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俄国传授做官之道

王朝军事·作者佚名 2010-03-16

《历史学家茶座》2009年第4期

1862年,临近不惑之年(39岁)的李鸿章来到上海署理江苏巡抚,第一次接触洋化世界,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这样形容自己的感觉:“竟如李陵、王嫱之入匈奴。”事隔34年,已过古稀之年(73岁)的李鸿章第二次完全置身异域,自称“顿扩灵明”。这是一次迟到的出访——1896年3月28日至10月3日,李鸿章对俄国、德国、荷兰、比利时、法国、英国、美国和英属加拿大进行了为期190天的访问,成为清代大臣中第一个进行环球访问的人。此时的李鸿章,甫历甲午之败,饱经世事沧桑,他眼中的西方世界是什么样子?西方人又是怎样看待这位中堂大人?

西洋人眼中的李鸿章

西方报界对李鸿章评价很高,称其“入朝为宰相、在军为元帅、临民为总督、交邻为通商大臣”,是“中朝柱石”。欧洲雕塑家F. R. Kaldenberg曾为当时世界上的三大伟人塑像,俾斯麦在左,格兰斯顿在右,李鸿章竟居其中。在西方,李鸿章有“东方俾斯麦”之称,李鸿章为此自鸣得意,还在俾斯麦(82岁)面前刻意提到这一点。在俾斯麦本人眼里,李鸿章不过是他会见过的诸多外国政要之一。俾斯麦对清国也不了解,所以当李鸿章问他“欲中国之复兴,请问何道之善”时,俾斯麦既不解情,也不知症,如何下药?俾斯麦对李鸿章也不是那么重视,在回答完李鸿章三个问题后,他觉得礼节已到,就转过头与德国驻清国大使聊了起来,把李鸿章晾在一边。有趣的是,李鸿章和俾斯麦之会是中国作者津津乐道的话题,这个细节却很少被提到。

西方人注意到,两年前离开李鸿章的黄马褂和三眼花翎又回到了他的身上和头上,他们为此感到惊奇(在西方国家,官员一旦被褫夺职务,很难官复原职),对李鸿章回国后重掌大权寄予厚望。他们还发现,李鸿章在参观的时候,“对一切都感到好奇,陈列机器设备那部分使他特别感到惊奇”。因此,西方人把李鸿章视为“中国未来口味偏好的总调剂师”,希望他回国后能够送来大笔订单,故对其非常热情。其实,大多数西方人不了解中国官场,他们不知道李鸿章已经是个过气的人物,“很少或根本就没人知道李鸿章在自己国家的危险处境”。只有英国人看得比较清楚,他们看出“此老已谢封疆大吏之权,这次奉命出使也并不是为朝廷倚重,而是被与他意见不合的诸多权贵们‘屏之于外’”。英国人看到的还不只这一点呢:“来英而后,未遑而考吾英之善政,而惟留意于船台枪炮与夫铁路、电报之属,未免逐末而忘本。”

西方人果然失望了。李鸿章回北京后,仅在总理衙门大臣上行走,这本来就是个没有实权的职位,不到六天,他又因擅入圆明园而被部议革职,最后罚薪一年以示惩戒。《李鸿章历聘欧美记》的作者林乐知是美国传教士,在大清国待了四十多年,他的观点颇能代表西方的意见:甲午战争失败是因为李鸿章“精力渐衰”,而且“胜败第兵家常事,微瑕不掩全瑜”,李鸿章仍然是清国唯一的能臣,为欧美人所推重他们,都希望李鸿章回国后能够得到重用;李鸿章投闲弃用,“益以证中国之积衰,藐视即相因而起”。

李鸿章出洋,在俄国待的时间最长,和俄国财政大臣维特接触最多,所以维特对他的观察和看法可能是最近和最准的。在维特眼里,李鸿章首先是一个“十分率真而且认真”的人。所谓“率真”,其实就是李鸿章外交的“四字基本原则”——推诚相见。李鸿章曾亲口说过这样一段话:“我办了一辈子洋务,没有闹出乱子,都是我老师一言指示之力。”所谓的“一言”,就是曾国藩在天津教案时教他的“诚”字。不过这要辨证分析:一方面,曾国藩也是第一次办外交,而且不太成功,李鸿章当时是不是立即接受了,很难说;同时,李鸿章这话是对曾国藩的孙女婿讲的,难免会拣好听的说。另一方面,李鸿章应该是接受了曾国藩的教诲,在其外交生涯中,的确践行了“诚”字。如李鸿章访俄期间,俄财政大臣、外交大臣,甚至沙皇也亲自出面,劝诱李鸿章接受《中俄密约》。李鸿章上钩,劝清政府尽快接受俄国的条件,在给总理衙门的机密电报中有这样的话:“俄既推诚,华亦应推诚相与……。”当然,李鸿章毕竟久历外交,在西人眼中也是十分精明的外交家。维特在回忆录中就说,在他一生接触的政治家中,李鸿章是一位“卓越的人物”、“杰出的国务活动家”。李鸿章的确是有远见的,他曾警告俄国不要沿铁路南下,俄国不听,结果与日本发生冲突,在日俄战争中被打得落花流水。

在为官任事上,维特认为李鸿章封建落后。在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礼上,莫斯科霍登广场由于人太多,发生了严重的踩踏事故,挤死压伤2000人左右,是为“霍登惨案”。当时,李鸿章就在观礼台的贵宾席上,他问维特是否要将这件事如实上报沙皇,维特称是。李鸿章就开始以过来人的身份教训起人家来了:“唉,你们这些当大臣的没有经验。譬如我任直隶总督时,我们那里发生了鼠疫,死了数万人,然而我在向皇帝写奏章时,一直都称我们这里太平无事。”见维特没反应,李鸿章以为他没开窍,继续指点道:“您说,我干吗要告诉皇上说我们那里死了人,使他苦恼呢?要是我担任你们皇上的官员,当然我要把一切都瞒着他,何必使可怜的皇帝苦恼?”这可真够推诚的,维特没有当场和李鸿章辩驳,是给李鸿章面子,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在这次谈话以后我想:我们毕竟走在中国前头了。”

中国人眼中的李鸿章

做官太久,突然无所事事,是很难适应的。李鸿章尽管年事已高,但官瘾未降。李鸿章闲居贤良寺期间,袁世凯劝他引退,他死死抱住唯一的文华殿大学士不放,把袁世凯骂了个狗血淋头;在离别北京的友人准备出洋时,李鸿章“语虽沉痛,而神气并不沮丧”;在告别英国的演说,李鸿章坦言自己“深冀回华之日,再握大权”。

然而,在光绪皇帝那里,李鸿章彻底失宠了。《中俄密约》签订之初,光绪曾当着众大臣的面,称赞说“鸿章为最有能之大臣”,而王文韶(时已接替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只可为阁员而非封疆之才”(注意,在光绪的评语中,李鸿章无姓而王文韶有姓)。及至德占胶州,俄国侵占大连、旅顺,光绪的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他怒责李鸿章:“汝等言俄可倚,与订约,许以大利;今不独不能阻德,乃自渝盟索地。亲善之谓何?”李鸿章只能脱下帽子,一个劲儿地磕头谢罪。

在同僚眼里,李鸿章的官运之花也凋谢了,成了“拔毛的凤凰”。李鸿章出洋,与其说是老佛爷的一纸恩赐,不如说是由无数政敌弹劾奏章所逼。在李鸿章出洋的半年多时间里,“他的敌人却一直在北京忙碌”,他的朋友和他划清界限,他的嫡系纷纷改换门庭,官场势力重新洗牌,完成了重组。所以,李鸿章回国不久遭遇的“圆明园事件”可以有丰富的解读。——守门太监想向李鸿章要点买路钱,李鸿章没理他,结果就被举报了。这表明,李鸿章的一举一动,随时随地都在政敌的监视之下,稍有差错,就会成为被弹劾的把柄。李鸿章之所以能保住总理衙门大臣上行走的职位,只是丢了一年的工资,还是他花了“三万九千两”白银去打点对他尚抱同情的京官的结果。

老百姓的是非标准很简单也很朴素,只相信自己看到的结果。全国人民只看到赔了日本2亿两(相当于清政府3年的财政收入)、割了台湾(当时日军尚未占领)、丢了颜面(日本一向以中国为师),这一切都是因为李鸿章打不赢,签了字,所以李鸿章是个不折不扣的“卖国贼”。老百姓嘲笑和挖苦一个权贵很有意思,方式之一就是“姓”加上其在兄弟姐妹中的“排行”,所以刘邦被叫做“刘二”、奕诉被叫做“鬼子六”、李鸿章也被叫做“李二”。尽管李鸿章出去躲了半年,但直到他死时,老百姓都没有忘记他这个“卖国贼”。李鸿章去世时,北京市民把他和差不多同时死去的戏子杨三相提并论,写了副挽联:“杨三已死无昆丑,李二先生是汉奸。”无论李鸿章本人有多么委屈,他在当时老百姓和现在不少中国人的眼里,还是“软蛋”和“投降派”的形象。为李鸿章平反的声音不是没有,但只是部分学者的观点,只能在严肃的学术论文中看到。

唯一理解和同情李鸿章的,恐怕只剩下一些知识分子了,但他们也觉得李鸿章“老来失计”。黄遵宪就是其中之一。当李鸿章离开上海准备出洋时,曾对黄遵宪说:“联络西洋(俄),牵制东洋(日),是此行要策。”李鸿章回国后,在给同僚的信中又自信满满地说:俄国之行不虚,可保清国二十年安枕无忧。结果,他回国不到两年,列强就掀起了瓜分大清国的狂潮。黄遵宪遂在李鸿章死后所作的挽诗中写道:“毕相伊侯久比肩,外交内政各操权。抚心国有兴亡感,量力天能左右旋。赤县神州纷割地,黑风罗刹任飘船。老来失计亲豺虎,却道支持二十年。”平心而论,联俄制日的策略是全国一致的呼声(除了严复等个别人),也算是清政府集体智慧的结晶,李鸿章不过是具体谈判的执行者,最后拍板的还是北京的最高决策层。问责之下,李鸿章难逃干系,但黑锅也不能全让他一个人背。

李鸿章眼中的西洋

甲午战败、马关遗耻、官场失意,李鸿章把自己关在北京贤良寺(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后,初次入京觐见的宿处),进行了反思和总结,提出了“纸老虎”和“破屋子”理论,似乎他已经意识到应该从制度层面进行全面改革。其实,李鸿章这段理论有一个前提被忽略了,也就是说,他主要是就“练兵”和“海军”而言,尚未上升到国家制度层面。

1864年,李鸿章向总理衙门提交了一份名为《学外国利器觅制器之器》的折子,提出了一个坚持一生的观点:“中国文物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对西洋武器装备的崇拜贯穿了李鸿章的一生,在访问西洋期间,李鸿章最感兴趣、参观最多的就是军事。李鸿章所创的北洋海军,7艘主力军舰中,5艘(包括定远和镇远)是在德国订做的,另外2艘(经远、来远)来自英国,此外,北洋海军基地的大炮也是德国所造,所以,这两个国家的军事成为李鸿章考察的重点。在德国,除了参观来复枪厂、伏尔铿船厂、克虏伯兵工厂,李鸿章还在德皇陪同下观看了装备精良的德军进行娴熟演练,并“失声”长叹:“苟使臣有此军十营,于愿足矣,况更多多益善,尚何幺麽小丑之足为华患哉!”这话当着威廉二世说,未免有恭维的成分,但也是李鸿章的心声。他话中的“幺麽小丑”,显然就是指日本。在英国,李鸿章正好赶上海军在朴次茅斯军港阅兵,尽管他去得晚了些,一些军舰已各回本港,只剩下47艘军舰(铁甲舰27艘,巡洋舰20艘),但较之北洋海军(铁甲舰2艘,巡洋舰5艘)仍强出数倍。所以,李鸿章十分震撼:“余其身在梦中耶?胡为而竟有大铁甲船六十艘,一国同时丛泊耶!余在北洋,竭尽心思,糜尽财力,俨然自成一军。由今思之,岂直小巫见大巫之比哉!”另有英国记者问及李鸿章在访问中最“铭心刻骨”的是什么,他应以三事:一为“俄主升冕之大荣”,二为“德营操兵之大盛”,三为“英舰列阵之大威”,三有其二都关乎军事。不过,这些东西在柏杨看来,不过是拳击手漂亮的手套,更被梁启超讥为“无盐效西子之颦,邯郸学武陵之步”。

除了军事,李鸿章还很注意考察西洋的经济。这并不奇怪,因为洋务运动的口号中除了“自强”,还有”求富”。李鸿章兴趣盎然地广泛参观了钢铁厂、造船厂、机车厂、纺织厂、银行、电站等。作为洋务运动的主将之一,李鸿章对经济有相当的了解,他在美国记者面前驳斥美国的排华法案时说:“所有的政治经济学家都承认,竞争促使全世界的市场迸发活力,而竞争既适用于商品也适用于劳动力。……不幸的是,你们还竞争不过欧洲,因为你们的产品比他们贵。这都是因为你们的劳动力太贵,以致生产的产品因价格太高而不能成功地与欧洲国家竞争。劳动力太贵,是因为你们排除华工。”如果不注明出处,很难相信这些话出自李鸿章之口。李鸿章回国后第五天给好友吴汝纶写了一封信,对比西洋,他认为清国有两大不足,一条是“政杂言庞”,另一条就是“生财之法不逮远甚”。在给朝廷的奏折中,李鸿章又明确表示,清国如果打开国门参与世界商品经济往来,不但能富强自己,还能因为贸易的双边性而制约对方。此论可谓远见卓识。

李鸿章受批评最多的是在政治制度方面的浅识短见。那么,此番出洋,李鸿章是否有所触动呢?从李鸿章的行动看,他至少已经比较留意国外的政治体制。在抵达英国的第三天,李鸿章就访问了英国的议院,只是运气不好,当日下议院“议员殊少,无甚可观”,所以只待了半个小时。在上议院,李鸿章又与一名“贵绅”“略谈片刻”。在美国,李鸿章也曾访问国会,但当时“残暑未退,议员皆不入直,故院中阒其无人”,也没看到什么。如果说李鸿章对欧美政治体制不了解,似乎并不准确,在他的幕僚中,至少马建忠就介绍了“三权分立”的政治学说,薛福成也推介过英国议会的两党制,郭嵩焘任驻英、法公使后,甚至敦促李鸿章接受西方的教育体制和政治制度。准确地说,李鸿章对西方政治制度不是一无所知,但有两点不足:一是认识肤浅。在马关春帆楼与伊藤博文谈判期间,他居然把国外的议院等同于中国的都察院,还说这是汉朝就有的,不容易裁掉。二是拒绝接受。李鸿章是一个实用主义者,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他亲眼看到西洋武器的威力,深知大清国不敌,故终生避战主和。另一方面,李鸿章没有机会去感知西方政治制度的优越性,相反,他根据自己的中国经验和亲身经历,反而认为两党制或多党制不好,就像中国官员之间钩心斗角一样。与俾斯麦相比,格兰斯顿(1868～1898年间四任英国首相)对中国比较熟悉,他的妹妹曾因吸鸦片上瘾,所以当英国下议院就是否对中国发动鸦片战争投票时,他投了反对票。格兰斯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了一件事,他听说李鸿章喜欢发“人之素志”,都想好怎么答了,不料李鸿章却问了他这么一个问题:“君与今相沙士勃雷侯(即索尔兹伯里)志相同、道相合乎?”此话显然是有感而问。如果这句话还有点含沙射影,另一个例子就直截了当了。在美国,当有记者问李鸿章“什么是您认为我们做得不好的事”时,他认为只有一件事让他“吃惊”,那就是:“在你们国家有形形色色的政党存在,而我只对其中一部分有所了解。其他政党会不会使国家出现混乱呢?你们的报纸能不能为了国家利益将各个政党联合起来呢?”

悬疑中的李鸿章

尽管李鸿章的认识还没完全到位,但毕竟亲眼看到了欧美的富强,向西方学习的决心进一步坚定。在俄国,他表示“将博考诸国致治之道,他日重回华海,改弦而更张之”。回国后,李鸿章向慈禧和光绪汇报出访情况,即“沥陈各国强盛,中国贫弱,须亟设法”。此外,在改革的方法上,李鸿章主张循序渐进,不能操之过急,这也合乎国情。在伦敦举行的一次宴会上,李鸿章在致辞(罗禄中代)中曾指出:“以华人生齿之繁,求其一世中(三十年为一世,原文如此)于变时雍,与西方相伯仲,天下纵有笨伯,亦断不敢谓今日言之、明日成之也。而况欲矫揉造作,使其强就此途也?擎琉璃冷盏以探汤,有不猝然碎裂乎?是故华人之效西法,如寒极而春至,必须迁延忍耐,逐渐加温。”

当然,因为寿数无多、无权乏威、识见不足,李鸿章做不到了。那么,如果李鸿章有机会从头来过,并具备某些条件,他能否使清国实现富强之梦呢?尽管历史不能假设,但假设的历史往往给人留下丰富的想象和思考空间。

如果李鸿章回国后重掌大权并延寿数年,他能否带领中国实现脱胎换骨的变化?恐怕不能。李鸿章是一个官瘾非常大的人,曾国藩就说他“拼命做官”,他绝不会为了国家利益牺牲个人利益或集团利益。例言之:甲午战争失败,不少人指责慈禧,说她挪用海军军费去修颐和园,但李鸿章就没有责任吗?如果说慈禧是“舍国家,为哀家”,李鸿章就是“送银子,保帽子”,连声儿都没吭一下。还有,修颐和园耗银750万两,不可谓不巨,可是,当王文韶接替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时,发现淮军存银竟有800多万两!李鸿章本可垫用此款发展北洋海军,可他没有。进一步说,即使李鸿章能够将国家利益置于首位,他的见识也不足以支持他改造大清国。李鸿章晚年出洋的收获,并未使其跳出旧学为体,新学为用的窠臼。梁启超曾将李鸿章与伊藤博文进行比较,认为伊藤博文更强的地方在于“曾游学欧洲,知政治之本原”,可谓一语中的。李鸿章和伊藤博文都出过国,但有三大不同:从动机上看,伊藤博文前后五次出国,都是为了考察西方富强之道,其中1882年出访更是直接考察西方的政治制度,而李鸿章则是为了避祸,并执行联俄制日和提高关税税率的任务;从年龄上看,李鸿章73岁才第一次出国,他比伊藤博文大18岁,出国却晚了整整33年;从时间上看,李鸿章在国外只待了半年左右,伊藤博文则待了5年半。

如果李鸿章和伊藤博文一样有足够的见识,他就能成功吗?纵观19世纪崛起的国家,多为同一种模式,即精明强干的国相与思想开明的君主密切配合,如俾斯麦与威廉一世、伊藤博文和明治天皇。只有李鸿章很不幸,他遇到了天花板——顽固而保守的慈禧。大清国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最高统治者就需要革自己的命,可能吗?今有其例——2008年,受国人爱戴的不丹国王主动宣布君主立宪,举行多党大选,把权力交给了首届国民政府。然而,在一百多年前的清国,没有可能。直至日本在1904年战胜俄国,取得明治维新以来第二次对外战争的辉煌胜利,大清国上下终于认识到这是日本的君主立宪制战胜了俄国的专制独裁体制,张之洞、袁世凯等才建议效仿日本进行君主立宪,才有五大臣出洋,才有清末立宪。遗憾的是,清末立宪不过是个骗局。在这个问题上,旁观者伊藤博文洞若观火。清朝维新变法之年,伊藤博文曾以私人名义遍游中国,同年12月回国后,他在东京帝国饭店发表演讲说:“中国的改革并不是不可能的。但是在那么广大的国家里,对于几乎数千年来继承下来的文物制度、风俗习惯,进行有效的改革,绝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办到的。要想决议改革,我认为一定要有非常英迈的君主及辅弼人物,像革命似的去彻底改革才可。”

看来,只能延寿和仅有见识不行,还必须要有充分的权力。大清国自雍正朝以来,最高权力机构是军机处,李鸿章即使在权力最盛的时候,也没有在军机处待过。那么,如果李鸿章的权威能够像俾斯麦一样盖过皇帝或者他直接以国家元首的身份来领导大清国,历史是否会改写?李鸿章没有这样做过,但并不表示他没有这样想过。1880年伊犁危机时,清政府通过赫德邀请戈登(时任印度总督秘书)来华帮助御俄。戈登在天津逗留数月,专门拜访了镇压太平军时的老搭档李鸿章。两人谈到中国的困局,戈登说:“中国今日如此情形,终不可以立于往后之世界,除非君自取之,握全权以大加整顿耳。君如有意,仆当执鞭效犬马之劳。”李鸿章显然没想到戈登会提这个胆大包天的建议,他的反应是“瞿然改容,舌挢而不能言”。李鸿章虽未置可,却也未置否,他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值得玩味。如果说1880年的时机尚不成熟,那么十年后,李鸿章有了更好的机会。1900年7月,李鸿章应召北上纾难,途经香港,专门拜会了港督卜力。卜力极力劝说李鸿章领导两广独立,但李鸿章“没有留下任何的表示”,反而劝卜力“禁止颠覆分子(指资产阶级党人)利用香港作为基地”。也许,李鸿章并不满足于在南方局狭之地当个山大王,所以很感兴趣地探询英国对大清国未来以及统治者的意向,并特别问及“英国希望谁当皇帝”。他还“暗示”,如果列强决定用一个汉族统治者来代替满族统治者,他本人是愿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