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密中国球员的非职业生活：利用身体资本去泡妞
今年28岁的小龙已经可以大胆地跟别人说自己的真实年龄，而这在10年前是不可能的。小龙平时过着朝九晚五的都市白领生活，只有少数几个同事才知道他还踢得一脚好球，以前曾是一名职业足球运动员。
权磊被砍事件发生后，权磊如何从一个天真烂漫的孩子成长为被负面报道集中围绕的“问题”球员，我们是否能从其他球员身上找到与此个案相通的共性？对于这个话题，很多球员都“职业”地婉拒了记者，关于他们的成长，几乎所有业内人士都讳莫如深。
为此，记者找到了已经离开这个行业多年的小龙。从市体校到省体校，再到职业俱乐部，小龙几乎走过了一个职业球员成长的每一步。就像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不断强调的，“我的故事太平凡了，身边一抓一大把。”
满是涂改液的户口簿如何躲过骨龄测试
与中国几乎所有球员一样，小龙在五六岁时被父母送到家乡的少体校练习足球。“整个小学阶段足球只是兴趣爱好，每个礼拜去体校训练两天，训练项目以颠球和跑步为主。”小龙现在已经想不起当年为何去学足球了，可能因为父亲是个球迷，也可能因为自己受父亲影响太喜欢看球。
因为差了一分，小龙没能考上当地最好的初中，他父亲狠了狠心，把他送进了市少年队，接受专业训练。到那个时候，小龙开始隐约感觉到原来热爱的足球运动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简单。第一件事就是被队里的教练要求改年龄。“我的年龄被要求改小两岁，说是为了参加全国的足球比赛。”小龙笑着说，“以后每次出去打比赛都会改一次户口簿，打完以后再改回去，所以户口簿上我的年龄那一栏已经满是涂改液的痕迹。”
等小龙稍大一点，国家开始为球员测骨龄，可是教练很快就找到了对付这种从国外引进的新手段的对策。“按规矩拍手骨X片的时候手要放平。”小龙把手平放在记者面前，然后稍微弯曲一下，“队里告诉我们，测骨龄的时候手这样放的话，测出来的结果会小一点。实际效果确实很好。”
小龙告诉记者，改小两岁的情况在他所在的队里十分普遍，其他省里改小三到四岁都有可能：“其实也不光是中国，你看看国际少年足球比赛，那些长着满脸胡子的西亚球员，说他们才十一二岁谁相信啊。”小龙对记者说，少年队之间的比赛，技术再好也打不过比你大一两岁的对手，所以各个体校都改年龄。
小龙也是后来才渐渐明白教练那样做是迫不得已的。他对记者说：“不改年龄就打不过其他体校，比赛成绩不好的话，队员就没有机会被职业俱乐部相中，进不了职业俱乐部，我们这些人就将面对失业的困境，失业的人多了就没有人愿意进体校，于是进入一种恶性循环。”
考试不及格，教练挨个抽抽一根烟，罚吃一杯烟丝
如今“踢不了球就失业”这句话对小龙来说，已经不是当年教练嘴上说说的恐吓。“当年在省队时的20多个队友中，只有一两个还在踢球，像我这样读到大学的也不过五六个。”小龙叹了一口气说，“过年回家时队友们聚会，我那时才知道他们有门路的开开出租车、运钞车，脑子活络一点的自己开个小卖部，实在不行的躲在家里吃低保。”
“我们这些人没文化。”小龙说，“我幸亏读了大学，否则跟他们下场一样。”
谈起当年的学习情况，小龙充满了懊悔，“体校一般上午上文化课，下午训练。不过比外面的初中科目少，只有语文、数学、英语和政治。”
在小龙的回忆中，初中三年几乎就没好好上课。老师在前面讲他的课，学生在后面打牌玩耍，仿佛是两个世界的人。“文化课的老师不管我们，只是等到考试结束后，把成绩单发给我们教练，让教练来处理我们。”小龙说，“不知道现在的教练还打不打人，我们当年只要一门考试不及格就是一顿皮带。”
小龙笑着说，因为几乎没有及格的时候，大家考完试都主动地脱下裤子等教练，20多个师兄弟光着屁股排成一排，教练拎着皮带一个个抽过去，景象蔚为壮观。
也就在那个时候，小龙学会了抽烟。“我们刚进队时教练就反复告诫我们不许抽烟。”小龙吸了一口烟说，“我第一次被教练发现抽烟，原以为又是一顿暴打。”
就当小龙准备脱裤子时，教练却没有像平时教训他们那样抽出皮带，而是叫他出去再买一包烟。“我到现在还记得那烟的价格，一块八一包。”小龙说，“买回来后，教练叫我把烟全拆开，所有的烟丝丢到一个茶杯里，然后倒进热水。他说：‘连烟丝一起喝下去！’”随后，小龙拉了一个礼拜的肚子，几个月里看见香烟就反胃。不过，几个月后，在师兄弟的怂恿下，小龙又开始吸烟了。
业余时间，小龙和他的同龄人渐渐从“前辈”那里学会了打电子游戏、赌钱。“赌钱在队里很普遍，起初还‘赌’得很有技术含量。比如把一个易拉罐摆在50米外，就赌谁踢中的次数多。”
落选健力宝的大多数
如今“靠脑子”吃饭的小龙有点疑惑，当年那条路可能真的选错了。
小龙告诉记者，当时全国大概有4000多所足球学校，就算每校每届只毕业22人，毕业生也将近10万。不过，在他那个年代，甲A、甲B加乙级一共才40个俱乐部左右，再加上每个职业俱乐部的二队、三队，每年需要补充调整的名额不过三五个，加在一起，不过200个位置。“10万人争夺200个饭碗，每百人中只有0.2个机会，比高考不知道要难上多少倍！”小龙感慨地说。
“其实我一直认为自己能力不比那些打上甲A、甲B的差。”小龙不服气地说。
1992年4月25日，中国足协与健力宝集团签订协议，正式将组建健力宝队的工作提上日程。同年，在天津与大连两个赛区对全国1977—1978年龄段的小运动员进行选拔。
“刚进市体校的我也参加了在大连赛区的选拔，当时在秦皇岛有好几百个孩子。可当时他们眼光都停留在一些北方强队上，我们队的比赛几乎没人关注，所以第一轮就被刷了下来。”小龙说，“虽然我们队也改了年龄，但还是有点老实，如果照一些北方球员的改法，我那时应该填1982、1983年出生。”
那次选拔出的80多人赴北京进行第二轮的筛选，然后选出40多人到梧州进行冬训兼最后的选拔，最后入选的22人于1993年赴北京，11月从北京飞赴巴西圣保罗。
当这些孩子回国后，活跃于各个级别的职业联赛中，其中李铁、李金羽、李玮峰等人更成了国家队的常客，当时健力宝队的主教练朱广沪如今正是中国国家队的主教练。
不过，当时也有一个小眼睛的大连孩子落选了那支健力宝队，他叫孙继海。如今的孙继海已经在世界最顶级足球联赛之一的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中站稳了脚跟，成为曼城俱乐部队的多面手。一夜暴富后的球员
1994年，中国足球开始职业化改革，一夜暴富的故事此起彼伏。很多年后，知名足球评论员李承鹏在博客用他惯用的煽情笔调将其中三个故事写了出来：
“那一天(1994年4月17日)，在成都的首届职业联赛开幕式上打进了点球的魏群能记住的并不是那个进球，而是领到的生平第一笔巨款3000元，他飞快地跑回宿舍，把钞票一张张平摊在宿舍的床上，坐在床沿，点上一根烟，模仿周润发的样子久久凝视着眼前花花绿绿的景象，‘哈哈，想不到我魏群也有今天’。
“对于那一天，范志毅实在想不起来那场比赛自己分到了多少钱，‘但数目绝对让我产生一夜暴富的感觉’。他仔仔细细地洗了个澡，然后把所有钱揣进一个塑料袋，然后晃晃悠悠骑着那辆破旧的永久牌28自行车来到百乐门音乐茶座，找了个位置坐下来静静地听歌，其间，他相当奢侈地喝光了三听每听15元钱的可乐，并豪爽地给歌手扔了两张50元大钞，点了一首‘浪奔，浪流’的《上海滩》主题歌，他说：‘那是当年上海滩的大富豪才有的生活。’
“那一天，李明清楚地记得球队离开大连时老板王健林一直送到机场，并说了句很像过去战斗故事片中的送别辞：‘首战务必告捷’。当晚，李明在总共20万的赢球奖金中分到了8000元，然后一群人在延边著名的‘狗街’喝酒吃狗肉，‘随便吃，随便喝，从此不用在吃饭时提醒自己每月工资只有150元’。”
小龙依稀感觉自己的工资好像比李明还高一点，有200元人民币一个月。在那些财富故事的刺激下，两年后，不满18岁的小龙投奔了上海的一支甲B球队，作为二线球员一个月拿到了2000多块钱。
狼狗、高墙、铁丝网
等到再次海埂春训的时候，球员们已经不屑玩踢易拉罐的赌博游戏。麻将、扑克渐渐风靡，赌注也越来越大。小龙告诉记者，在一个拥有多名国脚的北方球队里，打麻将也分甲A、甲B和乙级。有一次，一个刚到队中时间不长的小队员可能还不懂得球队的“规矩”，来到老大哥们身边，跃跃欲试地想在大哥们面前展示一下自己的麻将功夫，以博得他在大哥们心中的地位。没想到的是，一位国脚说：“你有美元吗？没有美元就别在我们这儿混，该上哪儿上哪儿去。”小队员听到之后，很无趣地走开了。原来甲A级别的“麻将”一般都是国脚级或者是资格老的球员参加，他们用的是清一色美金；甲B级别的“麻将”比甲A稍微低一等，是队中稍微有点儿名气的一些人凑在一起，他们用的是港币；最低一等的“麻将”是乙级，由二队刚刚升到一队的年龄最小的年轻人组成。即使是“乙级联赛”，每一注最小的也是50到100元人民币。
7年后，中国队备战2002年世界杯时，两个大哥级国脚打麻将时被抓了个“现行”，不过这个在中国管理层眼里极严重的事件却一直被中国足协封锁着。小龙说：“因为他们是郝海东和范志毅。”
除了赌钱，找小姐也成了一些暴富球员的“业余生活”。“海埂集训地外有一个洗头房一条街，每年春训的时候生意就特别好。”小龙告诉记者，“每天晚上10点半熄灯以后，那些大球员会敲我们的门，他们要从我们的房间窗口跳出去玩。我们知道他们去干什么，但没人敢拒绝开门，也没人敢告密。”
让小龙奇怪的是，当年海埂基地为了防止球员夜间外出，不仅筑了高墙，围了铁丝网，还配备了一大批保安和十几条狼狗，“如果我能踢到甲A，就可以知道他们是怎么突破这个防线的了。”小龙笑着说。
但也有人遭殃的，两年后由一名北京国安、一名八一队和一名上海球员组成的“越狱”小分队不幸被抓住，很快被赶出了海埂。小龙说：“那几人我都认识，跟我是同一年龄段国奥队的。”
小龙还记得，那时候的媒体远没有现在那么苛刻，球员一点点风吹草动都会被当作丑闻来曝光。“想吸烟，去环碧小墅。”小龙说，“环碧小墅里住的是记者，基地内严禁吸烟，球员们就以接受采访的名义到那去过把瘾。”
没有答案的问题
小龙很不幸，没等他升到一队，1998年，那支上海球队从甲B降入了乙级，球队把小龙等非沪籍球员清理出队。之后，不甘心回老家当铁匠的小龙开始了漫漫试训路，天南海北地跑，“没想到试训也要交钱，陕西那支俱乐部队一开口要5万，爸爸扭头就走。”小龙说。
小龙说，自己也算幸运，从前的教练听说他走投无路，就帮他联系了南方某城市的一个名牌大学，安排他读书深造。“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去年，小龙从大学顺利毕业，在那座城市里找了一份相对体面的工作。
离开足球圈的小龙并没有停止对足球的关注，从以前队友那听来的“小道消息”也让他感觉自己落伍了。小龙告诉记者，很多俱乐部已经对打打麻将扑克相当宽容。他说：“一个教练曾表示，队员能在赛后呆在房间里已是烧高香的好事，总比出去嫖娼被抓个现行好吧？”
权磊被砍事件发生后，小龙通过几个东北队友了解到，现在一些年轻球员早已不屑当年那些大哥靠砸钱来泡妞的方式，而是选择合适的场所用自己的身体资本去“泡妞”，甚至找“富姐”免费寻求刺激，显然更有魅力。某北方俱乐部的一名一线主力球员，还曾遭遇过一次“二奶危机”。一年夏天，该球员前往南方某城市打客场，赛后在一会员制酒吧遇见一只漂亮的“金丝雀”(注：被人包养的女子)，双方在很短时间内就打得火热，然后前往女方家中。没想到，包养该女孩的男人早就对自己情人产生怀疑，两人刚进家门不久，那男的就杀了个回马枪，堵了个正着……事情了结的细节虽不清楚，但回队后这名球员发誓“再也不找有男人的女人”。
“有的球员腿被踢断后每月只能领20块钱补助，有的球员摔成高位截瘫后无人问津，可有些球员却声色犬马、挥金如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我们该向谁问责？这些我做不到，只是希望自己的子女以后不要再跨进这个行业。”采访完小龙时，夜幕已将城市笼罩。小龙向记者挥手告别后，隐入了一幢灯火辉煌的大厦，因为接受记者采访而落下的工作还要去做完，毕竟这份一月几千块钱的工作，在他看来也来之不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