是诸多原因造成的，由于切身受制于母权而力图摆脱旧的氛围是其中的重要原因。
以上正是北魏平城政权发展的主线。综观全书，由于作者对于史事的可信程度具有准确识断，其研究能够始终围绕拓跋部本身的社会文化特征和汉族文化影响这两个方面，且又善于组织安排章节内容，故能一环紧扣一环地深入论证，进而在整体上把握和展现了北魏平城时代历史的客观进程。《北魏平城时代》无疑是研究北魏前期-史的重要学术专著，它有如下的鲜明特点：
首先，见微知著，揭示矛盾的现象，探寻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该书旨在理清鲜卑拓跋部所建北魏平城政权的封建化发展历程。对于如此重大的理论问题，作者并未刻板地套用各类民族学原理，其研究却是从对于细处的考证着手的。
北魏平城时代出现过一系列奇特的现象，如前文提到的太子监国、子贵母死、乳母干政等，在我国整个封建社会史上都是少见的。北魏前期存在着许多迷雾般的问题：如，道武帝与太武帝这两位有为之主均在盛年被弑；又如，献文帝年方十七便禅位给年幼的孝文帝；还如，一贯决生杀于俄顷的文明太后，先曾极力排斥孝文帝，而后却又不得不保留孝文帝的皇位，等等。这些现象与问题亟待解释，而学术界的研究却历来薄弱。作者并不回避疑难，先将上述现象与问题作为个案一一考证清楚，然后再揭示各个案间的内在联系，进而指出其中的规律。
将种种-危机与变革联系起来考察后，作者发现，这些看似突兀发生的事件，并非单纯的权力之争，都反映了新制度与旧风俗之间的冲突。拓跋部虽由原始社会阶段飞跃而入封建社会门槛，但原始部落风俗不可能被一扫而尽，仍然会顽固地影响新建的平城政权。对此，道武帝采用了简单的压制方式和残酷的杀戮手段，结果引发政变，自己反而死于非命。这说明，历史发展有客观的规律，操之过急的举动必然会受到历史的报应。明元帝以太子监国制消除了旧的兄终弟继制的影响，太武帝即位后照搬明元帝的做法，结果却发生太子集团与皇权对抗的事变。这说明，制度的革新，有其因时制宜的时效性，一味地照搬，不仅失去了原来的意义，而且还会引起新的动乱。在此次事变后，一直受压的母后势力便乘机抬头。这真是道武帝料想不到的，他为了消除母权制的影响而订立了子贵母死制，但子贵母死制派生出乳母抚养太子的惯例，进而发展成乳母干政的现象，最终却导致了文明太后临朝听政。这说明，旧习俗的影响是很深刻的，一有机会就会通过特别的途径顽强地表现出来，绝非以矫枉过正的作法所能根除。不过，社会在发展变化，太后听政虽然与拓跋部强烈的母权遗俗相关，却并不意味历史的倒退。因为文明太后再次临朝听政时拓跋社会脱离部落联盟而在封建轨道上运行已经历时近80年了，所以凌驾于皇帝之上的文明太后只能是封建专制集权统治的代表，而与“女国”时代执政的母后本质迥然不同。由于社会环境的制约，文明太后的胜利虽使母权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却也走到了尽头。文明太后去世，将后权带入了坟墓；孝文帝迁都洛阳,结束了平城时代。历史虽有曲折，但不会回头，这就是全书的逻辑。作者正是按照这样的逻辑，将一系列表面上极为矛盾的-事件和社会现象有机地联系起来，作出富有辩证的恰当说明，使长期以来史学界感到困惑的北魏早期历史得以清晰地再现，从而填补了全面研究北魏平城时代-史的空白。
其次、缀合参证，利用未经留意的史料，作出令人信服的判断。李凭此书的创见可以说是全都建立在对能够收集到的史料的精确判别和细腻考证的基础之上的。如，为证明道武帝之所以要离散诸部，建立封建政权，是因为受了中原封建文化的影响，这就必须考证道武帝曾经离开过代北。为此作者进行多方面、多角度的探讨，包括利用了前人并不留意的道武帝与后燕慕容垂的亲戚关系的史料，证明道武帝确曾迁徙长安、蜀、中山等地，这样，他受过汉文化的浸润就成了不争的事实。又如，据《资治通鉴·晋纪》义熙五年条记载，道武帝次子拓跋绍登上皇位前，为了试探群臣是否拥戴自己，曾向他们发问道：“我有叔父，亦有兄，公卿欲从谁？”这句问话中，兄指当时出走在外的拓跋嗣，叔父指道武帝的同母异父弟拓跋烈。拓跋嗣曾在拓跋绍之前被道武帝选为皇储，拓跋绍当然需要了解群臣对拓跋嗣的态度。那么，拓跋绍何以还要群臣表明对他的叔父拓跋烈的态度呢？那是因为，按照拓跋部的兄终弟继遗俗，只有拓跋烈才是最有资格继承道武帝的皇位的，所以拓跋烈也是拓跋绍据有皇位的重大障碍。我们从政变者惴惴不安地试探群臣的问话中不难看出，当时兄终弟继遗俗还具有很大的影响力。这样，作者就从并不引人注意的拓跋绍一语这个细微处，阐发出了兄终弟继和父死子继的制度冲突。还如，作者不同意吕思勉诸先生的观点，认为孝文帝并非文明太后的私生子；驳日本学者古贺昭岑之说，论道武帝离散诸部应始于登国元年；揭示刘卫辰“积谷”与拓跋仪屯田的内在关系：均是缀合片断史料以印证重大结论之例。作者常能利用人们习见但却并不留意的史料，钩沉索隐以辩析种种现象的矛盾之处，从而显示了一丝不苟地认真治学的态度。
再次，注重实地考察，更新研究方式，进行多学科性的综合研究。时代在前进，历史学研究也不例外，它要求引进新的学科机制，书稿写作已注意于此。本书虽然以平城时代的-发展轨迹为主线，以实证方法为研究基础，但是并不仅仅囿于对统治权力交替过程的仔细考辩。作者有意识地拓展思维，尽可能地利用了相关学科的原理与方法。当然，这种利用并不是生搬硬套地滥用名词或引述只言片语。
在平城时代，由于不断地将中原的汉族与其他各地的游牧民族迁到平城，使平城畿内（相当于今山西的大同、朔州两市所辖范围）的人口急剧增长。据作者的统计，平城时代畿内的人口数量不低于150万。由于为数众多的各族人民的辛勤劳作，平城畿内的农业、牧业、都市建设、交通和贸易等各个方面都得以空前地发展，从而使平城时代成为雁北古代史上最辉煌的时期。更重要的是，在开发平城畿内的共同劳动中，汉族人民与北方各游牧民族人民通过生产经验与技术的交流而增进了民族感情，推动了民族交往，从而使平城畿内不仅是容纳大量移民劳动和生活的场所，而且成了一座民族融合的大熔炉。不过，平城畿内所在的大同盆地的土地资源有限，气候偏于寒冷，四面环山的地理使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受到很大的限制，更主要的是古代的生产力水平低下，以当时的自然条件养育150万人口已呈饱和状态。因此，稍遇社会动乱或自然灾害，就无法容纳已经饱和的人口，于是就不断地出现灾民流散的现象。这样，作者就从经济学、人口学、历史地理学的角度出发，论证了北魏必然迁都的结果，给予书中着力论述的-主线以力有的支撑。而作为上述论证的基石，则是对畿内城邑的分布和京畿耕地的范围等人文与自然状况的详细考察，因而扎实可靠。在考察中，作者能够严格约控引用资料的地域范围，并注意古地名的今地注释，这些工作琐碎而又费力，但增强了书稿的科学价值。
由于史料的缺乏和可供借鉴的考察成果的不足，作者曾三度前往山西大同市、朔州市及其属县调研，深入到恒山、龙首山、方山等地，考察了文明太后永固陵和孝文帝虚宫以及1996年发现而目前仅仅部分发掘的北魏明堂遗址等；一度前往河南省洛阳市及孟津县调研，考察了孝文帝迁都后修建的长陵与高皇后陪陵遗址等；一度前往河北省怀来县调研，考察了桑乾河与洋河汇合处的自然与生态状貌。通过实地考察，作者获得了大量的感性认识和考古资料，从而在实地考察与正史、地方志相印证的基础之上进行写作，使其提出的一系列见解尽可能地符合历史发展的真实。
最后,文采可观，曲折有致，读来引人入胜。本书是一部严肃的学术著作，但不是枯燥艰涩的作品。在书中，既有言之有据的史实铺叙，又有对历史人物的心理、情感和性格的入情入理合乎逻辑的推理。由于作者在阐述其见解时，思路清晰，逻辑严密，论述丝丝入扣，因此具有相当大的可读性。作者文笔简练流畅，叙事时张时弛而层次分明，用语准确生动而不落俗套，这在专业性很强的著作中实属难能可贵。
通览全书，在我们为北魏朝廷内部惊心动魄的权力之争及其背后蕴藏的历史规律所深深吸引时，也欣赏到了作者的学术功底和探索精神。该书尽力揭示繁多事象的详情内幕，为我们清晰地展示了平城政权的历史画卷，使学界对此期-的认识又迈进了不小的一步。而且，通过考察鲜卑拓跋部建立的北魏平城政权在接触汉族封建制后发生的变迁,探索了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汉族与游牧民族相互影响与融合的规律。这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北方民族的历史，少数民族政权与汉族传统体制的相互关系，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族传统文化的互动作用等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北魏平城时代》是1997-1999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基金资助项目，1999年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基金的资助,,2000年1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该成果完成后，祝总斌、朱大渭、张泽咸、蒋福亚、阎步克等教授组成的专家组给予了很高评价。对于专家组的鉴定意见，本文有所参引，恕不一一赘注。我们期望作者李凭先生不断地为读者奉献新的佳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