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军事战争观与思想启示
儒家的军事战争观与思想启示
前承三代后开汉唐的春秋战国时代，是数千年中华文明史的转捩点。是时，东亚大陆的政治秩序乃王室衰微、礼乐崩坏，所谓“诸侯恣行，政由强国”（《史记?儒林列传》），所谓“天下方务于合纵连横，以攻伐为贤”（《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在这样一种“十年十一战，民不堪命”（《左传?桓公二年》）的社会历史进程中，先秦思想家们无不对战争或军事作了广泛而深刻的关注与省察。其中先秦儒家关于战争的理解或立场，则尤其值得后人珍视并从中获得启示。
一、高度重视战争问题
《孙子兵法》开篇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银雀山汉墓竹简《孙膑兵法》也说：“战胜，则所以在亡国而继绝世也；战不胜，则所以削地而危社稷也，是故兵者不可不察。”对战争关乎生死存亡的深刻认识，在孔子那里，同样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孔子继承殷周时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有执?，戎有受?，神之大节也”（《左传?成公十三年》）的思想，认为祭祀与战事乃交乎神鬼的邦国大事，故《论语?述而》记载“子之所慎：斋、战、疾”，意即孔子一贯将战事、祭祀、疾病三者并列在一起，认为它们关系到邦、国、家、身的生死存亡，从而战战兢兢、谨慎之至地把它们作为人间大事来看待。
所以，与吴起所谓“内修文德，外治武备”（《吴子?图国》）一样，孔子认为文事、武事同等重要，文备、武备同样不可懈怠。《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定公十年鲁齐会盟时孔子“摄相事”并说：“臣闻有文事必有武备，有武事必有文备。古者诸侯出疆，必具官以从，请具左右司马。”显然，孔子在世时并非不重视战事和不懂军事，想想孔子“六艺”之学中尚有“射”、“御”两科以及他平时佩剑驾车的形象，想想弟子中有冉有、子路、樊迟、有若等将帅之才（军事家吴起还是孔子弟子曾参的弟子），想想定公十三年夏孔子亲自指挥反击费人袭击鲁国的战事并成功“败诸姑蔑”，孔子对“军旅之事”的重视与熟悉程度，就由此可见一斑了，故孔子自称：“我战则克，祭则受福。”（《礼记?礼器》）
二、坚持战争的正义性
因为战争作为暴力必定要造成伤亡和破坏，所以从和平与仁爱出发，儒家原则上都如墨子“非攻”主张一样而不赞成人类战争。比如卫灵公向孔子讨教兵阵之事，孔子就不仅以“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予以婉拒，而且第二天就离开了卫国（《论语?卫灵公》）。不是孔子不懂“治军旅”，而是朱熹说的卫灵公是个“无道之君”。无道而好战的君主，孔子教之以攻伐制胜之术，岂不助纣为虐？所以孔子觉得“道不同不相为谋”（《论语?卫灵公》）而次日离开了卫国。至于孟子，和平主义以反对战争的态度就更为尖锐，他说：“有人曰我善为阵、我善为战，大罪也。”（《孟子?尽心下》）又说：“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故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孟子?离娄上》）
儒家虽然原则上不赞成军事暴力，但同时又认为禁暴除害、保民恤民的战事就是正义战争，反之侵略扩张、杀戮掠夺则是非正义战争，此正是《荀子?议兵》所谓的“先生议兵，常以仁义为本”。杂糅了先秦儒家思想的《吕氏春秋》则说：“兵苟义，攻伐亦可，救守亦可；兵不义，攻伐不可，救守不可。”（《荡兵》）这种攻、伐、救、守“惟义兵为可”（《荡兵》）的战争伦理观，其本质要求是“彼兵也，所以禁暴除害也，非争夺也”（《荀子?议兵》）。故《淮南子?兵略训》也说：“古之用兵者，非利土壤之广而贪金玉之略，将以存亡继绝，平天下之乱而除万民之害也。”因而，在儒家看来，战争的目的性当服从于战争的正义性，而目的旨在禁暴除害、保家卫国的“救无辜，伐有罪”（《周礼?夏官司马》）之战争，在本质上都是值得肯定的正义之举，所谓“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易?革》）。
三、反对战争杀戮无辜
对于战争的正义性，儒家认为它不仅应当在战争的目的或动机上得到保证，而且还应当在战争的过程或效果中得到保证。如果没有“过程正义”，那么“目的正义”、“动机正义”的战争也将在战争的过程中发生性质转变：由正义发展为非正义。在目的正义的前提下，儒家对过程正义的基本要求就是战争不得杀戮无辜以及蓄意破坏民生。所以，与西洋近代军事理论的鼻祖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反对军事的发展方向为力图以伤亡最小的方式来击败对方不同（他认为是错误的而且“正是最为有害的”），儒家总是强调出于生命的平等、仁爱而力图以伤亡最小的方式来击败对方，并且完全反对肆意杀戮无辜以及蓄意破坏与军事目标无关的民用设施――孔子谓之“君子讳伤其类也”（《史记?孔子世家》），孟子谓之“无伤是乃仁术也”（《孟子?梁惠王上》），此正印了俗话所谓的“儒有好生之德”。
“天地之大德曰生”（《易?系辞下》），“天地之性人为贵”（《孝经?圣治》）。正是出于“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尚书?大禹谟》）的一种精神，所以儒家一直主张“视民如伤”（《孟子?离娄上》）、“恤民为德”（《左传?襄公七年》），主张“禁残止暴”（《大戴礼?用兵》）、“保民而王”（《孟子?梁惠王上》），甚至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左传?宣公十二年》）。“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也”（《荀子?正论》），“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而得天下，仁者不为也”（《荀子?王霸》），故《荀子?议兵》对行军打仗明确要求：“不杀老弱，不猎禾稼，服者不擒，格者不舍，奔命者不获。凡诛，非诛其百姓也，诛其乱百姓者也。”《司马法》也记载周代天子“无暴神祗，无行田猎，无毁土功，无燔墙屋，无伐林木，无取六畜、禾黍、器械”等行军禁令。――儒家这种禁止杀戮无辜及禁止蓄意破坏民生的伦理思想，无疑在人类军事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并依然具有世界性的普遍意义。
四、国际干预的合法权威
除了重视战事、主张和平以及强调战争正义性在动机、过程上的双重向度外，先秦儒家还有一耐人寻味的立场，那就孟子说的“征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也”（《孟子?尽心下》）。“征”的本义是正义地讨伐的意思，《孟子?尽心下》说“征之为言正也”，《说文解字》也说“征，正行也”，可见正义性是“征（讨）”的第一要求。为什么“敌国不相征”？因为邦国无论大小，它们的地位是独立而平等的，所以独立的国家之间根本就不存在“谁征讨谁”的问题；如果“敌国相征”，那么任何一方都可能以正义者自居而擅自出兵另一国。正是基于这一点，孟子严厉谴责春秋五霸假“仁义”以行私利而攻伐他国，并断言“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则有之矣”（《孟子?尽心下》），意即他们之间不过是“以五十步笑百步”（《孟子?梁惠王上》）而已。
独立平等的邦国间没有资格和权利发动“敌国相征”的军事干预，那么合法的军事干预当由谁来执行呢？孟子说“为天吏则可以伐之”（《孟子?公孙丑下》），意为国际间的军事干预主要诉诸当时唯一“合法权威”（天子/天子之师）来实现，所以孔子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论语?季氏》）孟子则说：“天子讨而不伐，诸侯伐而不讨。”（《孟子?告子下》）儒家这种“敌国不相征”或国际军事干预主要诉诸“合法权威”的主张，与现代国际法所谓的“主权平等”及国际社会的军事干预当诉诸联合国这一唯一“合法权威”的联合国宪章精神是完全一致的。同时，合法干预并不能实施对独立国家的领土占领与治权控制，当仁义之师完成它“禁暴除害”的使命后，理应“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谋于燕众，置君而后去之”地罢兵以还（《孟子?梁惠王下》）――儒家这种主张在当今国际政治中也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五、有限战争与永久和平
“圣人之用兵，戢而时动，不得已而用之。”（曹操《孙子序》）显然，儒家并不主张拿和平主义来反对一切战争，也不主张拿正义战争来反对一切和平。在儒家看来，“和平”与“正义”、“勇敢”与“仁爱”是兼融一体的。因而，儒家的战争伦理观，是一种典型的有限战争论，即主张通过有限的战争来保障安全与保护民生，并谋求国家的长治久安与世界永久和平，此即《左传》所谓“止戈为武”（《左传?宣公十二年》）和《司马法》所谓“以战止战”（《司马法?仁本》）。孔子说最好的法官是追求社会永久公正而消除法律诉讼（《论语?颜渊》：“必也使无讼乎”），同理儒家也主张战争的最高境界是谋求永久和平而消除战争，毛泽东《论持久战》谓之：“不但求一国的和平，而且求世界的和平；不但求一时的和平，而且求永久的和平。”
《吕氏春秋?荡兵》说“古圣王有义兵而无有偃兵”，司马迁《史记?律书》也称“刑罚不可捐于国，诛伐不可偃于天下”。向往和追求永久和平，并不等于就可以将战事、战备予以否定或忘却：“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孙子兵法?九变》）；“不备不虞，不可以师”（《左传?隐公五年》）；“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左传?襄公十一年》）。正如墨子“惟非攻是以讲求备御之法”（俞樾《墨子序》）一样，儒家也强调平时要积极进行战略准备和战事训练，以防御和消除战争侵害。他们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语?卫灵公》）；“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论语?颜渊》）；“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论语?述而》），乃至要“以教民而战”（《论语?子路》）或“以教民而用”（《孟子?告子下》）。
《司马法》曰：“故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战争如老子、管子等说的并非什么上乘之道或上乘之德，但战争和兵事终究是不可以完全去除的东西，否则宋襄公、徐偃王之类“惟仁”而败的惨痛教训无疑殷鉴不远（《韩非子?五蠹》）。毕竟世界并不太平，毕竟正义需要力量去争取和维护；没有居安思危、忧患自强的战备与国防，国家和民生注定流于羸弱与危险，故孟子说：“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孟子?告子下》）――诚哉斯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