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平视点:驳“经济智囊”林毅夫教授比较优势论
姜奇平
【eNet硅谷动力专稿】通栏题《现代化交锋：中国向何处去？》
策划：
1、奇平视点
2、林毅夫观点（文本框：林毅夫的个人传奇）
3、名家观点（江泽民[单列]、包叙定、倪光南、胡鞍钢、吴敬链、樊钢）
4、国外观点：《经济发展》
如果两个版不够，请沈总协调一下。
年初有人站出来，在政治上提出信息社会是一个“误区”；年中又有人站出来，在经济上提出信息产业是一个“误区”。看来，人们是跟IT干上了。
走向现代化的中国，在制定“十五”计划的历史关头，正面临一个严重的选择：IT，究竟是不是我们未来的方向？！
“正大综义”中的杨澜，以她聪颖的形象令人难以忘怀。然而，走进“风凰卫视”的杨澜再次引起我注意，却是因为下面这个愚蠢的带有倾向性的问题：“有人认为我们应该在信息产业，特别是高新技术方面迎头赶上西方，这样的说法有没有它的误区呢？”
更令我吃惊的是，曾经被称为是中国政府经济政策方面的主要智囊之一的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对此做出的肯定回答。
7月5日的“新浪网”上，人们赫然看到[凤凰卫视]《杨澜工作室：政府经济智囊林毅夫专访》。“引入语”是这样写的：“一提到知识经济，似乎就意味着我们应该用西方的模式。在信息产业和高新技术的领域迎头赶上，这样的模式真的可以套用在中国吗？ 被称为中国政府经济智囊之一的林毅夫教授，有着不同的观点。”
学术上有不同观点没有什么，但在“十五”计划正在确定信息化地位的关键时刻，著名经济学权威站出来公开反对信息产业和高新技术，不仅错误，而且有害。
IT媒体无法保持沉默。
林毅夫同当今许多主流经济学家一样，一直相信“比较优势”理论。林毅夫的基本观点是，“当一个国家劳动资源相对丰裕，该国的比较优势就在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如果这个国家遵循比较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产业，由于生产过程中使用较多廉价的劳动力，节约昂贵的资本，其产品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低，因而具有竞争力，利润从而可以作为资本积累的剩余量也就较大。而当资本相对丰富、劳动力相对稀缺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就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发展资本密集型为主的产业就能创造出最多的剩余”。“遵循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并不会导致中国永远落后，永远停留在比较低的产业层次上。相反，遵循这种发展战略会使我国资本快速积累，资本相对稀缺、劳动力相对富裕的程度逐渐降低，随着资源禀赋的变动可以不断从国外引进现成而较先进的技术来达到技术和产业结构的升级”。
比较优势理论，从李嘉图起，在经济学中，就成为大路货的东西。支持的和反对的都有。本来跟我们IT业大家发财是没有什么关系的，然而林毅夫推崇比较优势理论的背后，有明确的政策含义，这就跟我们都有关系了。
这个政策含义就是，要中国按照现有的“比较优势”，发展一种与侧重信息产业和高科技不同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用林毅夫的话来说就是：在信息产业和高新技术领域“这方面的产业我们是不是应该赶上，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实际上这方面不见得是我们的优势，如果我们真要花很大力量去做，可能是吃力不讨好”。至于发展技术含量低的产业，“它用的技术基本上都是人家用过的，已经淘汰的没有优势的技术，这样中国是不是永远会落后于人家呢？其实这个道理，用一句话讲‘欲速则不达’”。“重要的就是说，如果说我们用这种方式能够比较快地创造利润，积累资金，那我们资金就会由相对需（稀）缺变成相对丰富，资金的价格就会从相对昂贵变成相对便宜”。其实，林毅夫也不是一概打杀IT，虽说硬件就不必搞了，但对软件的“有些部分”，政策上还是留了一个口子。但他的理论上还有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主张发展中小企业，因为中小企业一般都是劳动密集型的。但如果软件也都是中小企业，估计同微软这等巨无霸较量，“比较优势”也大不到哪里去。
在反驳林毅夫的观点之前，先让我们看一看，林毅夫理论中值得肯定的方面。林毅夫提出比较优势战略时树起的的靶子，是“赶超战略”。即以往以发展重工业为特征的资本密集型产业战略。这也是我们所反对的。因为重工业导向的资本密集型产业战略，是传统工业社会战略，是与信息和知识产业战略相矛盾的。此外，林毅夫指出中国当前的比较优势，我认为也是客观存在的。
但从这里往后，我们与林毅夫的分歧就产生了。
第一个分歧在于：是要传统工业战略，还是要现代信息战略？
我个人认为，林毅夫的战略，仍是传统工业战略。只不过把资本密集，改成了劳动密集。这里的资本和劳动，都还是传统的。他说的资本，是指工业时代的资本；同样，他说的劳动，也还主要是工业时代的劳动。他没有超出工业时代经济的思维来考虑中国的未来战略问题。我们正面的观点是，按照信息经济的理解，信息经济中最主要的资本不是物质资本，最主要的劳动也不是工业劳动，而是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是资本与劳动的结合。你把它说成是资本密集也可以，劳动密集也可以。IT的核心，正是这种人力资本，是建立在研发基础上的信息与服务的产业化。IT需要大量劳动力，但不是简单劳动力；IT需要资本，但不靠物质资本的堆积。可是林毅夫说的那个劳动密集，因为在中国条件下它本质上是排斥“信息产业和高科技”的，因此我们不能认为它是现代的。尽管林毅夫在战术的意义上似乎也很强调人力资本，但它并不构成其战略的内在组成部分。
第二个分歧在于：是要增长，还是要发展？
中国当前存在比较优势问题不假，但是不是一定以比较优势理论制定战略，是另一回事。尽管林毅夫师从诺贝尔奖获得者，是著名经济学家，他所依据的比较优势理论，也是敲起来叮铛响的经典理论。但我同时也知道，还有另一种经典的理论。记得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和布鲁斯.赫里克在其名著《经济发展》中有一句话，说得同样精彩而中肯：“很明显，比较利益原理解释一国的现状比指导该国应朝什么方向发展可能更为有用。”这正是问题所在。林毅夫最近发过一篇《要素禀赋、比较优势与经济发展》，43年前，罗梅.鲁宾逊也发表过一篇《天赋要素与比较利益》，观点正好相反。大家可以比较，因此这里不需要再进一步展开。在经济学中，增长和发展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增长谈的是GDP，发展谈的是产业结构。要不要发展信息产业和高科技，实际是后一个问题。我注意到，林毅夫最近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增长问题的观点，如《展望新千年的中国经济》等，注意的只是前一个问题。其中谈到：“如果，中国经济可以在未来一段较长的时间里保持自1978年底开始改革开放以来所达到的平均增长速度，那么，在渡过当前相对过剩以及东亚金融风暴所带来的难关以后，中国经济将可以如国内外许多学者所预期的那样，在下个世纪上半叶重新成为全世界最大、最有实力的经济，实现自鸦片战争以来，几代中国人所魂牵梦系的强国愿望”。说实在的，我不认为靠GDP达到世界第一，中国就可以摆脱落后挨打处境。因为GDP只是原子的实力，在信息社会中，比的不是原子的实力，而是比特的实力。就好比工业国的英国打农业国的中国时，不比谁麦子多一样。如果看比特的实力，结论就可能正好与林毅夫得出的相反。我国R＆D经费投入规模，与我国的经济总量极不相称。1991－1996年，我国R＆D经费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总体上都是在0.7％以下。这种状况，与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投入强度都有较大差距。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信息能力研究报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的国际比较，中国各项信息能力，除一项外，全是倒数第一。中国信息能力总水平按百分制得分仅为6.17，成绩排在斯里兰卡之后（所以我们还必须从赶超斯里兰卡做起）。林毅夫和其他传统经济学家从增长经济学角度比GDP，自然可以心安理得去适应现状。但我们从发展经济学看产业结构调整，觉都睡不着了，必须赶超，首先是大力发展信息产业和高科技。只有从发展的角度看问题，才谈得上“应朝什么方向发展”。
第三个分歧在于：要赶超，就不能要市场了吗？
林毅夫的理论有意无意透出这样一层意思：赶超战略都是与市场背离的政府行为，只有比较优势战略才符合市场经济。这不符合实际。而且把发展IT的韩国受的挫折，与搞房地产的东南亚国家混为一谈，又不把搞IT赶超比较成功的新加坡摆进去，有失公允。
首先，“小步快走”就一定能自然而然把劳动力优势转化为资本优势吗？让我们看事实，倪光南举过一个例子，“我国的微机企业比家电企业有更多的体会。1992年，联想、长城、浪潮、长江等主要计算机公司与微软经过多轮谈判，达成以每份10美元购买10万份DOS操作系统。当时的一台高档微机约为1．5万元，操作系统的价格仅占整机的0．5％。到1998年，一台高档微机降到约1万元，但每份视窗操作系统的价格却大大增加了，根据微软官司中涉及的有关资料，它对大公司收费约为35美元，对小公司则为50到86美元，这样操作系统至少要占整机价格的3％，而对小公司和低档微机，这一比率可高达10％。从1992年到1998年，微机的硬件性能提高了10倍以上，价格却下降了50％，但在同一时期里操作系统的性能并没有像硬件那样大幅度的提高，价格却反而上升了许多倍，难怪所有做PC的公司都叫苦连天，因为丰厚的垄断利润流入了微软的囊中。”好了，我们按比较优势理论，服从国际分工的产业安排，原想挣个马甲换下破衫，结果连裤子都快叫人扒了。中关村在国际分工中别的没学会，可大家都认识了一个词：黑。联想不是挺符合国际分工的吗，曾经都快要攒机了，可利润在哪里，“遵循这种发展战略会使我国资本快速积累”的效果在哪里？对比较优势理论来说，“‘最佳模式’，说白了就是：中国人只需做买卖，不必搞技术”，可倪光南老头子很崛，“我们不接受这种‘最佳模式’，因为我们懂得，要想不被垄断，要想不受欺侮，必须大力发展科技，特别是像操作系统这样的核心技术”。这是从市场上得来的经验。我们不可能完全退出IT，即使我们和美国好得象“小密”一样也不行。因为哪天一翻脸，美国人象这次要掐断南联盟的互联网一样，断了我们的CPU来路，那就不好受了。
其次，赶超就不能按市场经济做了吗？事实上，中关村现在正在做的事，就是用市场的方式赶超。比如风险投资机制的建立，就是冲着林毅夫说的“中小企业”去的。只不过此“中小企业”不同于彼“中小企业”，它是信息产业和高科技的“中小企业”。从历史上看，1636年哈佛大学成立的时候，美利坚还是英国殖民地，它搞研发，比较优势在哪里？富兰利林也不懂什么比较优势，但他有创新优势。从国际上看，印度搞软件，与美国快要称兄道弟了，当初按比较优势，它该去搞粮食或开铜矿。由此可见，比较优势是一个方面，但产业结构跟上历史潮流这件事，是考验领导者远见的活儿。非得有点能动意志，否则不足以成大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搞信息产业和高科技，该搞“两弹一星”就搞，该做风险投资就做，捉到老鼠就是好猫，没必要自己限制自己。企业家的能动意志就是创新，战略家的能动意志就是前瞻。没有这个做后盾，光搞比较优势，我们只有两条路：一是象英国、日本那样乖乖服从某个“领导”，二是象伊拉克、南联盟，落后挨打。
还是江泽民他老人家的话比较对俺中关村村民的胃口：“主要依靠继续扩大传统产业的规模来支持经济的增长，不是最好的办法。……。必须依靠新兴技术，依靠新兴产业的支持。”
林毅夫的理论精神有一点我们十分赞成，就是始终坚持改革，坚持市场经济。在这方面我们没有任何分歧。上述三个分歧归结为一点，实质是，我认为，改革是新的生产关系，但必须与新的生产力结合。江泽民说得好，“电子水准已经成为进入后工业化时期发达国家最强大的生产力标志”（那时还不兴互联网）。离开IT这一最新最活跃的生产力因素去谈生产关系调整，就会落到时代的后面去。市场经济不能脱离新生产力的基础。林毅夫以改革始，却以误解“信息产业和高科技”终，让我们感到有点失望，因为我们对他期待很高，希望他有一天真能拿到诺贝尔奖。因为他说过：“就像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预言的：谁能把中国的改革经验解释清楚，谁就有资格获得诺贝尔奖。中国经济学家处于一个走上世界经济学舞台的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至于杨澜随便说点什么，我们倒真不在意。
记得三年前的春节，我去林毅夫那里，最深的感受，是连那里串门的小孩子都已会用当时极少有人会使用的E-MAIL，向海外发贺卡。我现在有一种奇特的感觉，别的人从国外留学回来，都是满脑子国外的“普遍真理”，林毅夫却如此地同化于“中国实际”。建议他从身边的高科技环境中找到点经济学灵感。毕竟马克思当初是从英国纺织业新生产力中找到理论感觉的（约等于今天的电脑发烧友或网虫）。
我翻开林毅夫当时送给我的大作，最后一篇是《工业革命为什么没有发源于中国》。工业革命过去就过去了，陈年老帐再翻，也没有后悔药好吃了。我想的是，我们大家如何不要错过信息革命。信息革命可是“现在进行时”的，我们都是发源处的见证人。我把林毅夫大作的最后一句抄下来，送还给他：
“技术转移的成功与否，关键在于国内是否有能力做些配套性的创新，以消化吸收进口技术。配套性创新的能力还要取决于国内的科学研究能力，因此，‘现代’课程教育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希望他回到这个原点，重新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