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艰苦时期游击队大义灭亲的真实故事
文革第二年，作为批斗对象当权派的父母亲带领我们躲到了我从未去过的山东老家郯城。爷爷奶奶早已不在人世，老房子也已不能住人，父亲又是独子，我们就住在了他的叔叔、我们的二爷爷家。二爷爷也只有一个儿子，西藏平反时进军四川，在那儿安了家，家里也就剩他孤老一人。
我们那时常去邻居三大娘家玩。三大娘对我们特别好，总拿红枣、柿饼儿、白果给我们吃，还教我们纺线线。只是我们有些奇怪，和她住在一起的老头，我们却叫他“二大爷”，而她的儿子却喊她“大娘”。更奇怪的是，我们刚到老家时，父亲却叮嘱我们要少到隔壁三大娘家玩。等知道我们每天都要去三大娘家时，他便无可奈何地叹口气，说：“可不要惹她生气！”我那时心里感到很好笑，三大娘待我们像自己的小孩一样，为什么不可以上她家玩呢？
终于有一天，是大风雪的夜晚，我们全家围在小火盆旁，父亲在讲他打游击的故事时，解开了压在我们心中的迷团。
“你三大娘的丈夫是我们给打死的。”说这话时，父亲声音很低沉，我们却如雷灌耳，眼也睁得老大。父亲接着就自顾自地语调缓慢地讲述起来。
那是打日本鬼子最艰难的一段时期，敌我拉据，争夺地盘。父亲当时带着五六个本村小伙子参加了县抗日大队，其中就有二爷爷的儿子和三大娘的丈夫。一天半夜，有人来告诉父亲，说三大娘的丈夫拿着枪逃跑了。父亲当时是中队长，他赶紧让大家转移，并且立刻把这消息告诉了大队部，很快就传下“立即把他干掉”的命令。三大娘的丈夫是父亲的近房弟兄，到部队后，就一直闹着要回家，老说落后话。而当时他们村子还是敌占区，逃回家就是投敌，更何况还是携枪投敌呢？残酷的战争既不讲亲情，也不允许犹豫不决。就在接到命令的当晚，父亲派了两个人，来到三大娘家。是三大娘开的门，然后叫出了披着小袄的三大爷。三大爷从磨底下拿出枪，然后跪倒在地，接受了惩处。当时村子里还住着伪保安队，那两人冒着生命危险，完成任务，提着三大爷的枪连夜赶回了队伍。三大娘草草埋了丈夫，人前人后，总是抬不起头，但也没有改嫁，后来就和远房的二大爷爷搬到一块过日子。
听完父亲的讲述，我们心里都很沉重。那一年，我才十一岁，我对抗日战争的了解，仅仅来自于《敌后武工队》、《平原枪声》、《铁道游击队》等抗日题材的小说，而对发生在自己亲人身上的这一个没有什么英雄光环的故事，既感震惊，又感迷惑，脑海中也就此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这时父亲双手捂住脸，用力搓了几下，声音有些嘶哑地说，他那时也搞不明白，二大爷为什么要把枪拿走，他应是想家逃跑的，可是把枪拿走，就难逃携枪投敌之嫌了。那时一个中队几十人，才有一二十杆三八大盖枪，为缴获一支大盖枪，不知要牺牲几个人呢！
大家沉默了一会，只听母亲说：“人家三大娘可是好人呢！”父亲也说：“他三大娘确实是个好人。可那时斗争就是这样残酷，不这样不行，像他叔，还险些儿把二爷爷给枪嘣了呢！”父亲的语调轻松起来，而我们却又有一种如雷灌耳的感觉，因为二爷爷慈祥、和善，儿子怎么会开枪打这样的父亲呢？
那是一个傍晚，有人来报消息，说二爷爷当了伪保长。当时也不过十五六岁的叔气得把饭碗摔在地上，提着枪就要走。父亲喝住他，说这事得查清楚再处理。谁想当夜叔就独自一人提着枪离开了部队，直到第二天早晨才回来。父亲当时紧张极了，揪住他问情况。他说他不能容忍父亲当汉奸，当天夜里他就潜回村里，父亲却不在家，他就伏在磨道里端着枪，一直等到天亮，可父亲还是没回家。当时村里正住着一小队日本鬼子，他不能多等，就跑回来了。父亲这才倒抽一口凉气，赶紧派人与村里地下dang联系，这才查清楚，日本鬼子非让村里找一人当保长不行，否则就要杀人放火。二爷爷是长房，辈数又高，人缘也好，就由他当了伪保长。他当伪保长从不做坏事，遇到交不起税粮的人家，就自己倒贴上，已经贴得家里一贫如洗了。他还经常为地下dang通风报信，是个“白皮红心萝卜”。叔这才放下一颗悬着的心，直用拳头捶自己的胸脯，深悔自己鲁莽，差一点做下遗恨终生的错事。而那一天二爷爷之所以幸免于难，是因为他走亲戚晚了，就住了下来。
讲完这两个故事，已是深夜。临睡前，父亲对我们说：“你叔打仗，可是好样的。我和他有二十年没见了！”那夜做梦，竟梦见胸佩英雄勋章的叔腰挎手枪，拎着我的手，要带我去当兵呢！
在建国五十周年的日子里，又突然想起多年前父亲讲过的这两个大义灭亲的故事来。他们那一辈人，为了理想，为了革命，为了把祖国从侵略者的铁蹄下解放出来，为了新中国的建立，不惜牺牲一切，而我们对他们又了解多少呢？
