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海防到海权(5)
1900年，出版已经有10年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经日本留学生介绍到中国，在上海中文月刊《亚东时报》上以《海上权力要素论》之名连载。尽管只连载了两期，不啻于一股清风，令封闭多年的中国海洋观念为之一新。更多的中国留学生发现、接受了马汉的海权论。不少人认为甲午海战的失败，在于中国没有制海权。也是在此时，频繁来往中日之间的姚锡光也关注到这本着作，也令他对此前的反思有了更多考量。在马汉的着作里 ,海权指国家对海洋的控制权，它的内容非常广泛，既包括国家在一定海域内的军事控制权，又包括国家所获得的以海洋为依托的商业贸易、交通航运等方面的优越经济地位，而不仅仅是中国人当时的一种狭义的理解，即认为按照当时国际法的规定，各国对其海湾和沿海岸线 3 海里之领海的主权。对中国这个海洋大国为何没有海权观念，也在马汉那里找到了答案。
马汉认为影响世界各国海权盛衰的主要有六大因素：地理环境、广袤的海岸线、领土大小、人口数量、民族性格、政府特质。在中国，无疑政府特质和民族性格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知识分子们也开始关注起这个陌生领域。1903年，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出版的中文刊物《新民丛报》上发表了《论太平洋海权及中国前途》一文，他认为太平洋海权问题是20世纪第一大问题，“所谓帝国主义者，语其实则商国主义也。商业势力之消长，实与海上权力之兴败为缘，故欲伸国力于世界，必以争海权为第一义。” 一篇刊载在1905年《华北杂志》第9卷名为《论海权》的文章，则认为海权的根本在于海军 ：“海外之殖民地，旅外之侨民，国际贸易之商业，往来运转之商船，皆恃海军以托命。”
留日学生筹办了《海军》杂志，在《海军发刊意见书》里，沈鸿烈非常赞同马汉的“国民商业之性质，为海上权力发达之原素”，“我国有史以来，素持农本商末主义……使人民醉死梦生于小天地中，直接为活跃取进、商务振兴之妨，间接为贸迁有无、航业发展之碍者，固为我民族受病之源。”
这个在大陆上呆惯了的民族，突然对海洋、海军、海权有了如此浓烈的兴趣，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时刻认识得更加深刻。1909年11月，安徽高等学堂在本校发起海军义捐活动，然后联络本省各校，共议推广。结果，海军义捐活动不仅得到安徽省各界的大力支持 ,而且直隶各地和海外华侨也纷纷自发开办海捐，各组织、团体、个人争相捐款。海外华侨不但积极捐款帮助清廷重建海军，而且还自愿出钱，组织商舰协会，希望像马汉着作中所写明的那样：海权的发达需要一支强大的商业船队，以作海军的后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