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花冈事件始末：日本虐杀中国劳工130多人
2005年6月30日，在北京召开花冈事件牺牲者追悼仪式，与此同时，日本大馆市也要召开慰灵式，纪念在花冈事件中死难的中国同胞。
60年前的这一天，被日本强掳到大馆市鹿岛组花冈矿山当苦力的中国劳工，因不堪忍受非人的折磨组织了暴动，遭到日本军警的残酷镇压，一百三十多人被虐杀。为鹿岛公司做苦力的千名劳工，先后有418人被折磨致死。
这场暴动的规模并不大，但却有非凡的意义，那时，在日本的中国劳工成千上万，他们一直逆来顺受，这是第一次，劳工们决心以血还血，暴动的领导人耿谆说：“我们知道暴动是必死无疑，但大家为了中华民族的尊严，就是死也要站起来！”
暴动使日本朝野深感震撼，因为暴动的地点正是日本本土。在发动了多年的战争之后，他们终于发现自己坐在即将爆发的火山口上。
从1952年开始，日本大馆市将“花冈暴动”的6月30日定为“和平纪念日”，坚持每年为死难的中国劳工举行“慰灵仪式”。他们还建了一块碑，相约中日永不再战。
希望那些留在异域的冤魂永远安息！
人间地狱
1944年旧历八月初，日寇从中国北平清华园战俘营中挑出300名身强力壮者，用火车押送到青岛海港，驱上海轮运往日本做苦役。战俘中，原国民党第十五军六十四师一九一团的上尉连长耿谆被指定为大队长。
经过4昼夜的海上颠簸，轮船驶抵日本下关。日寇又把他们用火车载往秋田县花冈町中山寮战俘营。当时在日本国内从事苦役的还有美国战俘、朝鲜劳工和更多的的中国劳工。耿谆这批人是由中国押往日本的第二十二批中国战俘。到10月间，敌人又从中国送到中山寮700人，与300人合并一处编为一个大队，仍由耿谆任队长。这批战俘中有-党员，有-党嫌疑者，有北方抗日游击队员，有抗日的国民党官兵，还有工人、农民和小商贩，小的有十二三岁，老的有五六十岁。为了便于在生活上管理，全体战俘分为3个中队，9个小队，一个老头班和一个小孩班。
花冈是一座一百多米高的山冈，西北低，东南高，山上长满了松杉。在花冈的半山腰里开了一个铜矿，这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业重要原料基地之一。因为从铜矿流出来的水有毒，既不能饮用，又不能浇田，必须修一条很长的暗沟排出去。敌人驱赶这批战俘到这里来，就是为了在花冈脚下挖一条长四百五十米、宽四米、深二米，用水泥封圈的排水沟。
在敌人监视下，战俘们每天早晨天不亮就吃饭上工，中午在工地吃饭，晚上满天星星才收工，一天得干十四五个钟头的活。开始时虽然吃不饱，工作重，但还能勉强支持。两个月后，粮食突然减少，每人每天定量供米，只能吃个半饱。再往后，伙食更坏了，每天只能吃一顿大米，其余两顿全是橡子面。这种面不会发酵，蒸的馍色黑如土，硬若石块，吃后消化不了，拉肚子的愈来愈多。穿的更差。开始，敌人给战俘每人发一身草绿色单衣，冬天仅增加一个杂色毛背心和一个蓑衣。他们冻得实在难忍，就用水泥袋纸脚上一块腿上一条地绑着御寒，加上满脸污垢，蓬头散发，看上去根本不像个人。
奋起抗争
由于饥寒交迫，天天都有病倒者、饿死者。起初，战俘死了，敌人还用死者生前盖过的毯子裹身，抬到半山坡上，架起木柴泼上煤油将尸体一个一个地烧掉。后来死的人多了，敌人为节约木柴和煤油，就干脆积至四五人、六七人，架起一堆柴，将尸体扔到上边，一次焚化。此种惨景日甚一日。暴动的念头开始产生了。首先有-党员贾毅民，-党游击队
长李光荣，-党嫌疑学生崔树荣，搬运工人刘锡财、张赞武，国民党官兵刘虞卿、刘玉林、赵书森、李克金、张照国等人也提出暴动的具体方案。-党嫌疑孙道教、宫耀光，-党的农村文化干事王阴堂，掌鞋工冯辅廷，学生刘智渠，国民党排长张金亭等也积极参加活动。
他们说：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拼他一场，死里求生。
在敌人身边服务的小战俘，这个小孩年纪十二三岁，机智勇敢，是我国北方抗日游击队员，敌人常常叫他“小八路”。他摸清了这里每个日本人的寝卧位置。耿谆找来一张火车路线图，得知北海道的方向和位置。
1945年5月27日晚上，一件-性的事件发生了。战俘们傍晚在下工路上，难友薛同道饿得实在忍受不住，到附近居民家里偷吃了半碗剩饭。敌人发觉后，即时把他捆起来带回战俘营，拘留在一个小屋里，不准给饭吃。晚饭后，敌人就把全部战俘集合起来，凶恶残暴的日本人咆哮着跳到薛同道面前，一阵毒打，薛同道即时丧命。而日本监工还说：“死了死了的好。”难友们归宿后不禁失声痛哭，全体战俘的义愤终于激发起来了。
于是，暴动确定了，日期定在6月27日深夜。行动计划是把中山寮的日本监工和汉奸任凤歧全部干掉，然后向北海道方向逃奔。
按原定暴动计划，我战俘先布置好外围和内应，一举歼灭中山寮的敌人后，造饭饱餐一顿，带足干粮。每人带圆锹一把作武器，小队长以上干部每人随身必须携带-之利器一件。整队出发后，向北海道方向迈进。途中保持联络，不得掉队。沿途不得惊害日本老人和小孩。遇敌追击时，不得停止前进，万不得已时，才能集结一处，与敌人拼一死战。
但到6月27日时，却发生了一件特别的事使他们推迟了暴动，当天值勤那几个日本监工，有一个年龄大的老头儿“太君”和一个小孩“太君”，他们两个比较善良，不打骂中国人，为了不伤害他们，耿谆决定推迟暴动。
在许多年以后，当年的小“太君”越后谷义勇已经-，当他得知中国人因为他而推迟暴动时，不由得泪流满面。
暴动失败
6月30日，暴动开始之时，大个子刘锡财首先入敌人室内，一锹把电话机从墙上打落。熟睡中的日本人闻声而起。这时战俘们便抢步破门而入，举锹乱打，四名敌人被当场击毙，其余越窗而逃。我外围人员对逃出去的敌人紧追不舍，又毙死一人，伤其二人。顷刻之间，矿山各处-狂鸣，敌人倾巢而出。在这千钧一发的危急时刻，我战俘不得不仓皇出发，舍
大道取小路入山。由于战俘身体羸弱弱，经一夜奔波，早已疲惫不堪。到次日拂晓，敌人宪兵警察层层围击。耿谆集结队伍时，仅余二三十人，其他都失掉了联络。耿谆等人仍一直向山顶攀登，到了山顶只剩六七个人了。
此时，耿谆伸手去取-的匕首，发现匕首不知何时丢失，然后就立即解下绑腿要投环-。大队副李克金坚决拦阻，耿谆极严肃地说：“你们各自为战吧！”说罢即将绑腿解下，挽一大环，一端拴在树根上，一端系在一只脚上，脖子套入环内，用力猛蹬，立时昏死过去。但当他苏醒的时候，却发现自己是在花冈警察的监狱里。
暴动失败了。
广场横尸
接下来的是屠杀。
日本人谷地田恒夫说起那时的情景还记忆犹新，发生花冈事件时他才5岁。
谷地田说，暴动发生后，大多数劳工们在狮子森山被警防团抓住，带到花冈镇上的共乐馆广场，但也有极少数零散人员跑到了别处，其中一个就跑到了片山部落。
跑到片山部落的这个劳工，在他家附近的猪圈里抓猪食吃，被警防团给抓住了。附近的居民都来围观，谷地田就夹在这些围观的人群中，5岁的他个子矮小，他是从大人两腿之间的缝隙中看到那个被抓的劳工的。劳工就在被抓住的那一刻，还抢先抓了一把猪食塞进嘴里，这个画面给谷地田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
人们盛传着，说这些中国人杀害了日本人，还说中国人吃死人肉是畜生不如的东西等等。老百姓们因此对中国人充满了蔑视和仇恨，不少男人拿青竹抽打跪在广场上的劳工，嘴里还骂着：“清国奴，死去吧！”
老师带着学生来到广场，发给学生们棍子，让他们抽打中国人，并向他们身上吐口水。听说在离镇子不远的村庄里，青年团的十几岁的少年把几个中国人活活地打死了。
谷地田曾跟着母亲一起到共乐馆去观看那些被捆绑起来的中国人，听说他们三天三夜没有吃喝，有的人受不了了，甚至喝自己的尿。谷地田刚看了一眼一个日本男子用竹子抽打中国人的情形就被母亲拉走了，母亲说，孩子不能看这种场面。
第二天清晨广场上就是一排排的死人。鬼子们把死人拽到广场的一角，像堆放木材一样码成一摞。后来索性不管了，地上尸体横陈，经过日晒雨淋，尸体膨胀起来，白惨惨的，肚子鼓得很大，溢出了黄水，绿色的大头苍蝇漫天飞舞，成群结队地从尸体的鼻孔口腔耳朵眼窝进进出出，广场上空弥漫着血腥的恶臭。
魔窟受审
耿谆被五花大绑地押进警察署，警察得知他的身份后，格外地对他提高了警惕，令他坐在椅子上，又把他与椅子捆在了一起。
警察署隔壁的剧院做了临时审讯室。
当时化名为李光荣的李振平是这样介绍剧院里的审讯情景，他说：“我们仰卧在一个长条凳上。用绳子捆紧了。提来了一桶水，舀起水往鼻子、嘴里灌。本来身体都虚弱，很快晕了过去。他们便将条凳倒立起来，头朝下，让水从嘴、鼻子里流出来。第二天又被带到剧场中，心里也在害怕，不知道又有什么新花招。来了个翻译对大家说，只要坦白就饶了我们。可是，没人张嘴。这回拿来一个粗大的注射器，把注射器伸到水桶里抽满了凉水后注射到肚子里，注射过几次以后，本来瘦瘪了的肚子鼓得圆圆的了。这时，不知是谁穿着鞋蹬到肚子上，使劲地往下踩。于是，肚子里的水从耳朵、鼻子和嘴往外喷出来。那时的痛苦劲儿，简直受不了。这样，有时反复地整上四五次，还是没有任何人坦白。”
李振平所说，被当年最先奔赴花冈现场的秋田宪兵分队的伍长证实。他说：“在共乐馆中，警察让仰面躺下，脸上蒙上湿手巾，用水壶往上面浇水，因为不能老屏住气必然把水吸了进去，肚子慢慢地鼓了起来，然后用力按肚子让水喷了出来，就这样拷问，可真够受的啦。”
这样的审讯持续了12天，没人屈服。而后，日本法院宣判耿谆为-罪，判处死刑；其余11人为无期徒刑和15年、5年等徒刑。
日本反战派大学生小长光，三年前，对日本首相东条行刺未遂，被捕入狱判12年徒刑，在狱中服杂役。一天夜里，他突然把耿谆的狱门打开，拿出纸笔写“日本败战”四字相示，匆匆而去。停了不久，他又来写“世界和平”相示。而后，我国留日学生王胜之等也到狱中探视访问。他们告诉耿谆说：“花冈事件使日本朝野大为震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