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章 由青铜器上的洒水图谈起
概述
在陕西宝鸡县斗鸡台,发掘到一件商周时代的青铜器,在这件珍贵的青铜器上,发现有一个洒扫人的象形铭文--"子洒扫"(见题图)。这个铭文刻划了一个清扫人的形象,手里拿着扫帚,一面清扫,一面洒水,生动地描绘了清扫时的情状。从这个距今二、三千年前的铭文来看,不难想见我国人民很早就进行清洁大扫除活动了。
古代的清洁大扫除
我国人民从事清洁大扫除活动,在殷商甲骨文中,已有记载,例如甲骨文中有这样一条卜辞:“庚辰卜,大贞,来丁亥寇帚。”这条卜辞的意思是,在庚辰那天进行占卜,要求人们在丁亥日进行一次清扫活动。解放前民间流传的黄历中,也经常记载某某吉日:宜沐浴、宜洒扫。固然,这些活动带有迷信色彩,但是反映古代人民已把清扫活动作为日常的生活制度了。考古工作者又发掘到许多汉代的“箕帚俑”(约公元前206-220年的遗物),其中有男的,也有女的;有的手提水桶;有的手拿着簸箕,一手拿着扫帚,形象十分生动。墓葬中的陶俑,是封建统治阶级死后的随葬品,但是,通过这些实物,可以了解古代人民的生活习俗及生产劳动情况。
又据的《礼记》记载:“凡内外,鸡初鸣,咸盥洒扫室堂及庭。”这就是说,每天清晨起来,不论男女都要进行清洗,同时还需进行室内外的清扫活动《周礼》中还规定:“凡国之大祭祀,令州里除不蠲(音涓,即清洁之意)”。根据这一资料,了解到古代人民每当国国家有重大节日或祭相活动时,各地(州里)人民都要进行清洁大扫除。这些优良习俗至今仍为我国人民所遵循。旧时我国民间每逢年岁,民间都要进行室内外大扫除,称之为“扫尘”、“潭尘”。据《帝京岁时纪胜》记载:“除夕,炉内焚松相叶、南苍术、吉祥丹。”可见在除夕期间,也即是说,在此期间,家家竞升炭盆、焚阡张、燃蜡烛、烧香药,散灯花、燎草等等活动,当时称之为“燎百病”。固然,旧时的烧燎活动带有迷信成分,但是烧燎烟熏仍能起到一定的除害防疫积极作用。
古代的城市卫生
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在城市卫生设施方面,也曾为世界树立了先进的范例。
大约在六、七千年前,我国社会进入新石器时代,人民开始过定居生活,建立了氏族村落。西安半坡村遗址即是新石器时代典型的氏族村落。据考古发掘,发现当时人民居住的房屋,为了防潮,在屋内地面及四壁都抹上一层草泥土,并且用火烧干,成为红色硬面。较后期的住房内,地面上还铺上木板。这些设施,对改善先民们的居住条件,减少疾病发生,无不具有重大的意义。在半坡村还发现有饲养畜类的栏圈遗迹。在甲骨文里,看到有象形样字,据考证,有的为“牢”,即牛栏,有的为“圂”,即猪圈,表明当时已实行人畜分居了。后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从打落群居逐渐发展为早期城市,于是,古代人民开始注意到城市中的环境卫生问题了。
在河南安阳发掘的商代遗址上,发现当时奴隶们已建造了富丽堂皇的宫殿和规模宏大的城廓。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在奴隶主和平民住屋附近,已有地下排水管道,说明商代人民已注意到排除积水、污水。

秦汉时代,我国已形成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都城规模比前代更加宏伟,考古发掘中出土有各种下水道,有圆形的、有方底尖顶形(见图)的等等。在西安三桥镇秦代阿房宫遗址上发掘到的陶质下水管道,呈五角形,管长68厘米,通高46厘米,宽43厘米,管壁厚7厘米。这种造型结构,比之于方形的更能承受路面的重力。据计算,上面呈菱形的水管与同样大小的

我国古代有关下水道的名称有好几种,诸如沟、窦、续、石渠、埔墁等。所用的材料和方法也有多种,有用陶管铺设,有用石块修造,或用砖块砌成。据《考工记》记载:“窦,其崇三尺”,表明当时的下水道已有3尺高度。据《左传》"成公六年"(公元前585年)记载:“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浍以流其恶”,注:“恶,垢秽”。可见当时人民已发现积存污水今致人疾病,要排除污水以保障人体健康。后来的记载更为明朗,如宋代《养生类纂》引《鲁般宅经》说:“厅前天井停水不出主病患”;同书又引《琐碎录》说:“沟渠通浚,屋字洁净无秽气,不生瘟疫病”。根据这些记载,说明古人对污水处理,基本上是从卫生学角度来考虑的。
隋唐时代,我国封建文化高度繁荣,当时的城市建设和卫生设施,较前代更加进步。唐代的长安,为当时规模最大的都城,整个城市的设计布局,合理整齐,皇宫、百官的衙署、住宅、市场都分区设立。当时,把外廓城规整地划分为108个坊(居民区),王室所占的宫城和国家机构所在的皇城,位于北部正中,整个长安城不但街道宽敞,两旁还栽种整齐的树木,街道两侧普遍建有排水沟。从发掘到的朱雀街的排水沟来看,沟宽3.3米,深达2.3米。考古工作者又在东西两市的巷道下面,发现有砖砌的排水暗沟,这些暗沟最后都通向大街两侧的明沟。唐代长安的城市规划及卫生设施,在世界古文明史上无疑是领先的。
明、清都城北京的设计,即是参照唐代长安的城市规划。据清昭涟《哨亭杂录》记载,明宫廷内下水道工程更为壮大,或用生铜铸成,或用巨石砌成,管径粗达数尺。这在当时世界范围来说,也属少有的卫生工程。解放后在北京调查古代的下水道,发现五、六百年前明代建筑的下水道,大都是用砖石砌成。据工程技术人员估计,这些下水道即使再使用几十年,也是没有问题的。
洒水车是现代城市的一项卫生设施,它在防暑降温,减少尘土飞扬,维护城市的环境卫生上,具有一定的作用。我国早在公元2世纪,已经创制使用这项先进的装置了。
我国古代大多建都北方,北方城市向受风沙侵袭,采取那些措施来维护城市中的环境卫生,这是古代人民所面临的一个实际问题。据《后汉书·张让传》记载,汉灵帝中平3年(公元186年),灵帝曾命令当时的掖庭令毕岚,设计制造一种洒水车,称之为“翻车渴乌”。据《后汉书》记载,毕岚作“翻车渴乌,施于桥西,用洒南北郊路,以省百姓洒道之费。”据李贤注,“翻车:设机车以引水”;“渴乌:为曲筒以气引水上也。”可见这种洒水车由两个部分组成,一个部分是贮盛河水的库水车(翻车);另一部分是汲取河水的抽水机(渴乌),抽水机是一种“以气引水上”的类似唧筒式的吸水装置,这项先进的发明--洒水车制成后,在长安桥西汲足了水,洒扫于长安之南北大道,以减轻人民洒扫之劳。
洒水车非汉代仅有,据《魏略》记载,三国时马钧所作的“翻车”“其巧百倍于常”,可惜后来也失传了。宋周恽在《清波杂志》记载:“旧见说汴都细车,前列数人持水罐子,旋洒路过车,以免埃蹬蓬勃。”由此可见,历代人民时有创制洒水车来改善城市卫生。
据《后汉书》记载,毕岚在当时又设计了一座喷水池,称之为“天禄虾蟆”,安装在平门外面以美化城市。
城市中粪便、垃圾的处理,是现代城市卫生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我国古代人民在这方面也作出了先进的范例。
古代把厕所称为“图”,汉代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厕,清也”。顾名思义,已把厕所定义为“清”的对象。据《周礼·天宫冢宰》记载:“宫人为其井医,除其不踢(洁),去其恶臭。”郑司农解释:喂,路厕也。可见当时宫内已经建立路厕。汉代以后,我国都市普遍设立公共厕所,当时称之为“都厕”。从出土的汉代厕所明器来看,设计已相当合理,几乎与现代公共厕所相差无几。有了公共厕所,对改善城市卫生,方便群众生队提供农业肥料,防止传染病的传播,都有利。

无数的史实证明,我国人民自古以来是一个爱清洁、讲卫生的民族。但是,由于历代统治阶级的残酷压榨,造成了人民生活的贫困,瘟疫流行。近百年来,又有帝国主义的侵略,致使中国的卫生条件处于落后的状态。解放后,我国的卫生条件已有显著的改善。现在,随着科学文化的普及,人民生活水准的不断提高,爱清洁,讲卫生,必将成为我国人民的日常风尚。伟大的中国,也必定要成为人寿年丰的社会主义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