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都市报：电视的愚蠢通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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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先生在一档电视访谈里，没有顺着主持人竖的杆子爬，而是批评了他们的问题“愚蠢”，加上别的几句保护自我或调侃他人的话，这就被称为“砸台事件”，引起一片惊诧——我倒是觉得，这才是一件怪事。
在开始讨论之前，我可以先这样安慰一下那两位主持人，以及类推出自己也受到伤害的朋友们。我理解易先生批评访谈提的问题愚蠢，大致应该是指我们共同身在其中的电视文化的德性，跟主持人的聪明还是愚蠢关系已经不大。并且要相信，在私下，公众骂电视的话，一定还有更难听的。再说，采访易先生那对金童玉女乖乖巧巧讨人喜欢，他们应该不比他们的大多数同行差。而易先生所遇到的问题值得一说，正是因为它跟我们的电视文化相关。
在这个访谈中，易先生虽然觉得遇到了挑衅人格动机的问题，但他毕竟是名人，我认为他同时也享受了名人效应的红利。主持人开场白说的一些恭敬话，当然可以理解为暖场的客套，但也未尝不是对名人的优惠，重要的是，还可能也是真心话。当然，客观上可能兼具一点烟幕弹的意思，毕竟主持人也是人，想到接下来的挑衅性的问话，应该有一点难为情，先贿赂几句好话，也不为过。
现在说到主持人的工作。你要请一个“嘉宾”去访谈，当然因为他有点什么事情。照说，访谈的内容，应该离不开问问事，讨论讨论这个事有什么价值，然后是为什么做这事。但是，在这个访谈里，易先生近期做了什么，不用作为当事人的易先生来讲，主持人概述了事；至于易先生做的事有什么价值，则根本不在话下，既不用问易先生本人，主持人也不概述；看起来，访谈只对“为什么”，即当事人的“动机”感兴趣。
动机不是不可以探讨，但它应该在新闻事实及其公共价值之后。假如主持人直接问：易先生你为什么质疑余秋雨大师？那么易先生太好回答了。他可以说，我那些天实在闲得慌，而我觉得这件事情又实在娱乐。不是很好吗？网上看到韩寒(Q吧)是这么说的：我就看不惯余秋雨那副样子，我有这个偏见！这不可吗？一个小孩一泡尿浇灭了可能炸毁城市的导火线，他的动机只是尿胀了。不可以吗？
可是，主持人不是跟易先生对话，不是交流。他们不由易先生分说，而是由他们设置了一个道德问题，请易先生认领。分析他们设置问题的要领，应该可以这样概括：在相关事件中可以推陈出来的，最为卑下和敏感的道德范围去挑选。易先生你不是批评余秋雨大师“诈捐门”的公共道德吗？那好，没有比“借自己看不上的人出名”更卑劣，更挑逗和侮辱人格的了，所以，易先生得到的问题是：“你质疑余秋雨大师是不是为了保持自己的‘公共热度’？”
很明显，这样的提问方式，就是要一步一步地让受访人出丑。而要求易先生做的，只是对照自己，交待“是”，或者“不是”。这不仅关系人格，也还有点涉及智商：如果易先生不“砸台”，他可以在“是”和“不是”之间领一个回去。可是，这不等于让易先生愚蠢吗？在电视愚蠢和易先生愚蠢之间，易先生该选哪一个呢？
可是，当易中天不吃这一套，给“砸”了回去之后。他们仍然不转弯，不给自己台阶下，在这个尴尬的时刻，美丽的女主持有理有节地更逼一步：这是网友的问题，我们是“代表网友”提问。
这下你得上套吧？你无法抗拒公众吗？这真是太不好意思了。它相当于把试图在挑衅性问题面前蒙混过关的易先生捉了回来。然而，主持人也没有给自己留退路。假如易先生反问：你怎么知道网友也委托了你在众多的观点中选取一个卑下的道德问题呢？假如网友也说了，你的问题太“愚蠢”，请到后台去休息，你是不是要立即照办呢？—— 这样游戏下去，不就成了大专辩论会了吗！在笔者看来，这个访谈里，主持人的提问再现了两个经典句式，前者曰“阴谋论”，后者叫“代表论”。这两招是很厉害的。如果说“阴谋论”是语言陷阱，“代表论”就是语言暴力。中国媒体的“代表论”有着浓厚的传统。当新闻动辄“代表人民”的年代，“登报”就是绝对真理，因为你不能反对人民，正如现在你不能反对网友一样。但是，现在我们明白，从人民，现在叫公众或者公民这个名字，就可以知道未经“授权”是不能随便代表的。而媒体更不能随便托公民和公众或网友的名义，获得先验的正确性，更不能以此为自己免责。媒体的责任就是发现有公共价值的问题，而一经媒体选中的问题，就是媒体自己的问题。所以，“代表网友”的问题，全部的责任、光荣和惭愧，都归主持人而不归网友。
在我们的电视文化里，主持人要变聪明是很难的。当易先生冷冷地回答了“不要以为什么都是策划的”以后，当易先生“提醒”主持人是否要“继续愚蠢下去”的时候，两位年轻的主持人其实应该有所警觉了。但是，我猜想他们没有别的预案，只得按预设的问题，继续“愚蠢”下去，即便自己脸色也很挂不住，即便憋得泪光涟涟。呜呼，假设这时，他们能够转换思路，问一下易先生：质疑余秋雨大师的公共道德，于公共意义上是否具有和具有怎样的价值？访谈当会峰回路转，回到正轨。但是，如果价值的问题不在预设范围，他们又凭什么化解这个僵局？
从易先生的角度说，他并没有必要在电视镜头前去玩那“是，或不是”的二难式的脑筋急转弯，这是一个危险表演。他坐在那里，确实有点不是地方。“阴谋动机论”导向于前，“代表网友论”逼问于后，他要不把握机会，主动“开砸”，调控一下局面，那就太愚蠢了。而易先生没有上套，主持人就感到了极大的委屈，还用了极大的克制，而这只是为了“继续愚蠢下去”，这不是够荒谬了吗？
电视传播的强大功能，不得不强化主持人话语权，这已经被天然赋予，并且坐上去就代表主流的幻觉。他们甚至假想自己正确无敌，享有不接受批评的豁免权。他们甚至拒绝承认自己有可能提出“愚蠢的问题”这样人之常情的假设。他们用“诛心”方法款待“嘉宾”，以维持节目的“公共热度”，还要求“嘉宾”只能像小学生一样绝对配合演绎他们预设的问题，而不允许、不尊重，更不鼓励受访人说出他的真实意见，尤其是批评意见。这该有多过分！
然而，中国的电视又是多么势利的“公共物品”，有时它呈现的面孔是跟上述情况正好相反。它前倨后恭，全看你有没有来头。观众一瞄场面的布置，一看主持人的态度，就知道受访人的地位和权力。易先生的地位，当然只配享受一番客气话，但如果“主流文化榜样”来了，垄断一方的财阀来了，或者某种级别的人物来了，主持人就只好配合表演，甚至也“被电视绑架”，没有一句话是自己的了。这哪里是做严肃节目，特别是思想访谈的样子？中国的电视根本就回避严肃的思想访谈，也坚决避开日益尖锐的真实问题。国外在思考娱乐至死的后现代性，我们有时也跟着说。可是，我们的问题是连娱乐都不会，我们的电视连幽默感都排斥。说“不愚蠢还当不上领导呢”，主持人要不吓得花容失色，也觉得这里应该当着电视镜头“保护”一下领导，赶紧声明“我们的领导并不愚蠢”。这一意外的幽默让人想起马克·吐温骂议员的段子。你说这电视能不把人搞傻吗？这就需要主持人拿愚蠢去配合电视，一如嘉宾需要拿愚蠢去配合主持人，否则大家都下不来台。
中国的电视文化跟中国的公民社会一样，还处于儿童期，正是这样的电视文化造成了主持人的困难。在今天的世界上，很少有电视台像中国这样，连最需要聪明智慧的访谈类节目主持人，也自觉地把自己打扮成花瓶，干吃青春饭的活儿。这似乎只需要下表面功夫，而不需要知识准备。男主持人在节目现场口口声声用“美女”指代自己的女同事，仿佛这不是工作前台而是美容院，不是智力活动而是化装舞会。有谁考虑过这是不是有涉对职业女性的尊重？至少她在向受访人抛出问题的那一刻，美女也只是居后的问题。例如，你不能要求易中天看在美丽的份上向主持人优惠自己的原则和尊严。
不过，非常网络的这个访谈，却有另一种成功。但它种瓜得豆，使沉浸在低劣的人文环境中自娱自乐欢腾多时的电视里，蹦出一个“砸台”的标本，让我们有机会讨论一下“愚蠢的问题”。虽然，有一些主持人在为这两位“被砸”的同道打气，认为他们跟自己一样的完美，并且向易先生，其实也是向社会展示了更多“愚蠢的问题”和糊涂的观念，但我相信，总有一些人会在这个事件中有所触动，有所反思，有所增益的。作者：何三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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