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留在陕西的一本账
近年来，史学界和文学界都兴起了一股“晚清热”。100多年前的许多“明星”重又闪耀在天际，吸引了众多的注意。左宗棠就是其中之一。《清史稿》说他：“廉不言贫……曾国藩见其所居陋小，为别制二幕贻之。其廉俭若此。”他位极人臣，权倾一时，手握重兵，“西征”时筹措的军费约达1万万两银子左右。比当时全国全年地丁、杂赋、厘金、关税等14项财税总收入还多五分之一，但却自奉甚俭。行军时不住官衙住军帐，与部队同甘苦。当贪污奢侈之风遭到普遍痛恨的时候，左宗棠一时成为一些人倾慕的理想人物。
但是，作为一个陕西人，作者对这位声誉显赫的左文襄公，却另有一段深刻的不能抹去的记忆。这就是他的“平定关陇”。
按照左宗棠自己的总结，这是一场超越汉唐的奇功：
“通计：陕回七、八十万，存者除白彦虎股尚二千有奇，此外安插甘境者不过六万余众而己；甘回……是法所必诛、时不可缓者也……亦已悉数芟夷，而后安西、肃州、甘凉一带二千余里，并无回族聚处，实汉唐未有之奇（左宗棠：《覆陈拟办事宜并办理营务城防各员请奖折》，见《左文襄公全集非馗寰 44》）
换言之，当时陕西境内七、八十万回民群众，包括老弱妇孺在内，十分之九左右都成了左宗棠的刀下之鬼。甘肃方面的情况则较陕西有过之而无不及，直杀得2000多里的地段内没有了回民的人烟。根据当代学者的研究，左宗棠自己所作的这个总结，并没虚冒战功、浮夸不实之词：“因最终平定新疆而而建立了不世之功的著名-家左宗棠将军，与曾国藩一样，确信对叛贼只有斩尽杀绝。在西北大动乱前夕，陕西回民估计有七十万至八十万。经过十多年的战争后，据报告只有二十万至三十万回民幸存；五十万至六十万逃往甘肃，但其中大多部分最终也难免一死。
尽管由于近代甘肃的方志较少，难于对人口的减少作大致的估计，但一种以大量文件和奏折为基础的左宗棠传记将（“平定关陇”中）甘肃的死亡记录定为数百万。（何炳棣：《1368年～1953年中国人口研究》）。
据此说来，当时死在左宗棠刀下的陕甘两省回民的人数至少在数百万人。
对于人的价值的肯定，对于人的生命的珍视，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最重要的成果和标尺之一。中国的先哲孟子在两千多年前就断然认定：“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他把“杀一不辜”视为连“得天下”也不能予以抵销的最大罪行；由此，他对使用战争暴力进行大规模杀戳更深恶痛绝，主张“善战者服上刑”。左宗棠是孔孟之徒。这些话他当然是熟读能详。他在不得志时也曾悲天悯人地赋诗：“谁将儒术策治安？”但一旦身为陕甘总督，就不眨眼地一口气杀掉了这两个省的数百数十万他心目中的“叛贼”，其中当然绝不至是“杀一不辜”！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什么样的行为，什么样的人格标准？希望将来有人把这本账算清以后，再给左宗棠这样一位历史人物一个真正的全面公正的评价。如果论者自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者，则希望不要忘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一再强调的理想：“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己本身的主人--自由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不要一味地跪倒膜拜在杀了如此众多的人命的刽子手面前。
为了研究左宗棠当时的心态，这里顺便介绍一下左宗棠在其家书中写下的一段话：
“陕回就抚而仍包藏祸心，其头目皆市侩贱种，其党伙皆悍鸷凶人……吾知其不可抗则决计剿之……故吾于诸回求抚之禀直揭其诈而明告以用兵之不容己，并未略涉含胡"”（左宗棠：《自乾州大营与子孝威书·左文襄公家书》
这是一个简单明了的说明。左宗棠向自己的儿子解释了为什么不接受战败者的投降而一定要斩尽杀绝、“悉数芟夷”的理由，它可以看作是大规模屠杀陕甘起义回民的一种内心独白，也可以算是一种未公开的种族歧视和种族灭绝的思想理论。就这一点而言，这位左文襄公似乎堪称70年后德国希特勒的一位异国先驱，虽然希特勒也许并没有听说过左宗棠的名字以及他的超越汉唐的“奇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