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军团原创]二战中一场让朱可夫和科涅夫都耿耿于怀的挫败
朱可夫和科涅夫是苏联军队在二战中的杰出的将帅，他们两个堪称苏联将帅中的“双璧”。两个人都以指挥大兵团诸兵种合成作战见长，他们在战争后期指挥的方面军是苏联军队中的主要军队，在重要方向上遂行重要复杂的军事行动。他们的方面军包含的兵力竟有不重要方向上的方面军的几倍之多。这也体现了苏联统帅部对他们统帅能力的肯定。尤其在战争最后的决定性战役柏林战役中，他们两个指挥的方面军协同作战，一起消灭了德国在柏林地域的重兵集团，解放了柏林。在这次战役中，两人密切配合，为最终战胜德国法西斯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朱可夫的回忆录《回忆与思考》中，对科涅夫的指挥才能也是十分肯定的，在莫斯科会战期间，朱可夫就亲自点名推荐科涅夫作为自己的副手，负责加里宁方向上的防御战斗指挥，并担任后来组建的加里宁方面军的司令员。可以说他们的关系是比较融洽的。但虽然朱可夫和科涅夫都是杰出的将帅，可朱可夫和科涅夫两个人还是有着重大的区别的。朱可夫出身职业军人，他对政治的敏感性比较低，直率的性格让他不喜欢隐藏自己的观点，甚至冒着顶撞斯大林的权威的危险。可他卓越的才能使他成为苏德战争期间苏联军队不可缺少的人物，让斯大林既倚重他又反感他。
在战争初期，朱可夫担任苏军总参谋长，在基辅会战前，他根据当时战争的形势，提出了放弃基辅的方案，使得斯大林勃然大怒。面对斯大林的伤人的指责话语，朱可夫也针锋相对，被斯大林免去总参谋长的职务，去下面领兵打仗。在斯大林不听从朱可夫计划遭受基辅惨败，苏德全线节节败退的时候，只有朱可夫以预备队方面军司令员的身份赴叶利尼亚前线指挥反击，成功地实施了卫国战争期间苏军的第一次进攻战役，重创德军的突击军团，取得了当时苏军难得的胜利。斯大林在列宁格勒即将被德军攻下的危机时刻，被迫从新起用朱可夫，紧急让朱可夫指挥负责列宁格勒，挽救了列宁格勒的危局。在列宁格勒刚刚转危为安的情况下，莫斯科会战第一阶段战局已经开始，苏联再次遭受失败，大批有生力量被歼灭。这个时候，斯大林不得不低声下气的请朱可夫立刻返回莫斯科，担负起莫斯科方向上的指挥重任。朱可夫的回答却是，当时列宁格勒的局势还需要他处理，最早明天才能回去。斯大林只能吞下苦果，被迫答应了第二天朱可夫回来的申请。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点什么，在莫斯科方向上刻不容缓的危险局面下，朱可夫依然要按照自己的计划行事，而斯大林也被迫向他让步。从此之后，尤其是斯大林格勒战役前，西南方面军反攻失败后，斯大林被迫对朱可夫言听计从，这使得朱可夫成为少数敢于顶撞斯大林的人。
而科涅夫与朱可夫不同，科涅夫出身是红军政工人员，我们可以看看他的履历：
苏联著名元帅伊万?斯捷潘诺维奇?科涅夫生于1897年12月28日，逝世于1973年5月21日。科涅夫于1916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应征入伍，1918年参加苏军并加入苏联共产党。历任县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军事委员、装甲列车政委、步兵旅政委、师政委、远东共和国人民革命军司令部政委，师长、军政委、军长、集团军司令员。1940-1941年任后贝加尔军区司令员、北高加索军区司令员。伟大卫国战争初期，任西方面军第19集团军司令员，后任西方面军司令员、加里宁方面军司令员、西北方面军司令员，草原方面军司令员、乌克兰第2方面军司令员和乌克兰第1方面军司令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任驻奥地利苏军中部军队集群总司令和驻奥地利最高政委、苏联武装力量部副部长兼陆军总司令、苏联军事部副部长兼苏军总监察长、喀尔巴阡军区司令员、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兼华沙条约国联合武装部队总司令等职。1931-1934年为全苏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9-1952年为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52年起为苏共中央委员，苏联第一至第八届最高苏维埃代表。他两次荣膺苏联英雄称号，荣获列宁勋章7枚，十月革命勋章1枚，红旗勋章3枚，一级苏沃洛夫勋章2枚，一级库图佐夫勋章2枚，红星勋章1枚，荣誉武器1件等。
从科涅夫的履历我们可以看出，出身政委的科涅夫，对政治的敏感度要比朱可夫强得多。他一方面在战场上发挥着自己的指挥才能，一方面对斯大林比较服从，知道谦让,懂得明哲保身。比如在二战结束后苏联举行的胜利阅兵式上，阅兵总指挥必须要骑马，年迈的斯大林不能骑马，他就分别征求朱可夫和科涅夫两个人的意见，以征求他们骑术如何为名，看他们是否担任阅兵总指挥的职务。科涅夫以自己不会骑马为借口推辞了，而朱可夫则以自己骑术精湛的理由当仁不让的担任了阅兵总指挥的职务。在阅兵式上，朱可夫威风八面的显示了他“元帅中的元帅”的风采，尤其在阅兵式结束后，他不等斯大林的到来，就召集所有将帅围绕着自己合影留念。这些将帅也听从了朱可夫的指挥。这些照片发表后，斯大林终于忍无可忍，战争结束后，重要性大大降低的朱可夫很快被打入了冷宫。而科涅夫则没有受到多大的牵连。
对于朱可夫和科涅夫两个人，斯大林对科涅夫的信任还是要大一些。科涅夫被斯大林树立起来成为了朱可夫战场上的竞争对手。而科涅夫经过战场的磨练，随着他的指挥才能的成熟，他也逐渐表达着自己的意志。在柏林战役计划阶段，规定柏林由朱可夫指挥的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攻占，科涅夫指挥的乌克兰第1方面军在右翼组成一个突击集团，共同攻击。可斯大林划分两个方面军的分界线的时候，划分到位于柏林东南60公里的吕本就停止了。朱可夫和科涅夫都对斯大林的这个决定有自己的理解。科涅夫对自己方面军的命令里就明确规定，要准备以方面军右翼的部分兵力协助朱可夫的方面军攻占柏林。在战役发起后，朱可夫被德军在泽罗高地的防御所阻，而科涅夫的方面军则很快突破了德军的防御。在这个时候，斯大林给科涅夫打电话，想让朱可夫的快速部队通过科涅夫的突破口进攻柏林，科涅夫予以了拒绝。在表达了不为他人做嫁衣裳的态度的同时，科涅夫还提出了让自己的方面军从南方向柏林突击的反建议，在斯大林同意后，科涅夫很快把预有准备的突击集团转向柏林，和朱可夫的方面军一起合围攻占了柏林。只是在最后划分界线的时候，为了照顾朱可夫的情绪，斯大林划分分界线的时候，把德国的象征帝国大厦划给了朱可夫的方面军，让离这个象征性建筑物仅数百米的科涅夫的方面军的士兵望洋兴叹。虽然如此，科涅夫还是用自己的努力，改变了战役的计划，使自己的方面军从配角转变成柏林战役的主角，从朱可夫手里抢夺了柏林这块禁脔，分享了攻占柏林的荣誉。
虽然朱可夫和科涅夫在战场上是一对竞争对手，但两个人的私人间关系并不因此受到影响。朱可夫在他的回忆录里对科涅夫没有过多的指责。但朱可夫严苛的性格使他对科涅夫也不客气。在朱可夫的回忆录《回忆与思考》里就指名道姓的指责了科涅夫的一次挫败，而科涅夫也在他的回忆录《方面军司令员笔记》里对此进行了辩解。究竟是什么挫败让两位著名将帅如此耿耿于怀呢？
这场挫败发生在利沃夫-桑多梅日战役的初期。利沃夫-桑多梅日战役发生在1944年7月13日-8月29日，是乌克兰第1方面军为解放乌克兰西部各州和波兰东南部而实施的进攻战役，也是苏军1944年对德军十次打击的第六次打击。在这次战役中，科涅夫指挥的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对德军发动了两个突击，重创了德军“北乌克兰”集团军群，肃清了乌克兰西部各州和波兰东南地区的德军，强渡维斯瓦河，夺取了桑多梅日以西的大登陆场，为实施新的战役创造了有利条件。
虽然这次战役取得了很大的战果，但在战役初期的利沃夫方向上的进攻却遭受了挫败。1944年7月14日，乌克兰第一方面军的第60和第38集团军的主力转入了进攻，但进攻很不顺利，经过一天的激战，这个突击集群只前进了3到8公里，根本没能突破德军的防御。而更糟糕的是，在7月14日日终前和7月15日早上起，德军投入战术和战役预备队进行了反突击。尤其从7月15日早上起，德军在利沃夫方向上投入了以第1坦克师和第8坦克师组成的突击集团，对乌克兰第一方面军的第60和第38集团军的突破地段进行了密集的反突击。在某些地段上，德军把苏联第38集团军的部队打退了2至4公里，这就给苏联部队造成了极为危险的局面。科涅夫的这个突击方向面临着失败的危险。在这里，科涅夫遭受了惨痛的挫败。这个挫败引起了朱可夫严厉的指责和批评。
朱可夫在他的回忆录《回忆与思考》第十九章《解放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中就不留情面的写道：“这个战役在利沃夫方向上的进展，起初不象方面军领导人和最高统帅部预期的那样顺利。”并且指出了他所认为这次挫败造成的原因，“这里，我想再讲一下侦察这个对武装斗争极为重要的因素。战争经验表明，侦察情报和对侦察情报的正确分析，是判断情况、定下决心和制定战役计划的依据。如果侦察不能提供正确的情报或者在分析情报时犯了错误，那么各级首长、司令部的决心就不会正确。其结果是战役的进程将不会象最初设想的那样发展。当在利沃夫方向上进行战役准备时，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侦察部门未能查明敌人的全部防御配系，没有发现德军指挥部的战役预备队，特别是它的装甲坦克部队。因而方面军领导人没有估计到在突破敌人防御的过程中可能遇到敌人的反突击。由于对敌人火力配系研究得不够，所制定的炮火准备和航空兵准备计划有重大缺点。大家知道，炮兵和航空兵只有精确地对准目标，而不是对面积或设想的目标进行射击和投弹，才能保证有良好的效果。面积射击和面积投弹并不能消灭敌人的防御配系。在利沃夫方向上的情况正是这样：发射了很多炮弹，却未获得应有的结果。为了认清在进行这个战役的准备时所犯的错误，还必须涉及一个重要问题，这就是关于坦克伴随步兵冲击和进攻的问题。众所周知，步兵在进攻中易于受到敌防御火力的杀伤。经炮火准备后未被消灭的敌人机枪、火炮、隐蔽在工事内的坦克和永备发射点，能够迫使进攻的步兵“紧贴”地面而无法前进。在这种情况下，伴随步兵的坦克能起重大的作用，它能用自己的火力压制炮火准备后保存下来的敌军射击武器。当时对这一切也未作充分考虑。”
在朱可夫的回忆录里，指出了以科涅夫为首的乌克兰第一方面军首长在战役准备上错误，即侦察不力，判断失误，火力准备缺陷和步坦协同的缺陷。他认为这些造成了这次挫败。在后面他还严厉的说，“我不理解，为什么历史学家们在叙述利沃夫-桑多梅日战役时对所犯的这些错误默不作声。应当分析这些错误，并把它们告诉我们年轻的干部，以便从中得出应有的结论。”
而科涅夫则在他的回忆录《方面军司令员的笔记》里针锋相对的反驳。在科涅夫的《方面军司令员的笔记》的第一部分第七章《利沃夫－桑多梅日战役》中，他首先阐释了和朱可夫的使用坦克相同的观点，并用自己把坦克集团军投入突破口突破德军防御的行动，证实自己对使用坦克支援步兵的正确认识，来间接反驳朱可夫的指责。而对朱可夫的认为他的方面军指挥部门犯下了错误的指责，他则正面进行回答，虽然底气不足，理由牵强，显得很苍白。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不同意这样一种意见，即敌人在第38集团军突破地段实施的反突击，是方面军首长、该集团军首长失算的结果，或是战役计划中的一个错误。德国法西斯统帅部采取了机动预备队的通常作法，对方面军进攻部队实施反突击。它企图破坏方面军的最初突破。在这方面它没有新招。自古以来人们就懂得，敌方总是想方设法采取对策，破坏进攻一方的计划。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战争的逻辑就是如此。”
虽然科涅夫对自己做出了辩解，可他的挫败是难以回避的。英国的苏德战史也纪录了他的这场挫败。在英国书籍中说道，“苏军在向利沃夫的进攻初期，由于遭受德国第1和第8坦克师的反突击，而进展缓慢。”科涅夫为了挽回这场挫败，采取了用空军密集突击的办法。他命令将他指挥下的空军第2集团军投入战斗，对德军坦克集团进行密集突击。仅在7月15日下午苏联空军第2集团军就出动轰炸机和强击机2000多架次，使德军遭受重大损失，这才击退了德军的反突击，挽救了危机。
虽然科涅夫挽回了败局，可如果看看他的对手的记载就会对他的挫败更加触目惊心，可以想象到科涅夫当时遇到的多大的危险。造成科涅夫挫败的对手是德军第48坦克军。在冯*梅林津的《坦克战》第十八章《 防守波兰》里就描述了这次战斗。德国第48坦克军的司令官巴尔克将军是位很优秀的指挥官，他对这次战斗预先进行了周密的准备。《坦克战》中写道：
“巴尔克将军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前方阵地只需派一些战斗警戒，主要防御地带要远离前方阵地，设在敌人炮兵有效射程以外。把步兵的主力部署在前沿阵地上，就会遭到俄军炮兵猛烈火力的袭击。“北乌克兰”集团军群的命令则要求，在整个夜间，所有的部队都配置在前沿，拂晓再把步兵主力撤到后方。执行这一命令的结果，只能是在战斗打响前，部队的实力也消耗得差不多了。此外，巴尔克还认为，把炮兵和反坦克武器分散配置在漫长的防线上是错误的，因为这样一来，我们就无法集中火力了。我们建议建立一些炮兵群，把自行火炮和反坦克火炮编成快速的预备队使用。然而，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应当建立纵深梯次配置的战斗警戒阵地，而主要防御地带设在距离三、四英里的后方，并要周密地加以伪装。
关于这些问题，我们都同“北乌克兰”集团军群指挥部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最后还是我们把他们说服了。在俄军进攻开始以前，我们已顺利地把步兵配置在所需要的地方，但是没有来得及把所有的炮兵和反坦克火炮编组好。编有第1和第8装甲师的第3坦克军作为预备队使用。它们的开进和反击路线，都经过周密的勘察，而且对可能的行动方案，都作了详细的研究。我们在战斗警戒线后面布设了地雷场，以使俄军不能事先发现这些地雷场。在发起进攻前的几个星期内，俄军曾多次试图夺占制高点，但它每次突进来，都被我炮兵大力支援下的反击部队所击退。”
从这些叙述里，也印证了朱可夫的指责，苏军对德军周密准备的防御是认识不足的，这也是侦察不足的恶果，于是后面发生的挫败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坦克战》中继续写到了这次战斗。
“七月十四日八时二十分，开始大举进攻。红军使用的兵力规模是空前的，特别是他们使用了数千架飞机，这是他们在战争中首次享有制空权。火力准备只持续了一小时，但是却非常猛烈。随后俄军兵分两路发起密集的冲击。九时三十分得知，我两个步兵师遭受重创，以他们自己的兵力已经控制不住形势，于是我们令第1和第8装甲师实施反击。
巴尔克面对这一新危机泰然自若。这两个装甲师都调归我们指挥；我们深信，他们能够恢复原态势。第1装甲师的行动非常顺利。七月十五日，它向奥列耶夫之敌实施反击，经过一番激战，阻住了俄军。第8装甲师的情况可不妙，敌军在我们预料的地点实施了突破，第8装甲师本该按命令行事，沿着预先安排的路线穿过森林。然而遗憾的是，师长决定不按命令行事，为争取时间，走上了佐洛切夫-耶杰尔纳公路。巴尔克将军还专门嘱咐，不准任何部队走这条公路。结果，该师违背命令，自食恶果。第8装甲师长长的纵队遭到俄军飞机的截击，损失惨重。许多坦克和汽车被炸燃。这次反击就这样告吹了。“加里西亚”党卫军师没能进行有力的抵抗，俄军在第48坦克军的左翼实施了深远的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