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普通民众眼里的台湾80年代(下)
本文摘自：《我们台湾这些年》 作者：廖信忠 出版：重庆出版社
关于真正的台湾，你又了解多少？这是我常常问大陆朋友的问题。我明白，对于很多大陆朋友来说，台湾往往只是一个空洞的政治概念；大多数人并不清楚台湾过去 30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台湾普通民众到底过着怎样的生活？本书从我出生的1977年写起，以一个台湾平民的视角，向您细述30多年来台湾社会的大事件和小故事，与您分享过去30年台湾老百姓最真实的日常生活和悲喜人生。
1986 新闻报道"民进党成立"，让很多台湾人惊呆了
在民进党成立以前，党外各种体制内外的活动已经频繁举行，这都还在国民党可忍耐的范围。另一方面，传闻蒋经国也有意利用这些党外人士的冲撞，对国民党内一些保守顽固分子进行挟制。比如说当时的朱高正，大家对他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在"立法院"里跳上主席台，拔了麦克风乱丢，影响议会秩序，在当时可是惊世骇俗的，但他每次都没被惩处。蒋经国一直想在政治开放上有更多作为，但"国会"里的保守力量实在太大，朱高正这些举动，刚好用以对付那些食古不化的反改革老代表们。
这一年的9月28日，各个党外的组织以党外后援会的名义在圆山饭店里开会，并宣布成立民主进步党。目前，大家会觉得民进党内好像派系林立，什么美丽岛系、新潮流系、正义连线之类的，其实就好像《水浒传》里面，各路英雄好汉带着自己的人马上梁山一样。所以说民进党在成立之初，就是为了对抗国民党而对各个党外的团体组织所作的大整合而已。
但当时党禁还没开放，也就是说法律上根本不允许组党，所以民进党的成立不仅使社会为之震撼，也引发了高度的政治紧张。当局到底要镇压还是顺势改革？这引起各方高度瞩目。据说民主进步党一成立，当局情治部门立即呈上"反动分子"名单，蒋经国未批，说道："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后来，蒋经国在"双十节"指示修订"人民团体组织法"、"选举罢免法"、"国家安全法"，开启台湾民主"宪政"之门。
当时我跟着家人在小吃店里吃面，电视报道了这则新闻。虽然是快速带过，但坐在我对面的那位叔叔目瞪口呆忘记吃面的神情一直印在我脑海里。老板碎碎念，直喊着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也忘记了继续下面。但后来看得出来，那一阵子他心情都特别好，一天到晚在喊"冲啊！打倒国民党！"每每这时，她老婆就会瞪他一下，叫他闭嘴，没想到他兴致更高了，"我呒惊关，呒惊死，冲啊！"（我不怕关，不怕死）。果然是男人到中年后只剩下一张嘴。当时民间就是这样，并不一定是真的喜欢民进党，只是讨厌国民党而已，民进党成立，好像为自己出了一口气一样。
民进党刚成立的那两年，只要讲到民进党，报纸几乎都是写民×党、或×进党，搞得好像什么乱党一样。其实在那几年，民进党就是给人激进的印象，通过许多街头游行等手段与国民党统治当局抗争，所以很多人也叫民进党为"街头党"。但在国民党掌控一切资源的情况下，民进党也只能采取这种手段引起大家的注目，进而注意他们的诉求。
当年的"立法委员"及"国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民进党就拿到20%的选票。民进党成立之后，给异议人士很大的鼓舞，也开始了海外异议人士的返乡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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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 台湾宣布"反攻大陆"无望
1987 年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一年，对台湾人来说，许多根本不可能、想都没想过的事都在这年发生了。这一年台湾外汇存底（大陆习惯称"外汇储备"）也达到新高，居世界第二，仅次于日本。当时我十岁了，基本的政治判断能力虽然尚未成熟，但在大人的言谈中似乎也嗅出不一样的气氛来。
一连串的事件，常常让人还没对上件事反应过来，就已发生下件事，对在国民党统治之下已经形成既有思考模式的台湾人来说，甚至不敢相信是真的。
很长一段时间里，台湾是"自由的灯塔"、"反攻的堡垒"；在蒋介石的领导下，军民同胞都在为"反攻大陆"作准备。所以在早期的台湾，这种信念被当做金科玉律一样，很少有人敢质疑。
所以，这个"反攻大陆"的标语满街贴，信封、香烟、米袋、火柴盒上，生活中处处可见。
蒋介石提出的计划是"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但老实说，这对台湾本地人实在没什么吸引力，因为大多数的台湾人也不知道大陆是什么样子的。不过当初跟着国民党来台湾的人，一直都以为他们很快就会回去了，不会在台湾久留，可是没想到，这一留就是几十年。
几十年过去了，政治的环境是现实的，这"反攻大陆"的口号越喊越弱，当然也越来越少被提起。有点儿脑袋的人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可是没人敢明说。
最可怜的就是本来以为很快就会回去的那些人了。这些人中，属于统治阶层的人，觉得台湾不是他们的家，自恃身份而有些优越感，跟这个地方格格不入，但还是因为身份和地位而能保有一定的既得利益。有许多人认为，"反攻大陆"一直没人敢怀疑，就是因为他们不让人去怀疑，利用这个信念来维持他们的统治正当性。但凄惨的就是那些中下阶层的人员，这里面有许多人是军队里的中下层军、士官，组成成分很复杂，很多人半辈子都只会打仗，有些甚至是被强拉来当兵的。当局允诺并发给他们一张"战士授田证"，里面详细记载未来反攻大陆后，会给他们在什么地方分多少亩田地耕作。
所以，几十年来许多人是依靠"反攻大陆"这个信念活下去的，这也成为一个没人敢挑战的"神主牌"。所以当这一年台湾当局承认"反攻大陆不可能"时，你就可以知道，这引起多大的震撼了。因为这个神话已经松动而瓦解，当当局说出这句话时，等于为未来许多事，开了一扇大门。
1987 开放大陆探亲
20世纪80年代后期，社会逐渐开放，就像前面说到的，外省老兵问题开始浮上台面，而长久思乡的煎熬开始渐渐凝聚成一股强大的力量，使威权的体制愿意退让，开放返乡之路。
这一年（1987年）的年底，老兵赴大陆探亲的新闻充满了所有新闻媒体的版面。在新闻里看到，大量"老芋仔"疯狂地抢进红十字会的办事处申请探亲，新闻也播出一群年近半百的老人挤在红十字会的探亲说明会中，操着各省的口音抢着发问，又看到许多隔了几十年重逢相拥而泣的画面。尽管我与他们是不同时代不同背景的人，但看了也为之动容。
有人说，要不是蒋介石带了那么多人来保护台湾，台湾老早就被共产党给解放了。而反驳者说，你以为他们是真的来保护台湾的吗？他们是没地方可去，才不得不到台湾来的，要不是蒋介石不争气被赶出大陆，台湾根本就没这些人。但不管怎么说，那些国民党带来的人里，中下群体永远都是牺牲最大的人。
不管当初他们是自愿从军还是被拉来的，这些人大都以为很快就可以回去，却怎么知道一待就是几十年！当初来台的青年，到了这时候也都年近半百。
在我小时候，每天下午都会有个外省老头骑着一辆破摩托车，卖着自己做的各式包子馒头。我永远记得开放探亲之初，他卖得更勤快了，勤快得有点儿浮躁。每天，他总是在下午四点整到我家楼下，用尽丹田的力量大喊一声，大家就知道他已经来了。停留了十分钟后，他又继续骑到下一个定点去卖。回想他那老迈的身影，很难想象他年轻时在战场上经历过的是什么样的阵仗。当时问他是不是也要回去看看，没想到他一副急得快哭的样子，恨不得每天多卖一些馒头，多卖几个小时，好存更多钱带回去。
大陆探亲的开放，了却了许多人几十年来的心愿，但毕竟两岸分隔了近四十年，人事景物都跟当年不同，随之而来的更多现实问题产生了。最常见到的问题就是有些老兵在家乡已结婚生子，来台后觉得回乡无望，又在台湾结婚了。本来一切都很美好，没想到开放通信及探亲后，台湾这边的老婆才赫然发现丈夫在那边已经有了"原配"，自己只不过是个"二奶"而已。由此引发了不少家庭问题，惨一点儿的大闹离婚，有些妻子碍于人情，只好隐忍下来，看着丈夫越来越往"原配"那边倾斜。其实做丈夫的何尝不痛苦呢？一边是故乡年轻时结发的妻子，许多人回去一看，发现妻子根本没改嫁，一直在等他，心里自然会有极度亏欠的感觉。而另一边，当初台湾本省人讨厌外省人，台湾的女孩想嫁给这些外省汉子免不了是经过一场家庭革命而为爱出走的，胼手胝足几十年，突然之间让她从大太太变成小老婆，更是情何以堪。当年开放探亲后讨论的最热的话题，恐怕就是，这到底算不算"重婚"，后来还有赖法律的解套，这些"宝岛夫人"才有了合法的地位。
在许多远离家乡的老兵心里，一定怨恨过那摆弄命运的大时代。谁愿意失去和亲人相处的天伦时光呢？几十年后再回乡，难免有"少小离家老大回"的感慨。但毕竟分离了几十年，人事景物不复当年，思想看法也产生了很大的分歧，就跟很多老兵说的一样："在台湾，他们说我们是外省人；在家乡，他们说我们是台湾人……"时代造成这些人与两边的社会都产生疏离，都不可能回到以前了。
荣民总医院就在我家附近，我小的时候坐公车总是很讨厌经过这一站，因为总觉得这些大嗓门老头又粗鲁又爱抢座位。长大一点儿了解一些事后，对他们也较能理解和体谅了。到现在，"大陆探亲"一词已经很少被提起了，若不是偶尔经过荣民医院见到他们的身影，也不会想起台湾曾经有这么一群人为了返乡而不惜冲撞体制。这群人早已不再是主流论述的议题，不再是生活中被投以关怀的对象，开放之初社会的热情已经慢慢冷却，而随着挚亲的慢慢凋零，他们也越来越少回去了，许多人还是选择老死在台湾，但故乡对他们来说，依然是梦里都会回去的地方。
就如同我初中同学的父亲，上海人，最近再见到他时，我开玩笑地用上海话问候他"张家爸爸，长远未见喔……"没想到这个几十年没听过乡音的老人顿时呆若木鸡，激动得茶杯都掉在地上，眼泪差点儿就落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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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 蒋经国去世
1988 年年初，又有两个禁解除了，分别是报禁与发禁。在这之前，台湾报纸每天发行的篇幅数只有"三大张"，即三张纸叠起来折一半。第一张是政治新闻，不过大都是政令宣导或当局公布的新闻。第二张是民生社会新闻，第三张是娱乐版及副刊。报纸的编排永远四四方方，文章很整齐，字很多，图很少，当时的报纸都是这样。
而小朋友比较常看的是《国语日报》。这是一个为儿童读者和学习中文者设计的报纸，字旁边都附有注音符号，也有些连载的漫画可以看，每个班级都一定会订的。
1月1日解除报禁后，报纸的篇幅马上多了起来，新成立的报社也如雨后春笋般，各种言论纷纷出现。
而发禁则是指，过去台湾的中学生有一定的仪容规定，在发型方面，男生一律都是三分头，女生则一律都理着耳下一公分，俗称"西瓜皮"的发型。发禁开放后，这个规定由校方自行考虑。实际上这是个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的解禁，因为在后来几年里，许多学校仍然是这样要求学生的发型的，不过通常会做到学校与学生都可以接受的程度。也就是说，学生可以留长发，但男生不得盖住耳朵，必须露出后颈；女学生不可以超过衣领，超过衣领者必须扎马尾，当然是不准烫不准其他装扮的，之后十几年才慢慢开放。而真正没有了发禁，真正完全彻底解除发禁，应该是最近几年的事。现在高中生完全可以留任何发型，可卷，可烫，可染，想留多长都没问题。
发禁解除的隔天，1月13日，蒋经国就去世了。
1988年的1月13日，这一天我印象特别深刻，因为当天是爸爸的生日。那天晚上，我们全家一起在电视机前面，收看华视播琼瑶小说改编的电视剧《海鸥飞处彩云飞》，我娘抢着看台视的《还君明珠》。在接近八点半后进广告，广告播到一半，电视上赫然出现蒋经国的遗像。全家一阵愕然，画面也停在那里，时间好像顿时停止了一样。
电视上遗像定格好一阵子后，画面就突然切到国民党的紧急中常会上（现在想起来，那真是个党政不分的年代），画面也带到李登辉在随后的宣誓就任上。
隔天到了学校，发现一早就弥漫着异样的气氛。当时是小学五年级，其实小朋友也不太当回事，但都能察觉到老师的神情有异。当天的朝会，降半旗。
这时候，学校中庭也出现了灵堂。每天老师都会带我们去鞠躬，然后老师就开始哭了。老师一哭，班上的女生也跟着哭，最后大家哭成一团。
"都是那些民进党把'蒋总统'气死的，呜呜呜。"小女生一把鼻涕一把泪，愤愤不平地说着。
"新的'蒋总统'怎么不姓蒋了？那以后要叫什么'总统'？"小朋友也窃窃私语了，"李'蒋总统'吧？"
那两个礼拜电视全都是黑白的，内容也都是些缅怀之类的影片，很无聊，并且禁止一切娱乐活动。所以附近租录影带店的生意都特别好，当然都是掩着门营业的，你要先敲那个铁卷门，老板从门上小孔看到是熟客后，才开小门放进来。后来电视又变回彩色的，不过还是播怀念的影片，好多卡通及影集都看不到了。
对于这件事，学校老师还是掩不住感激的心情谆谆教诲着我们这群无知的小学生：那是因为宋美龄女士不希望影响太多民众生活，所以要电视台把节目改回来。讲着讲着，老师又忍不住哭出来了。
接下来的几天，就是遗体要从荣民总医院移灵到"忠烈祠"这档事了。路线是从荣总经我家前的天母西路转中山北路往士林方向。学校三年级以上的同学都参加了路祭大队，学校给大家发块麻布别在手臂上，在天母西路两旁排开。
当时这个路线上，我家前面是块空地，还有一片废墟和杂草，像被炸过一样。但当移灵路线一公布，两天之内就变成铺满园艺用草的大草坪，几乎是我一觉醒来发现整个世界都变了，难得一见这么有效率。
到了路祭当天，大家都别块黑布。但对于天天被关在学校的小朋友来说，其实都是以郊游的心情出校门的，所以一路上嘻嘻哈哈的。
一到现场，就看到大批民众已经排在路两旁，还有祭品也都出来啦！这时，前导机车已经通过，只听到路的那端传来一阵闷闷的声音，后来越近越大声，才发现是哭声如潮水般从远方随着车队慢慢涌近，然后这哭声又继续从路的另一端消失。车队走了之后，我们就带队回校了。
移灵到"忠烈祠"后，当时台北市各处都还有免费的"瞻仰专车"候车处，民众也踊跃地去谒灵，不过大部分人的心态都还是难得有机会看一次蒋经国就跟着去的，当然热血着在现场哭得稀里哗啦的也不少。
再过不久，电视节目又恢复正常了。因为停播太久，怕观众忘记剧情，所以每一台的连续剧都来个"精华篇"，一次看好几集，可真爽了。这也是连续剧第一次有精华篇的形式，但我也从此改看台视的《还君明珠》。
话说蒋经国早期在台湾，因有苏联政战的背景，因此负责的是社会意识形态管制与监控的工作。但另一方面，他又能积极走入民间，与群众打成一片。经过了各方面的历练，他不仅党政军资历完整，政治实力在国民党内也无人能敌，再加上蒋介石的刻意栽培，很自然就成为接班人。
在蒋中正的时代，台湾上下都是为了"反攻大陆"而作准备，所以，对于台湾本地的开发并不积极。蒋经国掌握权力后，也许是深知"反攻大陆"已遥遥无期，进而才将注意力转到延续台湾发展的各项经济重大建设之上。
他在"行政院长"任内，虽然内外局势剧烈变化，但他带领的一批技术官僚，却力排众议，大刀阔斧地完成十大建设，使台湾经济有了更飞快的增长。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在这个新旧交替、激荡不断的时代，虽然是专制当局，也总算看清了时势，能采取宜时的决策，为台湾民主及经济的发展奠下重要的基石。
当然，这些历史的尘埃需要更长的时间沉淀，几代后才可能会对功过有更客观的评价。现在有许多人开口闭口总是"蒋经国在位的时候……"似乎那个年代比现在更好。我想，其实可能是怀念当时经济正在全力发展，人人埋头苦干、同舟共济的充实感吧！现在大家都富了，反而一点共同的目标都没了，有些空虚。
1988"5·20事件"
中国历朝历代总是在上演着"官逼民反"的戏码，而农民起义就是这历史剧场中的最高潮，也是农民利益和统治者利益矛盾冲突的最高表现形式。中国的农民总是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大部分时间都是默默承受着苦难和牺牲，这种情况过了几千年还是没有改变。
1988年4月，台湾当局与美国谈判美国进口农产品问题，牵涉到进口大宗谷物。这不但影响台湾本地稻米的产销，更剥夺农民兼种杂粮的收益。时代像是进步、全球化了，但农业又成为对外贸易的筹码，农民利益又再度被牺牲。
每隔四年的5月20日，是台湾当局领导人就职的日子。但当年因为这进口农产品的问题，南部农民北上抗议，要向甫上任的农经博士李登辉请命。本来是单纯的抗议事件，结果没想到大暴走，变成台湾史上最大的警民大混战。
在刚解严的台湾，出现这样的壮烈与混乱并存的场面是非常惊世骇俗的。人们在电视上看到，整个街头，一边是密密麻麻的抗议者，另一边是更密更麻的镇暴部队与宪兵。当时台北市的铁路还没有地下化，街上的人多到连火车也被迫停在铁道上，进退不得。
在电视新闻及地下录影带里看到的内容，是说这次事件的冲突有两波，第一波是在"立法院"前面，此景我只能以"震撼"来形容。那种场面有如在玩《三国无双》，一堆农民为了抗议当局，把整篮整篮的菜丢向镇暴军警，造成当时路上到处是菜，蔚为奇观。这次警方大败，"立法院"的招牌被硬生生拆下来丢在地上践踏。
第二波是入夜后群众与镇暴部队展开的"都市游击战"。整个冲突中心中华路附近的街道就有如战场一样，棍棒、石块飞舞，高丽菜、鸡蛋到处乱飞，抗议群众及镇暴部队不断地互相大放无双，不断冲击及反冲击。虽然当晚电视及广播一直叫大家不要到现场去，会有危险，但还是有一堆好事者挤在天桥上看热闹。那天夜里，也看到不少卖民主香肠的骑着车，一起跟群众向前冲，也一起逃命。
当然，在早上是比较单纯的农民请愿啦！但到了夜里就几乎没有农民了，变成热血过头的群众在那边摇旗呐喊，大概是台湾刚开放，大家都想那么去热血喊一下，不想错过这个机会。有认识的人刚好那时候在当"宪兵"参加镇暴，据他说一开始的确是打不还手，但是大家被要求留守战备而取消休假已经极度不爽了（对台湾义务役男来说，假就跟性命一样重要），因此一等到正式驱离的命令下来，大家简直就是杀红了眼：谁叫你们害我们不能放假！
"5·20事件"在当时，媒体一律以"暴民"及"乱源"称之，但是，看到那些震撼的画面，我开始思考，这是我所熟知的那些"淳朴"的农民吗？为什么他们会变得如此"暴力"？那时候我心里不禁产生了疑惑。
附带一提，现在台湾的"二把手"萧万长，大家都叫他"微笑老萧"，大概就是这时候被媒体封的。当时他任"国贸局长"，负责和美国谈判农产品进口问题。发生冲突时，他出面缓解，结果遭蛋洗后还笑眯眯，从此"微笑老萧"之名不胫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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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 "无壳蜗牛"夜宿忠孝东路
电视荧幕上播出柏林围墙倒了。从东柏林那边冲来一群做拥抱状的人，然后，越来越多的人跑过来。画面一带，一群人站在墙上挥舞着旗帜，下面辣妹与猛男HIGH得脱光衣服拥抱接吻，整个布兰登堡门广场挤满了欢欣鼓舞的人群。东欧解体的风潮，在这一年达到了第一个高潮。
解严以后到1993年，这是台湾剧烈变化的几年，对于小孩子来说，每年都有新奇的事发生，整个社会热闹无比。老师在台上讲得咬牙切齿，小朋友还是嘻嘻哈哈；大人们开始敢畅所欲言，但是一有小孩在旁边又闭口不提；各个阶层纷纷走上街头，这个举动仿佛成为全民运动。
20世纪80代末的街头运动不断，令人眼花缭乱。这段时间当局刚从威权转型，重新学习如何执政。而习惯当顺民的民众，也开始懂得争取自己该有的权益，但又常常有点儿过火。总之，这段时间是一个磨合期。不过，这几年间，大家体会到原来当局对待抗议事件还是很宽松的。
这一连串的街头运动可能到现在大家都记不起来有哪些，但这年的"无壳蜗牛夜宿忠孝东路"一定让人印象深刻。
那一夜，全家至忠孝东路逛街，只见整个忠孝东路及附近几条街道已经全部被封闭了，密密麻麻的人或躺或坐，占据了整条路面，前面的舞台上唱着歌，演着舞台剧，放着烟火，还有一些高高的人也在一边舞动着。整个现场不像是在抗议，反倒弥漫着一种嘉年华的气氛。
抗议地点所在的忠孝东路，就是动力火车那首《忠孝东路走九遍》里的忠孝东路，台北人习惯叫这一带"东区"。"东区"一直都算是台北市高档百货与精品店的所在地，因此选在这里办活动可说是非常有代表性。
有别于那阵子杀气腾腾的抗议活动，这场"无壳蜗牛夜宿忠孝东路"是非常软性且带着一点儿幽默及讽刺气氛的。从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开始，台湾的房价突然开始狂飙，前一年可能还买得起房子，隔一年可能只买得起厕所了，财团及炒家疯狂炒房，导致许多年轻人买不起房子，成为"无壳蜗牛"。在这场活动之初，他们本来只是找一块地方作为抗议地点，没想到越来越多的民众自发地加入，结果整个忠孝东路都被占满了，最后那一夜，几万民众夜宿在全台地价最高的忠孝东路上。大家很平静地唱唱歌，看看表演，聊天，打牌，吃消夜，打发长夜。
这是场议题本身比活动更吸引人的社会运动，过程非常和平。现在看来，这场第一次由民众自发而成的活动，对台湾公民社会意识的建立，有非常大的影响。
我想，住宅是基本人权的一部分，不是商品，更不应该变成玩金钱游戏的筹码，那么多人风餐露宿为的就是要争一条改革的路。不过，18年前高房价让人走上街头，18年后房价依然居高不下；18年前那些人应该房贷都付得差不多了，但这一代年轻人买房子的问题恐怕依然没解决。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当年那场活动的愤青总领队李幸长，现在已经是横跨两岸的锅贴儿连锁店"四海游龙"的老板了。
1989 海外异议人士返乡潮
刚刚解严那几年，也是海外异议人士闯关返台的高峰期，有些成功混进来，有些被发现后遣返。在以前，当局对于居住在海外的异议人士，都有一套管制名单，俗称"黑名单"。
这些黑名单分子清一色都在海外拥有傲人的高学历，政治立场为反对国民党或支持"台独"，因此被列入黑名单不得回台，几十年来归不得。早期这些人士的"台独"思想还是比较具有理想性的，不像现在，只变成一种政治语境加以操弄。既然这些人在海外被标记了，就代表情治机关在海外有眼线。以前反对人士都说海外校园里有所谓的"职业学生"就是这个原因，其实很多人也并不是真的支持"台独"，只是偶尔小小地抱怨一下被听到，或者单凭"职业学生"的主观爱好就被扣上了帽子。
早些年台湾当局常在宣传，有所谓的"三合一敌人"（三合一敌人随着时代也有所不同），也就是民进党、"台独"、中共。小时候看了一幅图，在那幅图中，代表"台独"的是一个长得很可怕，手中充满血腥的人物，上面写着的两个字不是"台独"，而是"台毒"。大概是那个可怕的脸孔在我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阴影，现在一听到这两个字，都还会有点儿负面阴影存在。在我们那一代用过的参考书补充教材里，也有一幅图，小朋友捡到"台独"的宣传单，交给警察叔叔。
那几年，不时可以听到某某人又要闯关回台湾的风声，而当局也是严阵以待。黑名单人士如风起云涌般闯关，其中最戏剧性也最让人记忆深刻的，就是1989年郭倍宏的闯关。郭当时是黑名单中的头号，当局发出12道"金牌"（12张通辑拘票）要捉拿他，正好时值大选，郭就放话，某月某日他将在某某人的场子公开现身助选演讲。而当时的"行政院长"是郝柏村，怎能忍受这种正面的挑战，遂悬赏三百万元抓他。
终于到了公开现身的当天，现场挤满群众，大家都屏息以待。而外围布满了准备抓他的军警，肃杀的气氛与场内热闹的气氛形成极大的对比。待时间一到，郭倍宏不知道从哪里出现的，果然准时上台演讲，现场也在这个时候HIGH到最高点。正当他讲完，军警也准备抓人时，全场灯光却忽然一暗，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等到灯光再亮起时，群众很配合地已经全部戴上当时最流行的代表黑名单的面具，结果军警认不出谁是谁，郭倍宏顺利地离开了现场。
这是在当时一些流行的地下录影带工作室里看到的全程实况，我觉得真是太神奇了，太像电影剧情了。后来更大一点儿，再来看这些录影，还是觉得当时这些人真的很热血。随着时代的转变，这些当年充满理想的异议人士纷纷身居要职，掌握了权力，但他们后来的一些如争权及腐败的行径也非常让人失望，那是后话了。
黑名单是时代背景下的一个产物。虽然当时当局在社会及政治上其实已经不断在进步，但对海外异议人士仍不愿用沟通的方式化解歧见，反而加强压制。只能说当局对自己的改革还是没有信心吧，怕他们回来会"煽动群众"。
1989 蒋经国死后的"宫廷斗争"
蒋经国去世的前几年和后几年，是台湾社会、政治、经济环境变动得最剧烈的几年。不仅民间变化剧烈，在高层，也暗潮汹涌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无比的"宫廷斗争"。可以这么说，后来社会上发生的许多反对运动与抗争都与国民党内部的斗争有关。
蒋经国的去世，表明蒋家父子"政治强人"统治时代的结束。谁来接他的位置，一直都是人们讨论的话题。当然，依照法定程序，李登辉理应马上继任。但是党务方面，"主席"谁来继任还未确定。因此，在当时，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是由"中常委"轮流主持的，表面上一团和气，但私底下却是暗潮汹涌，大家都觊觎着那个"主席"的职位。因为明眼人都知道，掌握了"主席"的职位，实际上就是掌握了台湾大权。
蒋经国一死，李登辉的动作如鸭子划水般，不温不火的。他在就职的第二天，就去拜访宋美龄，并以继任者的身份谦卑地下访"党国元老"，且勤跑蒋经国的灵堂，一点儿都看不出来他的野心。虽然国民党内多数人都支持李登辉继任主席，但党内实权仍在元老派这边。而就在蒋经国去世后没几天，当时还是"立委"的赵少康，突然与其他三十几个国民党"立委"突然公开发表声明并联署，要求推李登辉出任"代理主席"。当时，赵少康在一般选民心目中是有非常良好的正面形象的，与当时的陈水扁、谢长廷一样，都是两党内各自的明日之星。因此，他的这一联署，不管是在党内还是民间，都掀起了一股李登辉旋风。
当然，经历过这次"宫廷斗争"的人大多还在世，因此有许多当事人仍然不便多提，只能是简单地描述一下。
后来斗争的战火也延续到了"国民大会"的选举里，直接引发1990年的"三月学运"。所谓"党政军"，李登辉已经掌握了两者，剩下就是军权。为了掌握军权且安抚非主流派，李登辉后来任命"参谋总长"郝柏村为"行政院长"。后来几年，宋美龄也跟着离开台湾，再也没有回来过。关于宋美龄的离去，大家印象深刻的是那架华航747专机起飞的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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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李登辉开始一连串的政治改革
20 世纪90年代的第一年，世界各地都不太平静。这一年世界发生了许多大事。年初，南非人权斗士曼德拉获释，引起全世界瞩目，也让国民党有点儿尴尬。在台湾与南非还有"外交关系"时，这两个难兄难弟其实在国际上的人权名声都不太好，在许多国际场合也受到些抵制，所以两边关系也特别紧密良好，互通有无。等到曼德拉获释后，台湾人权运动人士受到了很大的鼓舞，纷纷要求当局有更多的开放，挑战体制的动作也变得更大。
北欧波罗的海三小国，也都在那一年脱离苏联，各自独立。那几年，东欧国家解体的速度快到让人来不及反应。那年台湾事情也挺多的，从2月的政争、3月的学运，一直到影响台湾社会的职业棒球赛开打。20世纪90年代的气氛，似乎一下子跟80年代不一样了。
在1990年3月的某天，天气还有些寒冷，我经过"中正纪念堂"，听到远方传来歌声。那歌词奇怪得很，我印象里，只听到一句"什么什么就一定要实现"。在广场上，坐了数千名大学生，广场中央竖了一座野百合的像。
"中正纪念堂"其实泛指台北市中心的一个大广场，广场末端有一个3层台座，是个约70尺高的宫殿式建筑。1980年建成时算是当时台北市内最高的建筑物，里面有个蒋中正的巨大坐姿铜像，是纪念蒋中正的地方。后来，在这广场的两边又建了如太庙般古典式的音乐厅及戏剧院，与纪念堂呈三合院的样式。据说，当初在设计这个纪念堂时，还考虑到中轴线与黄帝陵遥遥相对，不过在广场公园里休憩的凡夫俗子市民同胞们，大概也不会去理这类的解读。从20 世纪80年代末开始，这里也常常变成各种政治性集会的场所。所以啦！这里的大门也常常惨遭喷漆，作为抗议什么的。又因为这里太过象征和具有个人崇拜性，反对人士也喜欢戏称这里为"中正庙"。
当年在台湾的这场学运，号称"三月学运"；又因为用代表纯洁崇高的野百合作为象征，因此也称为"野百合运动"。这次学运可说是20 世纪90年代争取民主改革的街头抗议的最高潮，完全由大学教授及学生发起，因此也得到社会上的普遍支持。在那之后，李登辉召开"国事会议"，开始了一连串的政治改革。
那年2月，台湾的"政坛"（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政坛"指的就是国民党内部）爆发恶斗，对"大选"方式产生歧见，形成所谓"主流派"与"非主流派"之争，也就是国民党内的领导权之争，是为"二月政争"。此一恶斗，导致政局不稳，直接戳爆了当年虚胖的万点股市，也让民众对政局产生了反感。另一方面，因选举时召开的"国民大会"也通过了"临时条款修正案"，将任期延长为9年，创下"国会议员"自行通过延长任期的恶例。
台湾除了一个"立法院"外，另外还有一个"国民大会"负责"修宪"及选举等任务。而不管是哪一个"国会"，当时都还有许多的老代表，即1949年时跟着国民党一同来台的"国会议员"。因为不可能回到大陆再重选，因此他们的任期一直从当年到现在。只有等他们去世或其他原因，"国会" 中有空缺人选，才能选新的代表。当年他们被称为"老法统"，"国会"也被揶揄为"万年国会"。
因此，这次学运，一方面是对政局混乱的控诉，另一方面也是对"国民大会"制度的不满。在学运之初，只有台大一些学生社团参与，但很快成为全台大专院校学生的大串联，接下来在社会各阶层也引起广泛的回响，普遍都是给予支持。终于，在数天后，李登辉接见了学生代表，并对当前的政治局势达成一定的改革共识。不过有八卦消息说，学运刚开始时，只是几个大学生喝完了酒发发牢骚，不满老"国大"，就决定晚上一起去中正纪念堂静坐抗议，没想到擦枪走火，第二天事情一传开，越来越多的人响应，终于成为一场全台大学大串联的学运。
在台湾近30年的民主运动中，有种"世代"的说法。比如说，最早参与美丽岛事件的那些人被称为"美丽岛世代"；参与美丽岛事件辩护的那些年轻律师被称为"辩护律师世代"；而参与这次"三月学运"的领袖人物则被称为"学运世代"，他们很多人后来加入了民进党或与民进党有较接近的理念，开始成为民进党内或台湾社会的中坚力量。但那次学运，完全可以说是学生们草根性的社运。当时，虽有一般民众及创党之初的民进党声援，但为了避免给人与政治挂钩之嫌，在运动之初，他们就已与非学院人士有效分割了。
洁白纯真的野百合学生形象，已经成为台湾民主运动历史之中的一个醒目图腾。因此，近年来，许多当年参与学运的人，都跳出来抗议民进党将这次学运作为泛绿阵营的正当性的一部分。也就是说，民进党已经将这次学运当做是自己的"党产"来消费，而且民进党在执政后也忘了当初学运的初衷。
我到现在都还记得在那有点儿阴冷的寒风中传来的带唱歌声。等我上了大学才知道，那句拗口的歌词是国际歌里唱到的"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当然，国际歌的内涵似乎也跟这次学运甚至是台湾大众当初想要的走向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