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哪家报纸决定红军长征目的地(2)
张闻天阅读的是《大公报》。其中，７月２３日阎锡山的讲话、２９日的社论《论陕乱》及８月１日的有关报道等引起了张闻天的极大关注。据此他在笔记中写道：“天津反动的《大公报》曾经这样讲到陕西苏维埃革命运动”，也即该报报道所披露的陕北红军（所谓“匪”，即红二十五军和红二十六军）和根据地（所谓“匪区”，即陕北）的情况，张闻天对此在笔记中做了详细摘录和分析。
最后，张闻天根据报纸的报道，作出一个判断：“从各种反动报纸上看来，红军与赤色游击队在陕甘两省内正在普遍的发展着。”那么，如果主力红军进入该地区并与之“取得配合，协同动作及汇合，并给在这个地区中开展着的游击运动以帮助、组织、领导”，“这将大大的推动陕甘苏维埃革命运动前进”。据此，他建议中央政治局常委紧急开会商议，改变此前于１２日召开的俄界会议（也是在这次会议上，北上的红军组成“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并组成毛泽东等“五人团”指挥军事）上制定的战略方针，即认为“在陕甘创造根据地，建立全国革命中心，在目前是较少可能，所以目前战略，是用游击战争来打通国际联系，更大规模的来进行国内战（斗）争，而不是得不到国际的帮助，我们就没有办法”。随即，在张闻天写下上述笔记的同一天，红军召开了红军团以上的干部会，毛泽东在会上宣布了红军前进的方向是刘志丹等红军所在的陕北，而张闻天在同一天所作的笔记中也已透露出了这个决定的信息。
于是，我们可以就此作出判断——红军“长征”途中到达哈达铺，中央领导人因偶然阅读到了天津《大公报》以及太原的《山西日报》等，从而了解到陕甘“苏维埃革命运动”的形势，于是才作出了把革命大本营最终放在西北的战略决策。张闻天的这篇笔记就是最有力的一个证明。现在这篇笔记已收入《张闻天文集》第一卷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